第五章屈原和楚辞

                      第一节  楚文化和楚辞的产生

一、先秦楚国的发展和楚文化的特征 

季羡林认为“中国古史应当重写”，缘由就在于“楚文化或者南方文化至少可以同中原文化并驾齐驱”。《诗·商颂·殷武》记载：“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被商商王朝征服后，荆楚之地正式被商王朝纳入统治版图，成了其麾下的“南土”之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为了监管“南土”之地的民众，确保商王朝在此区域的绝对统治，商王朝在今天的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的盘龙城建立起了一个庞大军事重镇，一旦有人反对它的统治，它就可马上发兵攻讨。荆楚之地的楚国先民们不堪忍受奴役，常起兵反抗。商王朝则出兵讨伐。《诗经·商颂·殷武》所记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就是描写商高宗武丁对楚国先民进行讨伐的场景。这是史料记载的商与荆楚最激烈的一次战争。战争的规模很大，商王朝的势力深入到了荆楚之地的纵深地带，荆楚也竟有强兵劲旅与之抗衡。虽然通过武丁的征伐，荆楚部落又重新臣服于商。但是，这种征服和反征服的战争一直是存在的，到了商王朝的后期，也愈演愈烈。殷墟卜辞上多有“弗雀噩在南”和“多亡祸在南土”等的记载。楚国先民在长期的对商斗争和对外部落冲突中建立起了一支保护部落生存的武装力量“荆之旅”，部落联盟的酋长就是这支武装力量的首领。楚国虽然在卑事商王朝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反抗，但却自觉与不自觉中接受了商文化，掌握了青铜技术，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其政治经济不断向前推进。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其力量也不断强大。商王未年，当新的势力开始在中原兴起，王朝更迭渐成定局之时，对商怀有血海深仇的楚国先民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周部落所建立的同盟中，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灭商大战之中。楚国先民成了灭商兴周运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同时，楚国作为方国之一，他们的贵族子弟可以来到商的学校接受教育，所以楚国能够在后来在语言、文字和物质文化方面同诸夏同步。《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熊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子”周王朝给予内附有功的异族酋长的封号，表明楚臣服于周。《楚宝》载：“鬻熊……年九十始见于文王，王曰：‘噫，老矣’鬻曰：‘使臣捕兽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国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为师。”贾谊《新书》载，文、武、成三王都曾师事鬻子，咨以国事。《汉书．艺文志》有《鬻子》22篇，并加小注曰：“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史记·楚世家》载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始有明确的姓和都城。但据《史记．孔子世家》载令尹子西语：“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 还有《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楚世家》“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左传·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 西周初年周楚关系相当和睦。据说周公曾南奔楚。《左传·昭七年》追记鲁襄公访楚前梦见周公祖而行。昭王伐楚，《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皆有明文，《左传·僖四年》管仲更以此事作兴师问罪的借口，此事的真实性无可怀疑。西周末年楚国开始崛起。熊渠，勇力过人，胆略非凡，是楚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国君。由于他功绩卓著，楚国后人也是把他作为神奇人物传颂的。如《韩诗外传》说：“昔者熊渠夜行，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殷羽，下视，知其为石。”《史记·龟策列传》甚至还说，连后羿的射技也不及熊渠。熊渠不仅善射，在战场上勇于作战，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头脑。他向周围地区的开拓，大致执行的是近交远攻、先礼后兵的方针。楚国发迹于丹、淅，后向睢山、荆山发展，即沿丹水而下，逐步至汉水流域。其间广阔地带，杂居着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此外，西南有巴人，东南还有扬越。在周王朝的压迫下，楚人一方面臣服姬周，一方面巧与周围方国部落周旋，求得生存与发展。《史记·楚世家》称熊渠在江汉地区甚得人心，“蛮夷皆率服”，熊渠承继国君后，国力增强，后方稳固，开始有重点有选择地攻打邻国，开拓边境。《史记·楚世家》：“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当这一战略目的初步实现后，熊渠不满足原来子男之国的地位，公开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公然也以天子自居，封长子康为句 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史记·楚世家》)。熊渠把如此广阔的“江上楚蛮之地”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就是力图把楚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增强国力，以与周王室对抗。楚人仿效商周，实行以王为首、分封诸侯的奴隶主贵族政体。普遍实行采邑制。楚国后来出现的许多大贵族，如若敖氏、[艹/为]氏、屈氏等，就是从最初实行采邑制发展而来的，[艹/为]氏、屈氏并以采邑为氏。《史记·楚世家》说：“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从熊绎至熊渠一百多年间，楚国由弱变强，逐步摆脱周王室的束缚，走上发展的道路。其时，楚国虽然以丹、淅至汉水上游为根据地，但其势力已渐南下，并扩大了对周围地区的统治。熊渠兵锋向南而东，表明他战略发展的重点在南方，企图先在长江流域确立一强国地位后，然后北上争雄，决心走与周王朝分庭抗礼的道路。熊渠的这一方针，对后来楚国国君影响很大，奠定了后来楚国立足于江汉、争霸中原的战略基础。熊渠自称“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成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楚人创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荆楚文明，与这一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熊渠不愧是楚国历史上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周王朝为了控制荆楚，在汉水以东以北和江淮分封了随唐申吕曾沈蓼厉轸贰等姻亲或姬姓诸侯国，称为汉阳诸姬。 熊通与邓国相亲，娶其公族女子“邓曼”。灭掉权国置权县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域。此后，楚每灭一国，便把该国公族迁到楚国后方，严加监管，对该国的故地则通常设县，因俗以治之。《左传·桓公二年》记：“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公元前706年，熊通伐随，迫随侯求和，成为楚的附庸。强求随替楚要挟周天子：“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在周天子拒绝提高楚君名号后，熊通大怒：“王不加我，我自尊耳！”自立为“楚武王”。张正明《楚史》指出：“熊通称王，开诸侯僭号称王的先河。”周天子、诸夏和群蛮都莫之何。此后，熊通又邀请若干诸侯到沈鹿(湖北钟祥县东)会盟，黄、随两国的国君缺席。武王一面派熊章去责备黄君，一面兴师伐随。随师大败，表示愿意侮悔改与武王结盟。公元前701年，楚国在汉东的霸主地位确立。公元前6年武王再次大举伐随，卒。他留下了丰硕的政治遗产：一是有清朗而安宁的江汉平原。二是留下了一套初具规模的国家机器。王的下面，有令尹总揽军民大政，有莫敖掌军，有县尹为一县之长，还设有其官职。三是为北上中原建立了两个前哨，左翼是若，右翼是蓼，相向窥视着南夹道。楚人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打通南襄夹道、占领南阳盆地了。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在他生活的年代，楚国已经有了700多年历史，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这一阶段从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封楚子熊绎于丹阳，至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楚武王熊通（一作熊达）僭号称王，大约300年。第二阶段从熊通称王那年至屈原诞生的楚宣王三十年（公元前340年），整整400年。屈原辅佐的楚怀王熊槐是楚国称王后，包括熊艰、熊员两代没有来得及称王便被取而代之的短命政权在内的第20代君王。怀王的父亲楚威王熊商建立的基业被誉为“霸王之资”，堪称楚国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到了怀王这一代，正经历着一个从盛到衰的痛苦过程。武王去世后，文王即位，他采取的第一个战略行动是都郢，牢固地控制了江汉地区。为承继楚武王“欲观中国之政”的意愿，立即全力北进。当时汉东道路已被打通，楚文王的主攻方向是在汉北，以直接叩开北通中原的大门。公元前688年(楚文王二年)，楚文王领兵攻申，回归时又攻打了邓国，楚国势力实际上已伸入南阳盆地。楚文王在北伐取得初步成果后，又图谋东向，以扩大北上的通道。公元前684年(楚文王六年)秋，出兵攻蔡，大败蔡国，并虏蔡侯归，接着又把他释放了。这件事影响很大，孔子撰《春秋》，第一次记载了楚国的事。蔡是姬姓国，开国君主是周武王弟叔度。现在楚文王竟然把蔡国君都俘虏走了，孔子也就当然不敢小看楚国了。杜预《春秋》注说：“楚辟陋在夷，于此始通上国。”“上国”指中原华夏之国，一向被华夏诸国视为蛮夷小国的楚，现以强有力的面貌出现在中原的舞台上，为诸夏所侧目。过四年，楚文王又灭息以为县，并长驱直入蔡国，占领其地。齐桓公开始称霸。楚文王也不示弱，公元前678年为彻底打通北入中原通道，与齐桓公抗衡，灭掉邓国，大体同时也灭掉了申国。北通中原的大门业已洞开。同年，楚文王以郑厉公复位“缓告于楚”为由，发兵讨伐郑国，直抵栋而还。郑是姬姓国，又是春秋初期大国，楚文王竟借口惩罚，足见楚国已挺进中原与齐国争霸了。《史记·楚世家》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楚文王和齐桓公几乎是同时步入春秋大国争霸的历史舞台的。楚武、文王两代经不断奋战，“欲观中国之政”的愿望已经实现。楚文王的都郢与北进，为后来楚国北上争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武、文两代，楚国终于走上了争霸中原的征途。楚武、文王时，随着王权的确立，统治机构也日臻完善，并涌现出了一批颇有政治、军事、外交才干的贵族。楚武王时开始有权威的官职是莫敖。莫敖屈瑕曾代表楚武王与贰、轸结盟，郧欲令随、州、绞、蓼攻楚，从中作梗，屈瑕当机立断，在蒲骚大败郧国，终盟贰、轸而还。接着又领军打败绞国，迫其订城下之盟。从这些政治、军事行动看，屈瑕的权力是很大的，可以代表楚武王领兵出征、结盟，主持军政大事。另一位莫敖屈重，当楚武王在攻打随国途中病逝，他以楚武王代表的身份与随订盟，并与随侯会于汉水之滨。可见其时莫敖位尊权大，是仅次于王的官职(贵族)。就在这次攻随时，楚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令尹的官名与首位令尹斗祁其人《左传·庄公四年》。）尽管令尹斗祁列在莫敖屈重前面，但当时令尹作用却无莫敖突出。楚文王时继续设置令尹(《左传·哀公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武王时令尹斗祁，文王时令尹彭仲爽，是见于史籍记载的最早两位楚国令尹)，莫敖一职地位从此逐渐下降了，令尹则位显权重，成为执掌楚军政大权的百官之首(据《左传·襄公十五年》载，楚康王时莫敖排列在令尹、司马之后。故从楚成王以后，令尹已为百官之首，莫敖一职的性质与地位则已转变) 对已征服的各地，楚国实行封邑制。春秋以降，直至战国末，楚国封邑制长盛不衰，所以封邑制是楚国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楚武王又开创县制，灭权后改为县。楚文王继续奉行这一，“实县申息”(《左传·哀公十七年》)，从此，楚国县制也日益发展，与封邑制长期并存。楚武、文王县制的创立，是楚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它对楚国的崛起与强盛，起了显著作用。首先，楚文王时期设立的县，均在楚国北境，是争霸中原的战略要地。如权、那处，均在今湖北荆门境，是当时北通中原的门户。申，在今河南南阳境，紧连方城(申之北有方城山，南北绵亘数百里。楚国筑城于此，成为战略要塞，号称楚国长城)，成为楚国北上的战略要地，对后来楚国称霸中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息，则在方城南淮水北，成为后来楚国东拓江淮必经之重镇。可见楚武，文王灭国为县，是从战略需要考虑的重要步骤。其二，加强了君主，削弱了世袭贵族势力。县之长官，先称县公、尹，后又称令、大夫，一般仍由贵族担任，但已不是“封”，而是“使”(任命)。如楚武王克权，先任斗缗为尹，后迁权于那处，任阎敖为尹。而战略要地的申，历春秋各代，几乎每一、二代就有一位新的县公，足见申县已由楚王直接控制。楚王由于直接掌握县，便可大胆放手地在县建立，成为国家的一部分。如后来见于史籍的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就是以县为单位的楚国地方。而其中尤以申、息之师最具有战斗力，御秦抗晋，南征北战，为后来楚之立霸，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三，国家直接向县邑征收军赋，增强了国力。灭国为县后，县邑是要直接向国家缴纳租税的，如《左传·成公七年》载，楚庄王服宋后，庄王弟子重以为有功，请取申、吕为赏田。申公巫臣反对，理由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 ，以御北方。”《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楚康王时，司马 掩书土田，其目的就是“量入修赋”，他能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土地、摊派军赋，如无国家直接控制的县邑，是不可能进行的。楚武、文暨后来成、庄诸代，楚国之迅速崛起，北争中原，与县邑源源不断的物力、人力的供应支援，有直接关系。因此，楚武、文王首创县制，是一次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楚文王卒后，其子堵敖（杜敖）立。堵敖在位三年，政局动荡，无所作为，后在政变中被杀。公元前671 年，熊恽即位，是为楚成王。军政大权掌握在令尹子元手里。公元前6 年（楚成王八年），申公斗班怒杀子元，子元内乱遂平。楚成王以斗子文为令尹，自己亦日渐成长，楚国政局从此稳定，并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北上争霸。而子文是一位清廉勤政、律已恤民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具有着文武兼备的治国本事。初期采取尊周亲诸侯，取得了与齐等华夏之国抗衡的合法地位，而且以奉周天子之命为由，大力攻伐不臣之国，开拓疆城。公元前656年春，齐桓公为遏制楚国北进，亲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南下攻楚。最后订立召陵之盟，这是齐、楚双方经武力对峙之后达成妥协的。子文乘隙举兵灭弦，堵敖在位三年，政局动荡，无所作为，后在政变中被杀。公元前671 年，熊恽即位，是为楚成王。军政大权掌握在令尹子元手里。公元前6 年，申公斗班怒杀子元，子元内乱遂平。楚成王以斗子文为令尹，自己亦日渐成长，楚国政局从此稳定，并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北上争霸。而子文是一位清廉勤政、律已恤民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具有着文武兼备的治国本事。初期采取尊周亲诸侯，取得了与齐等华夏之国抗衡的合法地位，以奉周天子之命为由，大力攻伐不臣之国，开拓疆城。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春，齐桓公为遏制楚国北进，亲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南下攻楚。最后订立召陵之盟，这是齐、楚双方经武力对峙之后达成妥协的。子文乘隙举兵灭弦，公元前3 年，齐桓公卒，齐国霸势转衰，楚国势力已推进到了淮河中游一带。楚成王实际上已称霸中原。此时宋襄公妄图代齐而霸，与楚成王较量中，一败再败。泓之战后，楚国进一步向中原挺进。楚国加强了对长江上游地区的控制。晋国在晋文公当政后悄然崛起，一些中原国家又转而从晋，晋国影响迅速扩大。公元前634 年，城濮之战中，楚因骄纵而败，这是楚成王争霸道路上的严重挫折。公元前628 年，楚成王遣大夫斗章赴晋请和，晋文公亦遣大夫阳处父至楚回报，双方均取友好态度，标志着晋文公与楚成王争霸的结束。公元前626年，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太子商臣弑父即位，是为楚穆王(前625--前614年)。在位期间，国内形势稳定，特别在公元前617年了斗宜申(子西)与仲归(子家)后，统治更加稳定。各国形势则发生了新的变化。公元前621年(楚穆王五年)，晋襄公卒，晋卿争立新君，相互攻杀，晋灵公继位，无志图霸，实力已不如前。秦已渐崛起，穆公亦力图插足中原。崤之战后成为世仇。齐国自齐桓公死后，国势不盛。楚穆王就是在这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下，继续向北、向东进取的。公元前623年，乘秦、晋交战之机，楚迅速攻灭江。公元前622年秋，楚成大心、仲归率军灭六，冬，楚公子燮又率军灭蓼。公元前618年，楚攻打郑国，囚禁了郑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迫郑讲和。同年夏，楚又攻陈，惩罚陈之附晋。冬，遣使访鲁，以示亲善。公元前617年冬，会陈、郑、蔡等国国君驻军于厥貉(今河南项城境)，策划攻打宋国。宋昭公被迫请求归服，并亲自引导楚穆王狩猎于孟诸(今河南商丘东北)宋、郑、陈等中原国家转而附楚。厥貉之会和“田孟诸”，是楚国城濮败北后霸业复盛的表现，说明楚国仍是左右中原局势的主要强国。公元前615年，令尹成嘉(子孔)率军群舒叛乱，执舒君，进而攻打巢国，楚国势力进一步向江淮地区发展。公元前614年(楚穆王十二年)，穆王卒。子旅即位，是为楚庄王。楚庄王的“庄”字，在谥号中的意思是：兵甲亟作曰庄、叡圉克服曰庄、胜敌志强曰庄 死于原野曰庄、屡征杀伐曰庄、武而不遂曰庄。由此看来，庄王的一生是在刀光剑影中度过的，他的武功，在楚国历史上的确是空前绝后。庄王（前613—前591年）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元年)，晋会宋、鲁、陈、卫、郑、许等国国君盟于新城(今河南商丘西南，一说今密县东南)，把矛头对准楚国。当时，江淮一带有舒、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等小国，这些小国都是武王灭商后，分封皋陶后裔时所建封国，号称“群舒”。群舒不稳定，楚令尹子孔和太师潘崇率军前去攻讨。公子燮和子仪的天下了。《左传·文公十四年》载：“初，斗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挟持庄王出逃商密(今河南淅川西)。庐(今湖北南漳东)大夫戢梨与叔麇设计诱杀公子燮和斗克，平定了“二子之乱”。 《韩非子·喻老》，“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也。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曰：“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此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子释之，不谷知之矣。”处半年，乃自听政。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而邦大治。举兵诛齐，败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庄王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在《史记·楚世家》中，更是对这个故事做了详细的记载，但是在同一本书里，《滑稽列传》又说道：“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不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楚庄王即位三年中，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下令国中：“有敢谏者死无赦！”(《史记·楚世家》)此时伍举入谏。楚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正在作乐。伍举说：“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楚庄王说：“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史记·楚世家》)又过数月，楚庄王淫乱更甚。大夫苏从又入谏。庄王说：“若不闻令乎？”苏从说：“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史记·楚世家》)于是楚庄王停止淫乐，上朝听政，对楚国上下进行了整顿，任伍举﹑苏从以政，励精图治，终成霸业。孙叔敖为宰相，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国势更加强盛。公元前606年，庄王曾率领楚军，借出兵讨伐陆浑之戎为名，陈兵于洛邑境内，对周天子耀武扬威。周定王被迫派人为他举行慰劳欢迎之礼，他询问九鼎之大小和轻重。九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楚庄王这样做，暴露了他欲取代周天子的用心。此举虽然遭到周臣王孙满的批驳，但是却充分反映了楚国再度崛起的这一客观事实。庄王九年，他面临人生中最大的危机，若敖氏一族的子越发动叛乱。蒍贾在子越的指使下罗织罪名，在庄王面前告了令尹子杨一状，庄王赐子杨死，任命子越为令尹，蒍贾为司马。子越“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尞阳而杀之，遂处烝野，将攻王。”（《左传·宣公四年》）。庄王缓兵之计，要求用三王之子（楚文王、成王、穆王子孙）为人质，向子越妥协。子越断然拒绝，庄王亲自带兵出征，与若敖氏“战于皋浒(今湖北襄阳西)”。子越向庄王射了两箭，均几乎伤着楚庄王，王军大恐，纷纷后退，庄王不愧是个有雄才的君主，急中生智，对士兵们说：“吾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伯棼窃其二，尽于是矣。”寥寥数语，轻松地稳住了军心，士气大振，一举攻破了若敖的，灭了若敖全族。 从此庄王真正掌握了楚国的军政大权，巩固了统治，北上称霸再无后顾之忧。王另一个足以为众人所道的是他的仁义和德行，被后世称为“仁义之君”，主要是因为三件大事：复陈国，受郑降，撤围宋之兵。庄王十六年，楚以夏征舒弑君谋逆为名伐陈，并陈为县。申叔时劝谏：“鄙语曰，牵牛径人田，田主取其牛。径者则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于天下！”庄王觉得言之有理，遂复陈。庄王十七年，围郑三月，克之。郑伯请罪说：“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宾之南海，若以臣妾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不忘厉﹑宣﹑桓﹑武，不绝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庄王认为“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绝乎！”与郑立盟。庄王二十年，宋杀楚使，庄王大怒，派兵围宋，华元潜入楚营逼迫庄王君臣订立盟约，在讲明绝粮的实情后，庄王表示对华元的敬佩，遂撤军。前597年，晋、楚战于邲，晋军大败。楚围宋，宋向晋告急，晋畏楚而不敢出兵。从此，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成为中原的霸主。《韩非子·有度》曰：“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既没，共王继位，此时楚国开始走向衰微，鄢陵之战后，晋国抬头，历史上呈现晋楚并霸的局面，康王、灵王、平王、昭王之时，楚国进一步衰落。公元前5年鞍之战后，谷阝氏势力大长，公元前576年，三谷阝“谮而杀之”好直言的伯宗。鄢陵战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74年，厉公想除掉权重的谷阝氏、栾氏、中行氏，杀三谷阝而仍复栾书、中行偃职。第二年，栾书、中行偃杀晋厉公，迎立年青有为的晋悼公。《左传·成公十八年》载：“始命百官，施舍、己责(赐予并免除百姓对国家的拖欠)，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政治趋于稳定，“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晋悼公与楚争霸，首先进行争宋。公元前573年(楚共王十八年)夏，郑乘晋厉被杀、晋悼公初立攻宋，又会楚军取朝郏(今河南夏邑)。楚、郑联军攻占彭城，使奔楚的宋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五大夫居此，并以三百乘兵力助守。秋，宋派老佐、华喜围城。冬，楚子重伐宋以救彭城。宋华元赴晋求援。中军将韩厥说：“救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焉。”(《左传·成公十八年》。)晋悼公于是统军救宋，楚军撤退。公元前572年，晋、宋、鲁、卫、曹、莒、邾、滕、薛等国组成联军，为宋攻打彭城，宋五大夫降。齐未参加联军，晋即讨伐，迫齐以太子先为质。这年夏，韩厥、中行偃又率齐、鲁、卫、曹、邾、杞等国伐郑，破郑外城，败郑步兵。接着又乘胜南下，进攻楚的焦、夷和盟国陈。晋悼公初立，即大会各国援宋夺取彭城，又迫使齐服，可见晋国内稳定，国势复振，楚国则转向被动不利。晋争宋问题解决后，即把矛头对准郑。郑内部对楚、晋发生动摇。《左传·襄公二年》载：“郑成公疾，子驷请息肩于晋。”郑成公不同意， “若背之，是弃力与言(弃其功背其盟誓)”(《左传·襄公二年》）公元前571年(楚共王二十年)七月，郑成公卒，其子郑僖公立。晋乘机攻郑，郑诸大夫欲从晋，执政大臣子驷奉郑成公言，未同意。这年，晋两次会宋、鲁、卫、曹、邾、齐、滕、薛、小邾等国大夫于戚，决定筑城虎牢以逼郑，郑惧而背楚事晋(《左传·襄公二年》。）公元前570年夏，晋悼公想进一步与吴修好，孤立楚国，于是会周单顷公及诸侯于鸡泽，虽“吴子不至” ，但楚之属国陈则不堪楚令尹子辛求索过度为由，主动请服。公元前568年夏，吴王寿梦派大夫寿越赴晋，解释不会鸡泽之故，并请修好。秋，晋等盟国就与吴王寿梦会于戚，晋以盟主身份，命各国戍陈以备楚。楚失宋、郑、陈后，楚共王为了改变对自己的不利形势，重又与晋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陈自公元前570年鸡泽之会背楚从晋后，楚一直对它用兵不止。公元前568年，楚出兵质问其叛楚原因，陈人回答：“由令尹子辛实侵欲焉。”楚共王立即杀了子辛，这件事非同小可。公元前565年，楚子囊伐郑。郑六卿或主“从楚”，或主“待晋”。子驷说：“民急矣，姑从楚，以纾吾民。晋师至，吾又从之。敬其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为害，民不罢病，不亦可乎?”决定与楚和；但又怕得罪晋，告晋：“民知穷困，而受盟于楚。孤也与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公元前5年，晋会齐、宋、鲁、卫等国攻郑，郑惧而请和，与各国盟于戏(今河南登封嵩山北)。不久，楚共王领兵来攻郑，郑又与楚和，盟于中分。公元前563年，晋悼公会各国伐郑，驻军于牛首 (郑邑，今河南通许北) ，又筑虎牢城而戍之，郑被迫与晋和。楚令尹子囊率军来救郑，郑又与楚盟。郑诸大夫对此局面极其忧虑：“不从晋，国几亡。楚弱于晋，晋不吾疾也。晋疾，楚将辟之。何为而使晋师致死于我，楚弗敢敌，而后可固与也。”楚、晋相争，郑诸大夫已感到“楚弱于晋”，与其两面应付，不如与晋固结。这种，显然是原来子驷两面应付的重大转变。晋悼公与楚共王争霸，明显地占了上风，郑大夫作出“楚弱于晋”的分析已为历史所证实。公元前560年(楚共王三十一年)，过两年，晋悼公卒。晋、楚争霸从此转入尾声。公元前545年冬，楚康王卒。子熊麇继位，是为郏敖。军政大权实为康王弟令尹王子围所掌握。公元前541年春，王子围与晋赵武、齐、宋、卫、陈、蔡、郑国大夫、许、曹国君盟于虢以重温宋蒙门盟之好。 “楚公子围设服离卫”，公然使用楚王的服饰设施，在各国面前，表明自己虽令尹，实楚君，显示出觊觎王权的野心。公元前543年杀司马蒍掩而取其室，以断“王之四体”。闻郏敖有疾，借“入问王疾” 之机，以其冠缨绞杀郏敖，又杀其二子幕及平夏。前540年冬，即君位，是为楚灵王。他是一位立志兴霸、夺取天下的雄心勃勃的君主。对内加强王权，打击大姓贵族；对外曾在公元前537年和536年两次东伐吴，北图霸，灭陈、蔡，并在东、北各地多处筑城，一时楚国霸主地位得到加强。但他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加上连年穷兵黩武、对外扩张不止导致争战不停，“国人苦役”(《史记·楚世家》)，终使自己走向败亡。公元前529年，蔡公弃疾与公子比、公子黑肱盟于邓(今河南漯河东南)，结成推翻楚灵王统治的政治、军事同盟。盟会决定让陈、蔡复国，以煽动陈人、蔡人起来反对楚灵王统治。邓盟后，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及蔓成然、蔡朝吴率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在四族之徒（氏、许围、蔡洧、蔓成然等）的配合下，攻入楚国内地。当进入城郊时，陈、蔡打算筑军垒树陈、蔡军旗，被公子弃疾阻止。公子弃疾派人先入郢都，串通“正仆人”(宫廷仆人之长)杀掉灵王太子禄及公子罢敌。公子比等三公子以长幼为序，分别即位为王(公子比)、令尹(公子黑肱)、司马(公子弃疾) 。公子弃疾一方面清除楚灵王亲信，另一方面派观从率军奔赴乾[奚谷]，向楚灵王原率宣布：“先归复所(复其禄位、居室、田里、资财)，后者劓。”楚灵王率军回还，至訾梁(今河南信阳)，部众溃散。楚灵王众叛亲离，想沿汉水而去鄢(楚别都，今湖北宜城西南)。芋尹无宇之子申亥感楚灵王不杀己父之恩，就到处寻找楚灵王，遇王于棘围，把他接回家中。这年夏五月，楚灵王自缢身亡，申亥以其二女殉葬(此从《左传·昭公十三年》。《国语·吴语》：“王缢，申亥负王以归而土埋之室中。”) 公子弃疾进而谋取王位，乘乱逼迫公子比、公子黑肱自杀。弃疾即王位，改名熊居，是为楚平王。楚平王夺取政权后，“息民五年”，楚国形势有所好转，但他贪求女色，重用佞臣，听信谗言，忠良，把家国弄得一片混乱。费无极陷害太子建及其师伍奢。楚平王太子建娶秦女，并费无极去迎娶。费无极说秦女美貌，劝楚平王自娶。建议楚平王让太子建、伍奢居城父戍守，不久又说太子建、伍奢勾结北方诸国，图谋叛楚夺国。太子建被迫出逃，伍奢及其长子伍尚被杀害。公元前516年，平王卒，其子昭王年幼，军政大权落在庸碌而又“蓄聚不厌”(《国语·楚语》)的令尹子常的手里。费无极又唆使子常杀谷阝宛及其族、党，迫使伯氏之族出逃，后来伯氏之族伯喜否在吴受到重用。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吴国在伍子胥、伯喜否等的精心策划与带领下，联合蔡、唐，大举攻楚，五战五胜，迅速地攻占了楚都郢。申包胥到秦国搬来救兵。在楚、秦联军的反击下，越国又在后方牵制吴国，吴军屡屡失败，被迫撤退。秦楚联军击败吴军后，昭王回到破败不堪的郢都，感伤满怀，与臣僚商议后，迁都长江北岸的今湖北荆州，都名仍为“郢”。 吴楚大战后，楚国经过8年的休养生息，逐渐恢复了元气。惠王时，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其间，楚国和诸侯列国战战和和，并无大的建树，一直延续到简王、声王。战国初期，楚惠王继续执行安邦定国、伺机发展的方针，在对外争夺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楚惠王即位后，夫差击败越王勾践，轻视越、楚，全力北上争霸。为伐齐、晋，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组织民力，筑城于邗(今江苏扬州市境)，凿邗江(邗沟)，南引江水，北过高邮西，折东北入射阳湖，至今淮安北入淮，以通漕运，然后挥师北上，在两次打败齐国、并迫使伍子胥自杀后，公元前482年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定公争先歃血(争做盟主)。不料越王勾践出兵袭吴，攻破吴都姑苏。夫差只得以厚礼请和，让位于越，已无力再与楚争战，公元前480年(楚惠王九年)，楚令尹子西、司马子期率兵攻吴，进军至桐。楚国长期受累于东吴的局面，即告结束。中原诸国，自春秋中后期以来，公室日渐卑弱。公元前493年，赵、韩、魏联合战胜了范氏、中行氏。鲁国“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齐国则政归田(陈)氏。楚国一直是实行以王为首、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奴隶主贵族专政，其统治比较稳定。但也出现了公开向王权挑战的白公胜夺权斗争。白公胜，楚废太子建之子，楚平王之孙。公元前487年(楚惠王二年)，令尹子西召胜回国，白公胜回国后，积极争取民众，准备夺权。《淮南子·人间训》载屈建向预言石乞白公胜将为乱。但后者则言语“白公胜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屈建指出“此乃所以反也” 。公元前479年，吴攻打楚邑慎(今安徽颖上北)，被白公胜打败。胜于是以献吴捷为名，领兵入郢，“遂作乱”七月，杀令尹子西、司马子期，劫惠王。白公胜欲以子闾为王，子闾不从，亦被杀。接着置楚惠王于高府，楚大夫圉公阳凿宫墙而入，把楚惠王背到昭夫人处躲避叶公子高(沈诸梁)闻白公胜发难，遂率方城外之军打败了白公胜，白公胜自缢而死。这被称为“白公之乱”。叛乱平定后，子西之子宁(子国)为令尹，子期之子宽(公孙宽)为司马。白公胜夺权斗争的失败，影响深远。楚一方面虽仍以大国强国加入争雄行列，另一方面则内部深蕴危机，旧贵族势力始终很强大，缺乏生气，楚国也就逐步衰弱下去。白公之乱后，惠王继续向外扩张。公元前478年秋七月，遂灭陈为县。公元前477年巴人攻楚，楚令尹公孙宁等率军迎击，大败巴军，封子国析(今河南淅川西北)，开楚国封君之先例。公元前476年春，越发兵攻楚，夏，楚公子庆、公孙宽追击越军，至冥(越地，今浙江长兴西南)，不及，乃还。秋，楚沈诸梁(叶公子高)为报复越国，率军攻打东夷。三夷(今浙江宁波、台州、温州一带)与楚盟于敖(东夷之地，亦今浙江滨海处)，楚国势力已东及海。稍后，越灭吴，勾践北上争霸，但此只是春秋大国争霸的尾声，春秋时代结束，战国封建兼并战争时代开始。公元前473年(楚惠王十六年)，越灭吴后，勾践称霸诸侯，势盛一时。勾践为了缓解与楚国的关系，主动以淮上地与楚，此则有利于楚国的进一步东向。其后，楚通好于秦，当晋内部斗争激烈、三家分晋和越国渐走下坡路时，公元前447年(楚惠王四十二年)，楚即迅速地灭掉了蔡国。两年后，即公元前445年(楚惠王四十四年)，楚又灭掉了杞国(今山东安丘东北)。《史记·楚世家》说：“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自此，楚东拓疆土至泗水之上，尽有江淮以北之地。公元前432年，楚惠王卒，但国威不减，第二年，即公元前431年(楚简王元年)，楚又灭掉了莒国(今山东莒县)(《史记·楚世家》。蒙文通《越史丛考》谓齐先灭莒，楚顷襄王时为楚所灭。）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继承楚昭王事业，利用春秋末战国初各国内部变动、无力外顾和越国衰败之机，与秦和好，积极向东开拓，使楚国重又复强，以大国强国的地位步入战国的行列，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楚惠王不失为春秋战国之际的楚国又一有作为的国君，他和楚昭王一样，为楚国的复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在楚国对外争夺取得重大进展之际，楚国内部问题也积聚很多，日益演成难以克服的弊端。商末周初楚人立国后，仿效中原王朝，实行以王为首的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奴隶主贵族政治。王与奴隶主贵族是世袭的，各级官僚也就由这些世袭贵族轮流担任。为保证王权巩固，最重要的执掌政治、军事大权的令尹、司马，除了在武、文时代有破格录用非王族宗亲人员担任的例子外，一般均由公子(君王子弟)和世家大族担任。楚庄王时既用世家大族，亦用众公子为令尹和司马。此后，这种格局没有政变，一直延续至战国后。这种王室宗亲垄断政治的局面，一方面避免了王权旁落，另一方面也使政治守旧，缺乏进取的锐气。楚人建国后，无论是令尹、司马或担任其他官职的官吏贵族，都以俸禄和“赏田”的形式，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人口，享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此外，楚国在一些地区建立了县邑制。县邑制在性质上与贵族食邑制已有所区别，然而统治县邑的县公拥有临土治民的权力，故亦享有政治、经济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贵族大吏权势的增长，春秋末战国初，楚国又兴起了封君制。封君制的特点，一是封地赐田，如《左传·哀公十八年》所记的“封子固于析”的析地，就是子固的封地。显然，这是楚国固有的“封邑”占有形式的继续。二是被封的贵族大吏，又给予以“君”的爵号，“很明显，封君是一种特殊的更为尊荣高贵的爵称”(何浩《战国时期楚封君初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当然，封君并非楚国所独有，中原各国也行封君制，但楚国封君时间早、人数多，一开始就对楚国的政局，带来不利的影响。见于古文献与考古发掘资料，楚惠王时期的封君除了析君外，还有鲁阳文君、阳城君等数人。析君子国(公孙宁)是楚平王之孙，白公胜夺权失败后就担任了令尹。令尹而被封为“君”，使令尹的权势更加膨胀，经济实力更加雄厚，无疑有碍于楚国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楚悼王时，封君更多，权力更大，终演成“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而下虐民”(《韩非子·和氏》)的局面。公元前432年(楚惠王五十七年)，楚惠王卒，子仲立，是为楚简王，楚简王在位二十四年，公元前413年(楚简王十九年)伐魏，攻至上洛。公元前408年简王卒，子当立，是为楚声王，在位仅六年，即为“盗”所杀。这是楚国积弊日深的直接反映。从中可见，战国后，楚国明显具有呈升沉双向发展的特点：一方面，由于昭、惠王时期的复兴，对外争夺取得了重大进展；另一方面，楚国长期实行王室宗亲专政，社会矛盾日益加深与激化。公元前400年，韩、赵、魏合兵数次攻楚，向楚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公元前401年，楚声王子类立，是为楚悼王。入战国后，魏国崛起，败秦齐，三晋与楚矛盾骤然尖锐，楚短暂的宁静局面结束。公元前400年(楚悼王二年)，楚抢先一步，与韩、魏争夺郑国地，三晋立即联合起来反击，攻楚至乘丘(今山东巨野西南)而还。楚为摆脱被动，连年攻周郑韩，为缓和与郑矛盾，主动归郑榆关。公元前393年，魏为打击楚国，先攻郑，并筑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城。楚不示弱，亦于同年攻韩，夺取原郑国的负黍(今河南登封西南)。公元前391年，三晋联军大举攻楚，连败楚军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榆关，魏并攻取了大梁。楚国势孤害怕，只得“厚赂秦”，三晋才停止攻击。国内外严峻的形势使楚悼王重用吴起任今尹变法。　(一)“明法审令”，实行法治。吴起制定法令，公布于众。为确立法治的权威性，吴起还采取“倚车辕”的办法，即立一车辕，有能够搬动的予以奖赏。为使思想认识和一致，禁止纵横家进行游说，“破横散从(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战国策·秦策三》）有力地贯彻了“明法审令”的精神，在楚国臣民中增强了“废其故而易其常”(《说苑·指武》)必要性的认识。(二)减爵禄，进而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淮南子·泰族训》说：“吴起为楚减爵禄之令。”《说苑·指武》说：“(吴起)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对无功劳的贵族及其后代，实行均其爵、平其禄，对立有军功和其他有功人员则授予爵禄，以解决分配不公，提高将士和新兴封建势力的积极性。在此同时，进而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使封君子孙三世而收爵禄”(《韩非子·和氏》)，即解决“封君太众”的问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史记·吴起列传》。）(三)“卑减大臣之威重”(《史记·蔡泽列传》)，整顿吏治。吴起认为，“大臣太重”与“封君太众”是楚国政治两大弊端，故在废除贵族的同时，又削弱大臣威权，“禁明党以励百姓”(同上)，禁止大吏结党营私，奖励百官尽忠守职，不超越所规定的权力。“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战国策·秦策三》)， “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战国策·秦策三》) “罢，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四)徙贵族于边境，以实广虚之地。《吕氏春秋·贵卒》载吴起对楚悼王说：“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余，臣不得而为也。”楚悼王果断地支持吴起，“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一方面在政治、经济上继续剥夺旧贵族的，另一方面改变了原来贵族把人口集中在地少人多地区的局面，有助于对荒蛮的边境地区的开发，促进楚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五)加强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吴起变法，“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史记·吴起列传》)，以“争利于天下”(《说苑·指武》。，所以在变法中，“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史记·蔡泽列传》)，即注意耕战并重，亦兵亦农，禁止丁民游手好闲，不务耕作。在此同时，收减百官和封君子孙的俸禄，以保证得到给养，加强训练。(六)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吕氏春秋·义赏》)，提高了筑城工程的质量，加强了郢都的建设。首先，它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加速了楚国封建化的进程。吴起变法，均爵平禄，“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说苑·指武》)，主要是针对着旧贵族来的，故旧贵族“皆甚若之”(《史记·吴起列传》)，说明吴起变法切中楚国时弊，对旧贵族、旧势力的打击是极其有力的。同时，吴起又注意解决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令旧贵族迁往人稀地广的地区(当然也带去了劳动人手)，开荒生产，显然这都是有利于楚国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势力和自耕农的成长的，大大地促进了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革。这对楚国社会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对稍后楚宣、威王统治时期的强盛，是有直接影响的。其次，它使楚国国力迅速强大起来，在对外关系中，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引起了各国的惊恐。其三，继续兼并和扩张，进一步开拓了楚国的疆域。除了“北并陈、蔡”外，主要是向南兼并开拓。《史记·吴起列传》谓“南平百越”，《战国策·秦策三》谓“南收杨越”，都说的是向南扩展。《后汉书·南蛮传》说：“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洞庭，当指今洞庭湖一带；苍梧，则在今南岭一带，自洞庭以南至此，恰是古百越居住之地，进一步明确了《史记》、《战国策》的说法。从此，岭南各地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了。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二十一年)，楚悼王病逝。旧贵族势力围攻吴起。吴起机智地伏在楚悼王尸体上，旧贵族用乱箭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遗体。楚悼王儿子臧楚肃王前380年即位后，“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史记·吴起列传》）随着楚悼王与吴起的死去，楚国的改革也就夭折了。虽一度出现宣威盛世，但总的趋势是在走下坡路，直至灭亡。“楚不用吴起而削弱，秦行商君而富强”(《韩非子·问田》)。肃王在位十一年，为稳定政局，对外妥协退让。如公元前377年(楚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今湖北松滋)，楚被迫筑扦关(今湖北宜昌市西)，进行防御。公元前375年，魏攻楚，战于榆关(今河南中牟西南)，韩国乘机而攻灭郑国，而郑自春秋以来一直是楚国北上争霸的中间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公元前371年，魏又攻楚，取鲁阳(今河南鲁山)，魏国势力伸入到楚国方城北，楚肃王仍未反击。可见，楚肃王对外是极其谨慎的，采取了休兵息民的。公元前370年肃王卒，其弟熊良夫继位，是为楚宣王，宣王卒后子熊商立，是为楚威王。楚宣、威王统治四十年，各国内部改革持续进行，对外“广辟土地，著税伪财”(《墨子·公孟》)，兼并战争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楚宣、威王一方面坚持休兵息民，保持实力，不轻易出击；另一方面则洞察形势，抓住有利时机，也大力加入兼并战争的行列，攻城略地，开拓疆域，使楚国在战国时期出现了最强盛的局面。自战国初期魏独霸中原至战国中前期魏由强而衰的一百多年中，逐渐形成七强并立局面。三晋间及三晋与齐、秦之间的矛盾与争夺，一直极其尖锐复杂。举足轻重的楚国，面临如此复杂形势，始终持郑重稳妥方针，实行积极的休兵息民策略，既不轻率出动，又伺机进击，显示出一个大国强国十分稳重的态势，这也正是楚宣、威王的精明老练之处。《战国策·魏策二》记魏因在马陵之战中为齐败，魏惠王要举兵报复，魏相惠施不同意，说“今战不胜，国无守战之备，王又欲悉起而攻齐，此非臣之谓也。王若欲报齐乎，则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斗，则楚必伐齐。以休楚而伐罢齐，则必为楚禽矣。是王以楚毁齐也”。“休楚”，即指楚在内息民，对外休兵，保持实力，伺机出击。这里说的“以楚毁齐”，说明楚国强盛，举足轻重。楚国一直是一个大国强国，并非无力量出击。当时中原各国极重视楚，“好用兵而甚务名，终为齐患者，必楚也”(《战国策·魏策二》)。所以惠施所谓“休楚”与“以楚毁齐”，是很符合楚国实际的，反映了楚自肃王以来，一直采取休兵自重和伺机进取策略，保持了一个大国强国的地位。公元前340年(楚宣王三十年)，楚宣王卒，子楚威王立。据《战国策·楚策一》载，楚威王曾向莫敖子华问道：“自从先君文王以至不谷之身，亦有不为爵功，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乎?”又记他自谓：“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必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可见他在战国激烈争战中，关心国家存亡，力争把国家治理好。公元前342年马陵之战中，魏国大败，接着又为秦败，齐、秦、赵又不断来攻。魏惠王视齐为最大仇敌，每每想以倾国之兵报复。魏相惠施则主张“以魏合于齐、楚以案(按)兵”(《战国策·魏策一》）企图挑起齐、楚间的冲突，利用楚国去打击齐国，即所谓“变服折节而朝齐”，激怒楚威王，达到“以楚毁齐”(《战国策·魏策二》。)的目的。《战国策·魏策一》载，魏人犀首(公孙衍)亦对魏惠王进言道：“何不阳与齐而阴结于楚?二国恃王，齐、楚必战。齐战胜楚，而与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战胜齐败，而与乘之，是太子之仇报矣。”公元前334年(楚威王六年)至徐州朝见齐威王，尊齐威王为王，齐威王也承认魏惠王的王号，史称“徐州相王”。这是战国中前期一件大事。它标志着魏的霸主地位丧失。由于魏、齐“相王”而“卑秦、楚”，楚、秦等国家深感不安。楚威王对此愤怒已极，“寝不寐，食不饱”，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七年)，即亲领大军伐齐，与齐将申缚遇于泗水之上，进围徐州，大败申缚。楚威王打败了齐，逼迫齐驱逐因齐相田婴参与了“徐州相王”策划的田婴。战胜“万乘之魏”的齐国，类似相国的去留，现在竟要听命于楚。楚威王的声望，煊赫一时。楚宣王为扩展地域，乘秦、魏激战之机，沿汉水西上，褒汉之地旋即为楚所有。巴、蜀真空，楚国势力遂伸入到巴蜀地区，故《淮南子·兵略》说楚域“西包巴、蜀”。《史记·秦本纪》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入战国后，越与楚、晋、齐、秦等并为当时大国，其疆域的广阔，仅次于楚国。公元前342年，越王无疆即位后，国势一时炽盛。公元前333年发生了越、楚之战。楚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从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公元前306年,楚乘越内乱,灭掉了昔日强大的越国。楚宣、威王统治四十年，励精图治，对外利用矛盾，伺机出击，使楚国在战国中前期成为雄踞大江南北一泱泱大国。《战国策·楚策一》记策士说楚威王语：“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句阝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大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 符合楚宣威盛世的实际。楚宣王和楚威王不愧是战国时代继楚悼王之后最有作为的两位国君。威王后期，楚国成了七雄中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大国，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安徽北部，幅员空前广阔。出现所谓“宣威盛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国至此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楚威王闻庄子贤,聘以为相,不就,穷困终生。楚威王将和氏璧被赐予攻打魏国有功的昭阳令尹，昭阳在家宴请时,将和氏璧拿出来炫耀,让宾客参观，此时池水中有成堆的鱼争相跳出水面，众人异之，皆去观鱼, 有人就趁乱偷走了摆在桌上的和氏璧。门客指认张仪盗走和氏璧，张仪就被严刑拷打，逃到秦国.但和氏璧自此就下落不明。此后和氏璧经人之手，辗转来到赵国,被缪贤以五百金收购了,献于赵惠文王。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十一年)，楚威王卒，子熊槐立，是为楚怀王。魏闻楚丧，乘机攻楚，取陉(今河南漯河东)楚怀王为迫使魏向楚臣服，派柱国昭阳率军攻魏，破襄陵(今河南睢县)，取八邑获大胜。移兵攻齐，陈轸游说才使昭阳停止攻齐。楚怀王的这次北伐之举，充分显示了楚国的军事实力，在诸国关系中仍举足轻重，故为秦和东方各国所重视。六国实现合纵，共同伐秦，由于楚国实力最强，各国推楚怀王为纵约长，进行全面协调行动。怀王未能把握好合纵连横的机遇，致使楚国在战国争斗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楚国开始走下坡路。公元前321年春，秦大败楚于丹阳，秦军乘胜南进，夺取了楚汉中郡，此后，楚与列国争战各有得失，还于公元前306年攻来越国，扩大了版图，但总的来说，国力已不如前，秦国打败了关东诸国后，便把兵锋转向巴蜀。公元前316年(楚怀王十三年)，巴、蜀相互攻伐，俱告急于秦，秦惠文王抓住这一时机，命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军经牛石道攻蜀，同年十月灭掉了蜀国。接着又灭了巴。 “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楚国失去了物产丰富、地理形势险要的西南后方，秦国则可就地取材练兵，顺江而下，对楚国构成严重的威胁。楚国统治集团在内外上也产生了严重分歧。一些守旧政治势力，如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夫人郑袖等贪求利欲，妒贤忌能，以进谗为能事，在国家大事上，又苟且偷安，不图进取。在对外上，不顾诸国出现的新变化，仍恪守传统的亲秦。在统治集团中也出现了一些有识之士，头脑清醒，洞察各国变化的新动向，其中杰出的代表就是屈原。屈原名平，字原。他出生和成长在宣、威盛世及楚怀王初强时期，对自己的国家深感自豪，充满了社会责任感。又因“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所以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官至左徒。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付诸侯”，地位极其重要。他鉴于五国伐秦失败、秦楚交恶和强秦蚕食他国的现实，决心利用自己的职权，出谋画策，进献忠言，以图刷新政治，使楚国更加强大起来。屈原首先从革除弊政、刷新政治入手。从屈原所遗留下来的某些篇章看，他在这方面的措施，一是修明法度，以法治国，二是培养人才，选贤授能。如他在《九章·惜往日》中写道：“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俟。”在楚怀王一度信任和支持下，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治和立法的诏令，屈原的政治革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对外方面，屈原主张结齐合纵抗秦。楚、秦历来是姻亲之国，春秋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很好。但是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崛起，有建“王业”之志。楚威王在世时，对此就有认识：“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未见胜焉。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战国策·楚策一》。) 楚怀王即位后，对此也是有所认识的，所以才有五国伐秦之举。从当时形势看，战国时代已进入中后期，中国走向统一的趋势已日益明朗，而真正具备统一条件的只有楚、秦两国。“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同上)，此一实际，已为当时策士所共识。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当然希望自己的君国来完成这一统一六国的大业。所以他坚决支持楚怀王原来参与合纵抗秦战争，摒弃楚国传统的亲秦，主张结好齐国，合纵抗秦。五国伐秦失败后，楚国统治集团内部一些守旧而又畏秦的权贵宗亲，如子兰、靳尚、郑袖等，则主张继续亲秦、与秦连横自保。楚怀王鉴于“秦之心欲伐楚”《战国策·韩策三》)，决定联齐抗秦，这样就遣“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新序·节士》。）屈原的主张得以实现。但是，楚的腐朽势力太强大，怀王是个浅薄无主见的君主。《史记·屈原列传》载：“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也。’王怒而疏屈平。”又据《新序·节士》载，屈原因出使齐国成功，“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谗屈原。”屈原在内外反对革新图强、结齐抗秦势力的阻挠下，其颁发的革新措施和联齐抗秦的夭折了。屈原对此异常愤懑痛苦，正如《史记·屈原列传》所指出的那样：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楚国旧贵族旧势力一直阻碍着楚国历史的前进，这是楚国社会呈升沉态势的基本原因之一。秦、齐矛盾已上升矛盾尖锐，楚是制约齐、秦争雄的关键力量。公元前313年，秦国准备攻齐，但齐楚“方欢”、“交善”(《战国策·齐策二》)张仪游说楚怀王，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为条件，要其“闭关绝齐”(同上)，商於之地六百里，当在今丹水流域一带，是秦、楚相接地段，武关在其中，物产富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楚国来说，具有很大诱惑力。用张仪的话来说，就是：“若此(指楚如闭关绝齐，楚得商於之地)，齐必弱，齐弱则必为王役矣。则是北弱齐，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为利也，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战国策·秦策二》) 陈轸说：“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先绝，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国?且先出地后绝齐，秦计必弗为也；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至矣。”(《战国策·秦策二》。)楚怀王不听，一再使人绝齐。待楚、齐绝交后，张仪只承认献地六里。楚怀王见受到欺诈，恼怒至极，要举兵伐秦。陈轸说：“伐秦非计也，王不如因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而取赏于齐也，楚国不尚全乎!王今已绝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齐、秦之交也，国必大伤。”(同上。）楚怀王又不听，公元前312年楚秦间大战全面展开。楚发起攻秦后，在北线，命柱国景翠攻韩，围雍氏(今河南禹县东北)，削弱韩援助秦军的力量。在西线，楚出动两路大军击秦，一路以屈丐率主力，兵出丹阳，在商於前线与秦军对峙。另一路以昭鼠率十万大军驻汉中。这时，秦将术视来攻，楚将昭睢败之于重丘。秦国忧虑，于是派苏厉对昭鼠说，楚怀王见昭睢取胜了，必从你那里调出兵力由昭睢指挥攻秦，秦见汉中空虚，也必先攻汉中。为保全你的实力，我可派人秘告楚怀王，说秦兵已来汉中了，楚怀王就不会从你这里抽出兵力。昭睢所率领的是一支机动，具有一定的战斗力。秦国稳住昭鼠后，于同年命魏章(庶长章)、樗里疾、甘茂领军攻楚，秦、楚两国在丹阳(今河南西峡西丹水以北地区)发生大战，秦大胜，虏楚大将屈丐及裨将逢侯丑等七十余人，斩首八万。又攻楚之汉中，取地六百里，仿楚制，亦设置汉中郡(郡治南郑，今陕西汉中)。随着西线的胜利，秦接着出兵助韩攻楚，反围楚景翠。楚怀王见西、北两线俱大败，十分恼怒，立即调动全国举行，在蓝田(今陕西蓝田)大战，结果楚军又被打败。韩、魏乘楚受困，出兵南下袭击，一直攻到楚国的邓(今湖北襄樊北)。楚军只得撤退，楚国被迫割两城，向秦请和。公元前311年，秦又攻楚，攻取了召陵，楚国无力还击。公元前312年丹阳、蓝田之役，是楚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国势明显衰弱。楚对外的失误及楚怀王的昏聩，是造成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秦先得巴蜀，现又取汉中，与本土联成一片，国力大大增强，对楚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楚国只能穷于应付，完全丧失了主动进攻的能力。前307年，秦武王入洛邑“窥周室”，与大力士孟说举鼎，折断筋骨而死。秦武王无子，国人立其异母弟稷继位，是为秦昭王。秦昭王年少，太后(宣太后)听政，以己异父长弟魏冉为将军。宣太后与魏冉遂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宣太后，楚人，芈姓，称芈八子(嫔妃称号)与魏冉实行亲楚联楚。公元前305年秦“厚赂于楚”，楚于是“背齐而合秦”。宣太后为秦昭王娶楚女，楚亦娶秦女，秦、楚“合婚而欢”次年，秦昭王行“冠礼”后亲政，与楚怀王在黄棘(今河南南阳南)会盟，秦把原古楚地上庸(今湖北房山西)归还给楚国。公元前303年齐、韩、魏因“楚负其纵亲而合于秦”联合攻楚。楚怀王以太子横为人质，向秦求救。秦遣客卿通率兵救楚，三国退去。 秦一大夫与楚太子横殴打，“楚太子杀之而亡归”，秦、楚关系又告破裂。公元前301年，秦遣庶长奂会韩、魏、齐共攻楚。楚国一方面派昭睢率军抗拒秦国，另一方面又派唐蔑率军抗击齐、韩、魏三国，拒秦一路，因昭睢持慎重态度，仅“益昭睢之兵，令之示秦必战”(《战国策·楚策二》)，故此路双方陈兵对峙，并未发生激烈的争战。而抗击齐、韩、魏一路，则是关键的一战。楚军大败，楚将唐蔑被杀。垂沙之役，既是齐、韩、魏联合起来制楚的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也是因太子横亡归导致秦、楚关系破裂的直接后果。由于楚怀王对外举棋不定，终于酿成了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局面。垂沙之役的第二年，楚攻韩之庸氏，秦即遣华阳君(芈戎，宣太后同父弟)攻楚，大破楚军，斩首三万，杀其将景缺，攻占了襄城(新城，今河南襄城)。襄城地处方城北，与宜阳邻近，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公元前299年，秦昭王即对楚采取软硬兼施、又打又拉的，一方面命庶长奂率军攻楚，占领了楚国八座城邑；另一方面又写信给楚怀王，追忆了黄棘会盟的亲善关系和太子横“不谢而亡去”、导致秦、楚交兵的经过，然后邀请楚怀王到武关会盟，继续维持奉、楚原来婚姻相亲关系(《史记·楚世家》）楚怀王见信后，很忧虑，去，怕见欺；不去，又怕秦怒，关系恶化。昭睢警告说，秦是虎狼之国，有吞灭各国的野心，应发兵自守，不能去。而楚怀王庶子子兰则认为不能违背秦的好意，要楚怀王去。楚怀王听从了子兰的意见，去秦会盟。秦昭王命一将军假冒自己，在武关布置了伏兵，当楚怀王一到就关闭了武关，把楚怀王劫持到了秦都咸阳。秦昭王在章台接待楚怀王如同“蕃臣”，楚怀王这时如梦初醒，勃然大怒，才后悔不听昭睢的忠告。秦昭王要挟楚怀王先割巫、黔中之郡，后结盟，楚怀王怒道：“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楚国大臣们以君王拘于秦，太子质于齐，如秦、齐合谋，楚国就危险了，因而共同商议对策，想立在楚国的楚怀王之子为国君。昭睢说：“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今又背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于是诈称楚怀王死，向齐国报丧，迎立太子横。横回国后，被立为国君，是为楚顷襄王。秦昭王见扣留怀王不能得到土地，而楚国又新立国君，大为恼怒，于公元前298年(楚顷襄王元年)，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今河南西峡)等十六城而去。楚国又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公元前297年(楚顷襄王二年)楚怀王潜逃回国，被秦人发觉，拦阻了通道。楚怀王从小道奔赵以求回国，赵国惧秦，不敢接纳。楚怀王又想逃到魏国，秦兵追来，又把他劫持到秦国。第二年，楚怀王病死于秦。秦将其灵柩送回楚国，“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楚怀王在位三十年，是各大国兼并战争进一步激烈时期。怀王 “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兵挫地削，自己亦客死于秦，楚国从此由盛而衰，直至灭亡。顷襄王继位后，楚国每况愈下。公元前293年(楚顷襄王六年)，秦将白起率军在伊阙(今河南洛阳东南龙门)大败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占领了五座城邑。伊阙之战后，秦昭王乘胜写信给楚顷襄王，对楚国进行威胁。信中说：“楚背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愿王之饬士卒，得一乐战。”楚顷襄王害怕，复谋与秦和。第二年楚顷襄王面对秦国的压力，被迫迎娶秦女，又与秦结为姻亲之国。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对此评论说：“ 甚哉秦之无道也，杀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竞也，忍其父而婚其仇!乌乎，楚之君诚得其道，臣诚得其人，秦虽强，乌得陵之战!”公元前288年，秦攻赵，并进而打击韩、魏与楚等国，与齐连横，由魏冉出面，与齐相约，并称为帝。这年十月，秦昭王在宜阳自称西帝，遣魏冉到齐国尊齐王为东帝。苏秦对齐闵王说：“夫约然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伐赵不如伐宋之利。故臣愿王明释帝，以就天下；倍(背)约傧(摈)秦，勿使争重；而王以其间举宋。夫有宋则卫之阳城危；有淮北则楚之东国危；有济西则赵之河东危；有阴、平陆则梁门不启。故释帝而贰之以伐宋之事，则国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听，此汤、武之举也。”(《战国策·齐策四》)齐王听取了苏秦劝告，“齐、赵会约阿”，“约攻秦去帝”(《战国纵横家书》四）同年十二月，齐王取消了帝号，“背约摈秦”，秦昭王也只得取消了帝号。秦、齐的称帝活动遂此结束，秦、齐的“连横”亦宣告失败。公元前287年，苏秦、李兑发动的五国合纵伐秦的活动形成了。元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正》以为楚迎妇于秦，楚、秦和好，楚国不可能参与伐秦。此说符合当时楚国惧秦亲秦实际，故楚在这次合纵伐秦中，仍然局外旁观，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公元前286年，齐乘宋王偃荒淫暴虐，国内动荡不安，任韩珉为相，举兵攻宋。宋大败，民众散亡，宋王偃奔魏，宋国灭亡。魏、楚乘机攻取了宋的部分土地。《史记·宋世家》：齐、魏、楚 “灭宋而三分其地”。然齐国乘胜进取，灭宋后，旋又“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史记·田世家》。此所谓“楚之淮北”，实为原宋之淮北地，故很快又转入齐人之手。公元前285年，秦昭王与楚顷襄王在宛相会。同年，秦为了“先出声于天下”，命蒙武率兵攻齐，连拔九城，改以为九县。燕昭王即位后，奋发图强，欲报公元前314年齐破燕之仇，公元前284年，由秦、燕发动的燕、秦、韩、魏、赵五国合纵伐齐联军组成，由乐毅统一指挥。济水之西打败齐军主帅触子率领的齐军，接着又在秦周(今山东临淄西北)打败齐将达子，达子战死。乐毅及时遣还秦、韩，分魏国攻占故宋地，遣赵国攻取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自己则率领燕国长驱直入，攻占了齐都临淄，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在这关键时刻，楚国放弃了原来与秦等联合攻齐的策略，转而派淖齿率兵救齐，淖龄被齐王任为齐相。主要是因为当时楚国君臣担心齐国失败后，对楚不利。《战国策·楚策一》：“五国约以伐齐，昭阳谓楚王曰：‘五国以破齐，秦必南图楚。’”淖齿违背楚国原来救齐意图，反而“杀闵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器”据《战国策·齐策六》，淖齿后被齐人王孙贾等所杀。楚亦乘机收复淮北地。公元前279年，齐虽复国，但国势大衰，再也不是秦的对手，秦、齐对峙结束。楚国在关键时刻出兵相救，不失为一正确决策。然而楚国出兵不多，《战国策·齐策六》：“燕之伐齐之时，楚王使将军(淖齿)将万人而佐齐。”淖齿又擅杀齐王，说明楚救齐的战略意图并不十分明确，没有收到存齐强楚的效果。公元前283年(楚顷襄王十六年)，正当燕破齐、齐立齐襄王保莒城之际，秦昭王与楚顷襄王连续两次在鄢和穰会晤，其目的仍在于稳住楚国便于东进。同年，秦果然攻魏，兵至魏都大梁，燕、赵相救，秦兵才退去。公元前282年(楚顷襄王十七年)，秦昭王分别与韩僖王、魏昭王会晤，韩、魏臣服。接着，秦就对赵连年发动进攻，至公元前279年，秦赵渑池会晤，此后赵亦屈从于秦。秦征服三晋的同时，已把进攻的矛头转向楚国。据《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281年，有人向顷襄王指出：“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窃为大王弗取也。”楚顷襄王有所触动，即“遣使于诸侯，复为纵，欲以伐秦”。秦立即对楚发动大规模进攻。 公元前280年，司马错率军从陇西出发，经由蜀郡，补充巴、蜀之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而下，大举攻楚，占领了楚黔中郡。同时，秦白起攻赵取光狼城(今山西高平西)后，亦挥师南下，进攻楚国北境邓城(今湖北襄樊西北)。楚国被迫割上庸(今湖北竹溪东南)及汉水以北地给秦。秦赦罪人徙南阳(今豫西南及鄂西北一带)，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同年，楚为摆脱秦从巴蜀方面的威胁，举兵沿江而上，攻旧巴国，占领了枳(今四川涪陵东)。楚攻巴取积，是重大的战略行动，也是楚国抗秦的一大胜利。秦更加疯狂地对楚报复。公元前279年，秦分兵两路攻楚，一路由白起率军攻陷楚之邓城后，向鄢(今湖北宜城东南)进逼；另一路由秦蜀郡守张若率水陆之军东下，向楚国的巫郡及江南地进军。鄢是楚别都，离郢很近，是郢都北边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楚为保卫鄢、郢，调动了主力与秦军在鄢决战。白起攻城不下，引鄢水灌城，才把鄢攻破。鄢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激烈而又残酷的战役之一。《水经注·沔水》记载说：“夷水(鄢水)又东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长谷水，即是水也。旧[地]曷]去城百里许，水从城西灌城东，入注为渊，今熨斗坡是也。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其陂为臭池。”《读史方舆纪要》说：“长渠在宜城县西四十里，亦曰罗川，又曰鄢水，亦曰白起渠，即蛮水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攻楚，去鄢百里立[地]曷]，壅是水为渠，以灌鄢。鄢入秦，而起所为渠不废，今长渠是也。”鄢城沦陷，数十万人被溺死，楚军主力受创，郢都北边门户洞开，危在旦夕。白起攻取邓、鄢后，又分兵占领了西陵(今湖北宜昌西北)，秦随即赦免罪人迁于此三地，进行控制。在秦国大军压境时，楚国一方面部署守鄢，与秦决战；另一方面，于这年(公元前279年)前后，派庄 通过黔中郡，经沅水，连续攻克且兰、夜郎，西攻至滇池。庄 入滇，与攻巴取枳一样，是又一大战略行动，说明楚国其时重视对长江上游的争夺，企图以此来牵制秦国的攻楚行动，减轻楚国本土的压力，并开辟新的地域。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白起继续进攻楚国本土，攻陷了楚都郢后，又西烧夷陵(陵名，楚先王陵墓区)，楚顷襄王兵散，遂不复再战，东北保于陈城。白起接着东攻至竞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安陆等地，南攻至洞庭湖一带，设置南郡(郡治郢)。白起因攻楚有功，被秦封为武安君。楚国自公元前6年(楚文王元年)徙都郢，此是我国古代立都时间最长的古都之一。故郢都失陷，当时人们很关注，对其失因，就有不同说法。《战国策·燕策二》记策士苏代语：“楚得枳而国亡”，以为楚攻巴取枳，反而招来秦兵来攻的大祸，这自然不符合历史实际。《战国策·楚策四》记楚人庄辛说： 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侈靡，不顾国政。一针见血，切中楚顷襄王腐朽统治的要害。另据《淮南子·主术》载，由于楚顷襄王淫乐无度，终于酿成“昭奇之难”。国难当头，郢都又发生了，当大大地削弱了国力。作为“拔郢”的统帅、秦将白起，对鄢、郢战役秦楚胜负原因，他说：是时楚王(楚顷襄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女石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以掠于郊野，以足军食。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战国策·中山策》) 一方是全军官兵“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另一方是国君“不恤其政”，“谄谀用事，良臣斥疏”，造成“各有散心，莫有斗志”的局面，当然鄢、郢不保，使数百年经营的都城毁于一旦。从此楚国本土丧失殆尽，楚国更加衰弱下去，直至灭亡。顷襄王东逃至今河南淮阳，建立新都陈郢，在庄辛的治理下，楚国又趋于安宁，考烈王时，迁都寿郢（今安徽寿县），春申君黄歇治楚25年，颇有功勋，楚国又有一些起色。元前262年，考烈王即位、黄歇被任为令尹后，秦即对楚发起了攻击，以试探楚国态度。黄歇为奉行其亲秦附秦路线，割州陵(今湖北咸宁西北)给秦，秦也就继续维持“善楚”，兵锋又集中指向三晋。公元前260年(楚考烈王三年)，赵长平之战失利。公元前258年平原君来楚求救，向楚考烈王陈述合纵抗秦的利害关系，考烈王犹豫不决。毛遂陈词：“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纵者为楚，非为赵也。”楚考烈王羞愧，“唯唯”答应，“歃血而定纵”。赵平原君回国后，楚国出兵救赵，邯郸之围遂解。鲁是魏、齐、楚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齐、楚对泗上霸权，特别是对鲁国的争夺更加激烈。公元前284年，齐为燕、秦诸国败后，国力大损，已无力维持泗上的霸权地位，这为楚国北上提供了有利条件。黄歇的封地与鲁境接壤。黄歇乘长平之战秦、赵对峙、齐国无力干预之际，发兵攻打鲁国，占领了徐州(今山东微山东北)。黄歇于公元前255年又发兵攻打鲁国，迁封鲁君于莒(今山东莒县)，占领了鲁国土地。《史记·六国年表》：“考烈王八年，取鲁，鲁君封于莒。十四年，楚灭鲁，(鲁)顷公迁卞，为家人，绝祀。”《史记·春申君列传》说：“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公元前253年黄歇为避秦、韩、魏兵锋，被迫迁都于巨阳(今安徽太和东南)。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卒，楚考烈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表现了楚对秦的尊重和亲秦路线的毫不动摇。楚以为秦、楚关系稳定，过两年，即于公元前249年(楚考烈王十四年)，正式灭鲁。黄歇的攻鲁灭鲁，并未给楚国带来好处，反而与齐结怨，使自己陷于孤立被动，倒是战略上的失算。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卒，庄襄王立。公元前247年，魏安僖王从赵召回信陵君，任为上将军，主持抗秦。信陵君于是率领燕、赵、韩、楚、魏等五国在河外大败秦蒙骜，并追至函谷关而回。秦之东进一时受挫。同年五月，庄襄王卒，政立，国事皆由相国吕不韦裁决。秦政局稳定后，继续积极进取，于公元前246年遣蒙骜率军定晋阳。公元前242年秦蒙骜率军大举攻魏，取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桃人(今河南长垣西北)、雍丘(今河南杞县)第二十城，初建东郡，对魏都大梁已成扇形包围之势，秦壤已与齐境相接，直接威逼关东诸国。三晋首当其冲。公元前241年，秦继续攻魏，占领了魏地朝歌及卫濮阳，以濮阳为东郡治所。东郡建立后，遂断“山东从(纵)亲之腰”(《战国策·秦策四》)，各国震恐。于是，赵、楚、魏、韩、燕五国合纵抗秦形成，组成了五国联军，对秦主动出击。“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诸侯患秦攻伐无己时，乃相与合从(纵)，西伐秦，而楚王为从(纵)长，春申君用事。至函谷关，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史记·春申君列传》)赵悼襄王四年，庞火爰将赵、楚、魏、韩、燕之锐师，攻秦蕞，不拔。(《史记·赵世家》)杨宽《战国史》说：“尽管庞火爰]是个著名的纵横家和军事家(《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著录有《庞火爰》二篇，兵权谋家又著录有《庞火爰]》三篇)，但是已经为力，根本没有得到什么成就。”当时秦国已锐不可挡，无论是“四公子”尚存的春申君黄歇(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均已相继去世)，还是著名兵家庞[火爰]，均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战国时期最后一次的合纵抗秦，就这样失败了。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随即开始统—全国的迸程，诸侯国纷纷割地事秦，但仍不能挽救灭亡的命运。在攻灭韩、赵、魏后，楚军于公元前224年大举伐楚，楚国只有招架之功，而无反击之力。公元前223年、秦军席卷淮北淮南，攻陷寿郢，俘获负刍，绵延800的楚国就此灭亡。楚历史悠久，疆土辽阔，就在怀王时，策士还认为：“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战国策·楚策一》)却亡于秦，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政治守旧没落，拒绝革新。吴起变法夭折，在楚国历史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此，以王为首的统治集团更加昏庸守旧，至楚怀王时，屈原革新也遭失败。楚考烈王即位后，春申君黄歇“辅国持权”，掌握楚国政治、经济、军事命运，成为“实楚王”的大封君。但他谋求封地，修建宫室，淫逸侈靡，苟且偷安，无所作为。所以，楚国后期历代统治者，就是这样沿着惰性的轨道滑下去，终至灭亡。政治守旧没落，必然轻视人才，甚致摧残人才。这充分地暴露了楚国政治的没落性与腐朽性。楚人原有的“筚路蓝缕”精神消失了，终因抱残守阙而退出历史舞台。 其次，徙陈失误。公元前278年郢都失陷后，楚国已出现生死存亡的危机，其政治重心放在何处，至关重要。历史表明，楚顷襄王当时东逃，并徙都于陈，是重大的失误。所谓“秦逾邑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攻楚，不可”(《史记·春申君列传》。)，系策士高谈阔论之议，并不符合历史实际。陈是楚国的重镇，早在楚庄、灵、惠王时期便已被破(灭)，秦既已占领鄢、郢，完全可以沿着灭陈路线，随时进攻楚国。当时两周毫无实力可言，韩、魏疲惫不堪，楚又一贯奉行牺牲韩、魏以亲秦路线，韩、魏根本无法充当楚国的军事屏障。故徙陈无异于自投虎口。徙陈后，楚国在此尚能生存三十余年，只是秦灭楚、一统六国时机尚不成熟，并非徙陈战略决策的正确。实际上，楚顷襄王在失鄢、郢后，是仓促东逃的，并未有过认真议论。其三，亲秦路线与消极“合纵”抗秦的失误。秦自商鞅变法后，历代统治者就蓄有灭楚、一统寰宇之志。早在秦亡楚前一百余年时，威王就意识到秦不可亲，必须“合纵”抗秦。他说：“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未可胜焉。内与君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诸侯，存危国，寡人谨奉社稷以从。”(《战国策·楚策一》。)怀王即位后，忘记了威王秦“虎狼之国，不可亲”的这一遗训，也不听昭睢、屈原等的一再劝告，既不积极“合纵”抗秦，又招致丹阳、蓝田之败，最终客死于秦。后继者顷襄王、考烈王和黄歇等仍执迷不悟，惧秦、亲秦、消极“合纵”，终孤立无援，被动挨打，毫无起色。其四，秦的强大。入战国后，它始终把进军中原，消灭各国为主要目标。为达到这一目的，在经济上，注重改革，不断充实国力。在政治上，实行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如注重用人，特别是重用有才干的外邦人，长期来坚持实行“连横”策略，在关键时刻，又采用“远交近攻”、用重金收买各国权臣、分化和削弱各国，凡此种种策略和，均取得明显成效。在军事上，执行军功，训练成庞大的英勇善战的。在地理上，秦居关中，进可取，退可守，各国虽有时叩关攻秦，却望而生畏，不敢贸然进击。当楚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楚考烈王死、黄歇遇害，楚国丧失了政治重心，秦则嬴政亲政，朝气勃勃，加速了统一的步伐。一方面是秦国的日强，另一方面是六国的日弱，故“并吞战国，海内为一”的任务，就由秦王政来完成了。

二、楚文化特征

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荆楚”既是民族概念，又是国家概念，也是地域概念。楚文化的主要构成可概括为六大支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音乐、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出自楚国;最早的铁器在楚国；先秦漆器的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据历史记载，楚是春秋战国时拥有黄金很多的国家。从近年地下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铜器冶铸的最高水平。至于楚地漆器、丝织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无法比拟的。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骚，戏剧的鼻祖是楚人优孟，养由基是楚国著名的神箭手，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楚乐“八音”是指金、木、土、石、丝、竹、革、匏。楚国的编钟乐舞水平之高，举世公认。在政体创新上，楚人最早在今湖北荆门设立县制，将其列为一级行政区划，改变了贵族分封制度，进而引发了军事、土地、赋税改革。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楚人都有独特的贡献。总之，在采矿、冶炼、丝绸、漆器等方面，楚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果，而老庄哲学、屈骚宋赋也成为显学。 世界范围内，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300年间，东西方文化竞相争辉，我们完全可以把楚文化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化并列为世界文明的代表。楚国的青铜冶炼、铸铁、丝绸、漆器早于古希腊，许多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在音乐艺术方面，楚人也在古希腊人之上。在哲学方面，二者各有所长。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根基在老子和庄子，而老子和庄子都是楚国人。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竹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国家政体建设、货币制度方面，楚国则比古希腊更为完善。航海古希腊在前，车运楚人在先。古希腊人在理论科学、造船航海、体育竞技、写实艺术、建筑技术等方面要比楚人擅长。可以这么说，楚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从不同方向登上了世界古文明的光辉殿堂。楚文化除了以上六大支柱外，还有以下四种非常明显的精神特质。

一是荜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探寻楚人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夏商更替之际，战火连年，楚人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地区。到西周末年，楚人还是一个弱小的部落。熊绎成为部落首领后，率部族居江上楚蛮之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这种荜路蓝缕的精神成为楚国强盛的立国之本，也成为中华民族史上艰苦创业的典范。周初，周成王盟会诸侯，熊绎出使受到冷遇。熊绎回来后告之群臣，立志发奋图强，发展生产，扩大疆土。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熊绎到熊渠，疆域不断扩展，国力不断增强，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发展成泱泱大国。春秋时期，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楚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当时楚国都城是“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曰朝衣鲜而暮衣敝”。正是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楚国才能在强国如林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创造了先秦发展史上的奇迹。

二是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楚人的创新精神有很多记载：楚君熊通自行称王，首创县制。楚国灭了权国，便设县治之。秦国设县，在楚国之后。早于商鞅变法的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的一次悲壮的革新运动，也是一次大胆的改革运动。楚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文学而言，庄周的散文奇诡莫测，变化无穷，气势浩荡，意象峥嵘。屈原是楚辞的宗师，后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它道出了楚辞惊世骇俗的奇异之美。楚胆革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南方的经济条件较北方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汉书·地理志》说，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于谋生较为容易，就可能有较多的人力脱离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投入更高级更复杂的物质生产。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经明显超过北方国家。《左传》记重耳奔楚，对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同样因为在南方谋生比较容易，途径也多，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的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据《韩非子》说，楚国的贵族也一直拥有比较的势力。这对于楚国同北方国家的对抗也许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的桀傲不驯，仍是举世闻名。《史记》、《汉书》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三是兼收并蓄即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在先秦的诸民族中，楚人的民族偏见最少，主张民族融合，强调兼收并蓄，能够融合其他民族、国家包括来自南洋、西方的文化。在这方面突出的事例不少，比如称作“蜻蜓眼”的玻璃珠源于地中海东部，其风格似乎凝聚了地中海绚丽的蓝天白云、青山白石、碧波白帆和绿窗白墙。这种玻璃珠和淡绿色的玻璃一起，由南亚传入楚地，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实例，这条中西文化交流的“玻璃之路”比丝绸之路大约早4个世纪。在初创时期，楚王没有与周王室的血缘姻亲关系可依，没有辽阔的疆域可恃，只有积极主动地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以致用，以强盛为目标，因而楚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务实性。这些特征多基于楚人的善于学习、包容众长的博大胸襟。青铜冶炼正是楚人学习吴越地区人民的技术发展起来的。楚国曾经兵伐鲁国，鲁国为了避免战事，奉送楚国100名刺绣工、100名木工和100名纺织工。楚国接纳了这300名技艺高超的工匠，迅即退兵。这300名工匠传授了先进的技术，对楚国的手工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楚人兼收并蓄，学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楚国的可贵精神。 

四是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楚人有尚武之风，如荆州博物馆有一种叫“连发弩”的文物，李白有一首五言绝句，写到秦始皇，其中有“连弩射海鱼”的诗句。连弩可以连发十箭，可见楚人很早就在研究发明武器了。在丰富的楚文化中，有很多例子反映了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申包胥为了求得秦国发兵救楚，在秦国朝廷中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了秦王；楚将屈瑕战败，感到对不起家乡父老，以死，开了楚国将帅以身殉职的先河；楚武王、楚文王、楚庄王、楚共王等都身先士卒，亲临战阵之中，体现了非常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有代表性的是屈原，屈原有这样的诗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其精神千秋万代为世人景仰，成为民族脊梁的象征。楚被秦灭时，楚人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不仅是预言，也是誓言。果然不过十六七年，秦国就在以楚国后裔为主要力量的农民中被推翻。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超越了时空，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

五、鲜明的个性意识和激越情感与浪漫精神。屈原《招魂》中描绘楚国宫廷内极其奢华的享乐景象，当然也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这是楚文化明显超过中原文化的一个方面。在中原文化中，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而楚国的艺术，无论娱神娱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不仅制作精细，而且往往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也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旧楚地、今湖北随县出土的一套具备五个半八度的编钟，被中外专门家誉为“世界奇迹”，实际证明了楚国音乐及歌舞的发达。而北方的正统音乐，通常是在一个八度的音域范围内的。综上所述，应该说：以春秋战国时代而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实是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为高。文学是广义的艺术的一个方面。我们所要论述的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

一、楚辞的形成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用事；而汤乃为小吏，跪伏使买臣等前。已而汤为廷尉，治淮南狱，排挤庄助，买臣固心望。及汤为御史大夫，买臣以会稽守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数年，坐法废，守长史，见汤，汤坐床上，丞史遇买臣弗为礼。买臣楚士，深怨，常死之。”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1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史记．项羽本纪》：“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史记．留侯世家》：“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矢曾缴，尚安所施。’”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汉人又有“赋者，古诗之流也”一说（见班固《两都赋序》），当是为了攀附儒家经典，兼考虑到赋的铺张特征。

2巫文化的影响。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3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形式文采之所以异者，由二因缘，曰时与地。古者交接邻国，揖让之际，盖必诵诗，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周室既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游说之风寝盛，纵横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如屈原同时有苏秦者，其说赵司寇李兑也，曰：‘雒阳乘轩里苏秦，家贫亲老，无罢车驽马，桑轮蓬箧，赢幐担囊，触尘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茧，日百而舍，造外阙，愿造于前，口道天下之事。’（《赵策》一）自叙其来，华饰至此，则辩说之际，可以推知。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况《离骚》产地，与《诗》不同，彼有河渭，此则沅湘，彼惟朴樕，此则兰蓲；又重巫，浩歌曼舞，足以乐神，盛造歌辞，用于祀祭。”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当时郁然勃兴的散文，无论从宏阔的篇章，汪洋恣肆的气势，自由灵活的句式，还是从接近口语的虚词运用上都对楚辞有着深远的影响。

4屈原的天才贡献  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文心雕龙·辨骚》：“不有屈原，岂见《离骚》”

第二节  屈原的生平和作品 

一、屈原的生平和思想　　 

1屈原的生平名平，出身于楚国贵族，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应是夏氏族的一部分。据《史记·楚世家》说，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的创业始祖。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其祖屈瑕，楚武王熊通的儿子，受封于屈，因以屈为氏，所以屈是楚国姓的分支。自春秋以来，屈姓历世都担任楚国的显要职位，担任高级官职莫敖的有屈重、屈完、屈荡、屈到、屈建、屈生等，多半是父子相传。自屈瑕任莫敖后，这个职位几乎全由屈氏子孙世袭。其职位仅次于令尹。《屈原列传》说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据现有史料可以考知的战国时期担任过楚左徒的，仅屈原与春申君二人。春申君以左徒升为令尹，与楚旧制莫敖升为令尹相同。而从《屈原列传》所载屈原在内政、外交方面担负的职责来看，左徒亦与莫敖职位相当，可能就是春秋时代的莫敖。屈原与怀王同祖，他当左徒，是以宗亲而任重臣。屈原的父亲，《离骚》中称其名为伯庸，可能也是化名。另外，传说中屈原还有一姊。屈原所得姓的屈地，今已很难确指在何处。屈原故里只能据汉以后各家之说来推断，诸说中以丹阳秭归的传说为最多。丹阳即楚始封之地。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记》说：“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原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这是汉魏以来关于屈原故里的最具体的说法。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近代少数学者对屈原的存在表示怀疑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屈原生于楚威王五年夏历正月初七,或谓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卒于楚襄王九年。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 当时楚和秦两国最强，有“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之说。屈原出身贵族, 据《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屈原是一个很有政治才能的人，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当时楚国朝廷中佞臣充斥，与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他心怀嫉妒，与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夺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怀王进谗言：“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庸懦昏聩，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远，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触犯了贵族利益，遭到旧贵族们的中伤打击。屈原和旧贵族集团的斗争，还表现在对外上。屈原分析了当时形势，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怀王曾采纳他的主张，并派他出使齐国。秦为削弱楚国，派张仪到楚游说，说楚若与齐绝，则秦与楚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图秦国的土地，遂与齐国绝交，失去外援，而秦则说当初说只给楚六里。楚怀王大怒，兴兵伐秦，结果大败，丧师失地，被秦斩首八万，大将屈匄被俘，尽失汉中之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齐怒不来救，魏则趁机袭楚至邓。楚国极为困窘。在危殆的形势下，可能怀王又起用了屈原，屈原曾被怀王再次派往齐国，以图修复两国交好。史屈原曾劝说楚怀王追杀张仪。后来秦楚联姻，秦邀请怀王去秦，屈原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劝阻怀王；可怀王听信了小儿子子兰“奈何绝秦欢”的话，去了秦国，结果被秦伏兵断其后，以求割地，怀王不肯，遂客死秦国。怀王死，长子顷襄王继位，用子兰为令尹。屈原和楚国人对子兰劝怀王入秦之事不满，子兰闻之大怒，遂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进谗言，当时屈原已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汉北地区。 “顷襄王怒而迁之”，把屈原流放到了江南。关于屈原被流放的次数，司马迁所叙欠清晰，游国恩认为：“屈原之放，前后凡两次。……怀王时放于汉北，顷襄王时放于江南。汉北之放盖尝召回，江南之迁一往不返。”大约此时郢都在庄暴郢之后，“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乡而就远。辗转流离在沅、湘一带大概有九年之久。他远离故国，又无职位，对于国家、宗族之事只有悲叹而已。于是，他又慢慢地顺着沅江，向长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这时他“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后，在无可奈何之际，他自沉于汨罗江中。眼见楚国一天天衰落下去，自己却报国无望，最后自沉汨罗江而死，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屈原在流放中，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国事，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除左徒外，屈原还曾担任过“三闾大夫”一职。三闾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三闾大夫应当就是春秋、战国以来晋、鲁等国的公族大夫，职务是管理宗族事务，教育贵族子弟，汉代的宗正与之相当。屈原之为三闾大夫，肩负着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这在《离骚》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他为培养后备人材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结果却是“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他辛勤培育的一批人，竟变成了反对自己的敌对力量，使他感到极大的苦痛。屈原学识渊博，他对天文、 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在这广阔的领域里，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随处都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2屈原的思想 他的政治理想的内容就是“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他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他热烈颂扬古代的圣君如尧、舜、禹、汤、后稷、文王以及齐桓、晋文和楚之三后等，热烈颂扬古代的贤臣如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齐、伍子胥及楚之子文等。他还用对比的方法讲一些非圣之君如桀、纣、羿、寒浞、浇等。他想通过对比来说明圣君贤相的重要，并借以说明楚无圣君贤相的危险性，这些都是针对现实而发的。“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耿介，意即光明正大，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要求。所谓贤臣，则以伊、傅、吕、宁为楷模，而不以贵胄为对象。这就是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意思，屈原在讲到贤臣时，往往用忠贞、忠诚、忠信这些语辞。屈原本人就是在忠君爱国的思想支配下，敢于坚持真理，不向势力低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古代贤臣“忠”的美德在他身上有充分的表现。屈原“美政”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他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反复谈到“民”的问题，“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这实际上是古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引)思想的发展。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

二、屈原的作品

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

1《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

2《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　全诗总体看来大致可分两大部分。每部分中又可分为若干小节。 从篇首至“曜灵安藏”，这部分屈子问的是天，宇宙生成是万事万物的先决，这便成了屈原问难之始，其中从“遂古之初”至“何以识之”问的是天体的情况，“明明闇闇”四句讲宇宙阴阳变化的现象。第二小节自“圜则九重”到“曜灵安藏”则是对日月星辰提问：它们何以不会坠落？太阳每日要走多少路，月亮何以有阴晴圆缺？以及有关日月的一些传说的疑问。从“不任汩鸿”起问的地事，从禹治水过渡到“九州安错……何气通焉”说的是古传说中关于地球的一些情况，而“日安不到”以下六句则就地球上所看到的日的现象发问。第三节从“焉有石林”到“乌焉解羽”一节多为二句一问，都是当时民间传说中的怪事。以上《天问》的第一大部分，大体是就自然界的事物发问，并联想到与自然有关的一些神话与历史传说，文章富有变化，联想丰富而有情致，除少数可能有错简外(如“河海应龙”二句或为错简，或有失误)，不能以后人习惯的文章结构之法去看它，而认为是“与上下文不属”，杂乱而无章法。从“禹之力献功”起，对大量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与史实提出了问题，这些各种各样的人事问题构成了《天问》的第二大部分。女岐、鲧、禹、共工、后羿、启、浞、简狄、后稷、伊尹……，屈子对这些传说中的事和人，一一提出了许多问题，在对这些人与神的传说的怀疑中，往往表现着诗人的情感、爱憎。尤其是关于鲧禹的传说，表现了作者极大的不平之情，他对鲧治水有大功而遭极刑深表同情，在他看来，鲧之死不是如儒家所认为的是治水失败之故，而是由于他为人正直而遭到了帝的疑忌，这种“问”，实际上表现了诗人对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所遭遇到的不平待遇的愤懑，《天问》的思想光辉就应当是这样来理解的。自“天命反侧”起则进一步涉及商周以后的历史故事和人物诸如舜、桀、汤、纣、比干、梅伯、文王、武王、师望、昭王、穆王、幽王、褒姒直到齐桓公、吴王阖庐、令尹子文……，屈原提出的好多问题，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历史政治的正邪、善恶、成败、兴亡的看法，这些叙述可以看成是这位“博闻强志”的大诗人对历史的总结，比《离骚》更进一步、更直截了当地阐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对楚国政治现实的抨击，也是希望君主能举贤任能，接受历史教训，重新治理好国家的一种变幻了的表现手法。还可将《天问》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自然结构提出问题，自首句“曰遂古之初”，至“乌焉解羽”，共计112句，69个问题。首先对宇宙起源、天体结构和日月星辰运行发问（44句，27问），接下来对大地结构和鲧禹治水、羿射十日等事件发问（68句，42问）。第二部分是对社会历史提出问题，自“禹之力献功”，至“卒无禄”，共计244句，96个问题。首先从禹的婚姻问起，对夏代的历史发出一系列问题（句，22问），接下来对商代历史（涉及女娲、尧、舜和吴国的历史故事）提出一系列的问题（76句，29问），然后对周代历史直至春秋战国若干事件提出一系列问题（104句，45问）。第三部分是尾声，自“薄暮雷电”，至“忠名弥彰”，共计17句，8个问题，内容主要是联系自己的遭遇，阐述屈原个人的感慨。关于其创作缘起一方面可能受民间文学影响。从文章的形式上来说，《天问》以提出问题为作品字句的主要结构，并不是凭空或偶然出现的，而是在我国民间诗歌中的对歌、提问题、考知识、斗智慧的基础上集中提炼形成的。众所周知，我国大量的民间歌舞，诸如北方的《小放牛》、南方的《刘三姐》，经常采用问答形式来传播知识、传递感情。其中有一些民间歌曲，例如《盘花歌》、《问根生》，几乎从头到尾都是在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　　《盘花歌》，布依族民间歌曲，通常以四季、十二月为序，青年男女以花寓情，内容以花为核心，相互盘问种花的过程和经验，涉及各种生产、生活知识，流行在贵州惠水一带。苗族民间歌曲，借花盘问，或以花比喻对方，两句为一段，三段成一首，流行在贵州望谟一带。《问根生》，土家族巫师在傩坛、祀神仪式上所唱的宗教歌曲，流行于贵州铜仁地区。表演形式为巫师彼此相互问答，一唱众和，内容涉及伏羲、五岳、六十甲子、十二月花、傩爷傩娘的来历，冲傩还愿等根生内容，以及各种神祗、法器、服饰、道具、生产技术、生活知识、历史典故，均是互相盘根问底的主题，因此又称《盘歌》。另一方面可能如王逸所说。“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 ，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 ，及古贤圣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

3《九歌》是屈原的重要代表作品。是屈原在楚国祀神乐曲加工、润色而成的一组独特的抒情诗。包括:《东君》与《云中君》,《大司命》与《少司命》,《湘君》与《湘夫人》,《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这组诗脱胎于楚地民间巫术祭歌，经屈原精心加工创造，达到了相当完美的艺术水准。关于《九歌》命名的原因，有以下几种说法。最常见的是加以合并，以求符合“九”数。闻一多认为，《九歌》中的首章《东皇太一》和尾章《礼魂》分别为迎神曲和送神曲，中间九章为娱神曲，《九歌》因中间九章而名。明黄文焕《楚辞听直》和清林云铭《楚辞灯》都认为《山鬼》非正神，《国殇》和《礼魂》都人新死后之鬼，物以类聚，故三篇只能做一篇。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其言九者，盖以神之类有九而名。”他认为《大司命》和《少司命》，《湘君》和《湘夫人》是同类“，祭祀时地也相同，故可合而言之。第二种解释是郭沫若和姜亮夫。将九训为“纠”，即是缠绵婉转之意，这就《九歌》的风格而言。第三种做法是认为九是虚言其多。所谓九歌就是多数乐章所组成的乐曲的意思。如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和褚斌杰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部分）。我们认为，九歌”原为传说中的一种远古歌曲的名称。《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 《左传·文公七年》:“《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南海处,赤水之南,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海外西经》：“夏后启于此舞九代。”《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 下〕康娱以自纵。”“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

4《九章》：《桔颂》《涉江》《哀郢》《怀沙》《惜往日》《惜诵》《悲回风》《思美人》《抽思》。

5《招魂》关于《招魂》的作者，历来存在着争论。王逸《楚辞章句》称《招魂》作者是宋玉，因哀怜屈原“魂魄放佚”，因作以招其生魂。但西汉中，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将《招魂》与《离骚》《天问》《哀郢》并列，并说读了这些作品，而“悲其志”，明显将《招魂》定为屈原作品。后世读《楚辞》，多用王逸注，故注本、诗词中每从其说。近世以来，研究者重视司马迁的提示，多主张《招魂》为屈原所作。但又分别有招楚怀王魂和屈原自招两种说法。同样主张屈原招怀王魂的，又有招生魂或死魂的两说。说法如此分歧，所举证据也很纷繁。我赞成屈原招楚怀王死魂一说。理由如下：第一，篇中所写奢侈享受，非楚王莫属。尤其像“九侯淑女，多迅众些”，娶一国之女，其他诸侯送女作媵妾从嫁，这必是像楚王这样的身份，才能拥有。第二，文献所载，上天所辅必是帝、王，而非臣民。“有人在下，我欲辅之”必是指楚王(陈子展说)。第三，乱曰之后写打猎，既提到“汩吾南征”，又提到“与王趋梦”、“君王亲发”，明是作者回忆与楚王狩猎情形。最后并深情呼唤“魂兮归来，哀江南”，这只可能是屈原来招楚怀王之魂。

第三节 《离骚》

《离骚》是屈原重要的作品，是带有自传性的抒情长诗。《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豪爽》篇记“王司州（胡之）在谢公（安）坐，咏《离骚》、《九歌》‘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坐无人。’”“兴味到时，拿起书本来就读，这才叫真正的读书，这才不失读书之本意……读书时，须放开心胸，仰视浮云，无酒且过，有烟更佳……或在暮春之夕，与爱人携手同行，共到野外读离骚经，或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菰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刘安对《离骚》和屈原的评价是崇高的，也是中肯的。继刘安之后，班固评价《离骚》：“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模仿）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及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王逸评价《离骚》：“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辞，诚博远矣”。刘勰（斜）评价《离骚》：“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饰，艳溢锱毫。” 

一、《离骚》解题

1《离骚》题目的含义  离骚”二字，古来有数种解释。第一种是司马迁的解释。司马迁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 汉代班固在《离骚赞序》里也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史记索隐》引应劭说“离，遭也。骚，忧也。”朱熹《楚辞集注》赞同此说。第二种是王逸的解释，离别的忧愁，《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云：“离，别也；骚，愁也 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 项安世《项氏家说》说：“韦昭注曰：‘骚，愁也。离畔也。’......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味愁而赋之。”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赞同此说。第三种解释是楚地方言。王应麟《困学纪闻》认为：“伍举所谓‘骚离’，屈平所谓‘离骚’，皆楚言也。”第四种解释是游国恩。他据《大招》中的“伏戏《驾辩》，楚《劳商》只”及王逸注“《驾辩》、《劳商》,皆曲名也”认为“离骚”二字与“劳商”双声通转，均为楚国古曲名，用在篇题当中，与《九歌》、《九辩》没有什么不同。而“离骚”之意，亦即“牢骚”。游氏在《屈原作品介绍》中指出：“我以为离骚可能本是楚国一种歌曲的名称，其意义则与牢骚二字相同……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或即同实而异名……所以牢愁、牢骚与离骚三个名词在音韵上是双声叠韵的关系，可以相互通转，那么离骚二字可能又有牢骚不平的意思。这样说来，离骚二字是不应该拆开来讲的。”郭沫若在《历史人物 屈原研究》一书中指出：“关于离骚两字的解释，自来也异说纷纷，大率都是望文生训的臆说。只有近人游国恩讲的最好。他说‘《汉书．扬雄传》载雄榜《惜诵》以下至《怀沙》 一卷,名曰《畔牢愁》'牢愁'古叠韵字,同在 '幽'部,韦昭训为'牢骚'.后人常语谓发泄不 平之气为'发牢骚',盖本于此.'牢愁','牢 骚'与'离骚'古并以双声叠韵通转’……这个见解很正确的，的确是一大发明。”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取证于杨雄《反骚》《畔牢愁》等，从连绵字的角度把“离骚”解释为牢骚。第五种解释是钱锺书在《管锥编》中的意见，认为离骚是是“摆脱忧愁而遁避之”，与用作人名的弃疾和去病或文名的遣愁、送穷是相似的。

2《离骚》的写作年代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有三种说法。有说作于怀王世被疏以后。汉代的刘向、班固、王逸、应劭和清代的王夫之认为写于怀王时代，今人如林赓《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汤炳正《屈赋新探》和戴志钧《读骚十论》等。有说作于顷襄王世被放以后，代表人物是游国恩《楚辞概论》和《屈原》等。有说始作于怀王时而作成于顷襄王初，如姜亮夫《屈原赋校注》。此外郭沫若的看法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他先前认为写于屈原临死前的几个月，后来又修正了这个意见，认为“《离骚》是屈原最成熟的作品。著作的时期，司马迁把它放在怀王时代，很不妥当。……我以前又把它的时期定得太迟，定在《哀郢》之后，认为是屈原６２岁将死时的作品，这也是不妥当的。像《离骚》这样的长篇大作，在作者必然要有精神上和体魄上的余裕才能产生。《哀郢》之后，在短短的逃难期间，不可能产生出这样充实的作品。因此，我想这篇作品必作于《哀郢》之前。”我们认为当作于诗人后期。

我们认为《离骚》的写作年代是顷襄王时代屈原被流放于江南以后。从作品本身来看，诗人屡次提到“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沅水、湘水均在江南，诗人被所提到的大舜葬地苍梧山也在江南“朝发轫于苍梧”“九疑缤其并迎”。就作者情感来看，诗中叹老的心情描写，“老冉冉其将至”随时流露去国远逝和一死的决心，“伏清白以死直兮”“阽余身而危死”“虽九死其犹未悔”等都表明作于后期。我觉得更注意其精神实质。章培恒《中国文学史》“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以后,面临个人的厄运与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一个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二、《离骚》串讲

《离骚》大致分为十个段落。第一段，自“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我本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号叫伯庸的是我已故的父亲）”至“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寻导夫先路（我驾着骏马正要打算去奔驰，你来吧，我要为你在前面引路）”，计 24行。由作者自叙其世系名字，兴趣爱好，性格品行，才能修养，表明作者有条件成为国家的栋梁，立志报效祖国。如果君王能够任用贤人．他愿跃马扬鞭为君王引路开道。 

     第二段，从“昔三后之纯粹兮，因众芳之所在（古时候曾有过纯而粹的三王，在那时固然是群芳之所聚会）”至“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我和你的分离也不怎么难堪，只叹息你的为人啊太没主张）”，计24行。叙述作者步入宫廷之后，希望通到唐尧、虞舜那样的有道明君，不希望碰上夏桀、殷纣那样的暴君。事实恰恰相反他一步入政坛便遇到一批奸诈小人．他担心楚国的江山会毁灭在这批人手里。他的理想和事业蒙上一层阴影，关键是君王被迷雾遮住了眼睛，没有坚定的政治见解。  第三段，从“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我已经种下了九顷地的春兰，我又曾栽就了百亩园的秋蕙）”至“虽不周于今人兮，愿依彭成之遗则（和今世的人们虽不能志同道合，而我所愿效法的是殷代的彭咸）”，计28行。叙述作者为了跟和贵族势力作长期地、不懈地斗争，必须放眼未来．为国家培养一批治国良才，希望他们健康地成长，在需要他们的时候委以重任。眼下的实际情形是，一大批人都在争权夺利，互相猜忌，花天酒地，全然不知满足。他真担心他的年龄一天天地大起来，事业却没有成就，自己毁了倒没有什么可惜，怕的是历尽千辛万苦培养起来的人才要被敌对势力摧残。他振作精神，立志效法古代的贤人。纵然他的作法不为世俗所喜欢，今生今世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死了也要以殷代的贤臣彭咸为榜样。 第四段，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我哀怜着人民的生涯多么艰苦，我长太息地禁不住要洒下眼泪）”至“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伏清白之志而死忠贞之节，本是前代的圣人之所称许）”，计28行。反复表述诈者在为理想和事业的斗争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他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纵然是死上九回也无怨无悔。作者遗憾的是君王大荒唐了，完全不理解他的心情。他周围的人对他百般嫉恨，恶语中伤。他们一个个在那里投机取巧，任意胡闹，把个好端端的楚国搞得国力衰微，民生凋敝。苍鹰和凡乌决不会同群，他决不会跟那批祸国殃民的奸党同流合污，他宁可忍受着孤独，遭受着穷困和不幸，即使死去而魂飞魄散，也不会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第五段，从“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我失悔我的路向是根本走错，我停顿着又打算要路折回头）”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就把我车裂了我也不肯变更，难道我的心还会怕受人威胁）”，计24行。在这个小段里，作者的心情非常矛盾，前进吧，前途荆棘丛生；后退吧，不是他屈原的品格；离开楚国去列国寻求发展吧，无论如何也下不了这个决心。思来想去，还是要按照固有的理想去奋斗，即使把他车裂肢解，也不能改变原来的志向。至于此，可视为第一大部分，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顾，多描述现实情况。

      第六段，从“女须之蝉媛兮，申申其詈（利）予（我的女伴她殷勤地替我关心，她娓婉而又回环地劝戒着我）”至“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我提起柔软的花环揩着眼泪，我的眼泪滚滚地沾湿了衣襟）”，计52行。在这个段落里，作者假托女须责备他，说他的性格太耿直了。夏禹的父亲鲧因为太耿直而不顾自己的性命，竟被惨杀于羽山，你何必要这样耿直呢？世界上的人都喜欢成群结伙，你为什么要这样孤身一人，为什么不变得随和一点？屈原有他自己的做人准则，他要用理智控制自己的行为。他以圣贤为榜样有什么不对，却落得如此下场。他怀着满腔愤懑，渡过沅水和湘水，向葬在九嶷山上的虞舜去陈述心里的话。他举出一大批荒淫无度、自行放纵而丢掉江山和脑袋的国君如夏启、后羿、寒浞、过浇、夏桀、殷纣等先例，说明骄奢淫逸，凶狠残暴，不推行“美政”，必然身败名裂。又举出夏禹、商汤和周文王、周武王为例，说明讲究治国之道，把权力交给有德行的人，遵守国家的法度，才能使一个国家变成一方乐主。主宰一切的上帝是公道无私的，他只会帮助那些有德行的人。在观察了前人又观察了后人的种种行为之后，确定了他自己应该怎么办：不义的事情决不能行。纵使身临绝境，沦落到死亡的边缘，回过头来审视最初的信念，也决不反悔。不问凿孔的方圆便想把裤头放过去，这正是古代的忠良被剁成肉酱的原因。屈原对虞舜表白了自己的心事，哀叹自己没有赶上好时代，遇上好君王。第七段，从“跪敷衽以陈辞兮，联吾既得此中正（我跪在自己的衣角上诉了衷情，我的忠心耿耿地即得到了稳定）”至“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我一肚子的衷情真无处可诉呀，我哪能够忍耐得就这样地死去）。”计76行。从这个比较大的段落起，作者从现实生活进入幻想世界。他带了一大帮子人，以风为车以龙为马，车夫和侍卫都是天神。他们驾着五彩祥云，清晨从苍梧之野出发，晚上落宿在昆仑山上的悬圃，旅途虽然遥远，但他一定要上天下地去寻找他所爱慕的“美人”。他令侍卫把龙马牵到太阳洗澡的咸池美美地饮了一顿纯净的水，把乘风拴在扶桑上好好地休息。他折取了一根若木的枝桠敲打着日头，挡住太阳不让它下山。这儿多么逍遥，多么宁静，多么惬意，他真想在这里多呆一会。飘风率领着云霓来欢迎他，把他们一行迎到天上。他要上帝的守门人把天门打开，那人却冷冷地看着他不肯开门。眼看到了黄昏的时候，他用手抚摸着佩在身上的幽兰在天门前徘徊。入世间混乱污浊，分不请美丑贤愚，连天国里也无“美女”可求。他又失败了。但他仍不甘心，天明后渡过白水，登上阆（浪）风山，去到那东方的青帝宫，在宫门前折了几束琼枝插在兰佩上，趁着琼枝的瑶花还没凋零，去寻找下界的“美女”。他请云师丰隆驾着云彩送他去到伏羲氏的女儿宓（如伏）妃的住处，把身上的佩饰解下来，请个名叫蹇（简）修的人去说媒，表明他对宓妃的爱。谁知那宓妃一会同意一会又不同意，到后来，她索性使小性子一口否定了。那宓妃是个缺乏教养的女孩子，大清早在洧盘洗发，晚上在穷石过夜，虽然长得很漂亮却十分傲慢，一天到晚在外面游荡，这样的女子虽然中看却毫无礼节，他要丢掉她去寻找理想的伴侣。他在天上周游了四极八荒才来到下界，在一座巍峨的瑶台上，看见了有嫆氏的女地简狄。他请鸩（振）乌夫说媒，鸩鸟坦白地说它自己不好。一只多事的斑鸠愿去说媒，他又嫌它轻佻放荡。想自己面对面地去求婚，又觉得不妥。他正犹豫，一幺鸟受高辛氏之托，抢先一步将礼物送给了她，把简狄娶走了。他上下求索，想再走远些又没地方可去，只得到处转游。那时候少康还没有成家，有虞国君养着两个漂亮的女儿。他匆匆赶到有虞国，请个媒人却口讷舌笨，只怕这次求婚也没有什么把握。人世间总改不了嫉贤妒能，不说人家的好处而专门毁坏人家的名声。深闺大院是那样地可望而不可及，聪明的君王却始终不肯悔悟，你说这事怪也不怪．他一生别无他求，第一希望遇到一位好的君王，第二希望遇到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当他的希望行将破灭的时候，他上求天帝，下索“美女”，从绝望中寻找实现理想的新途径。他一肚子衷情无处诉说，又决不甘心这样地忍耐下去，等待下去。 他要抗争，他要继续求索，他不能这样白白地死去。第八段，从“索琼茅以筵兮，命灵氛为金占之（我找来了灵草的琼茅和些细竹，我请求了女巫的灵氛为我占卦）”至“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要趁着我这环佩还很有馨香，我要四处去寻求啊上天下地）”，计76行。在这个长段里，作者向女巫灵氛问卦，灵氛劝他离开楚国去寻找知音，也许能够成功。他迟迟挪不开脚步。听说天上的巫咸晚上要下到凡间，他又向巫咸去请教。巫咸要他留在楚国，对他讲述夏禹用皋陶，商汤用伊尹，武丁用博说，周文王用姜尚，齐桓公用宁戚的故事，君臣关系多么好，协调共事的气氛多么浓烈，只要他保持着这样优秀的品质，总有一天会遇到理想的“美人”，何必请人去说媒呢？屈原却认为：一个人的德行无论多么美好，不为世人尊重又有什么用？坏人当道，时局变化无常，他在这里怎么能够久留。他最痛心的是，他亲手培植起来的一批鲜花香草，都变成了荒蒿野艾，失去了原有的芬芳与光泽。世俗喜欢是随波逐流，叫他们怎能不发生变化？只有他身上佩带的香花最为宝贵，花的芳香永不消逝，花的颜色永不衰褪，纵然遭到那批人的鄙视他也要带在身上。他要自我调节，自寻欢乐，继续寻求“美女”。要趁着他的年龄还不算太大，趁着他的佩饰还散发着馨香，他要继续求索。第九段，从“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将行（灵氛已把协吉的占辞向我告诉，选定了好的日期我要走向远方）”至”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我的御者生悲，马也开始恋栈，只是低头回顾，不肯再往前走）”计36行。在灵氛的规劝下，屈原开始远行了。拆下玉树的琼枝做菜肴，磨出玉屑做干粮，驾上神速的高头龙马，坐在象牙装饰的车上，他没法跟那些离心离德的人合作，只有远远地离开他们，去寻找一片既安静又干净的地方。他掉过头来再去白雪皑皑的昆仑山，清晨从东方的天河岸边启程，晚上便到了西方的边极，步流沙，经不周山，按预定时间到达西海，在那里听夏启的《九歌》之乐，看《九韶》之舞，借着美好的时光，美好的地点尽兴地欢乐片刻。在阳光灿烂的晴空里，他忽然看见了他的故乡。他的车夫在悲伤，他的龙马在怀念，蜷曲着身子不愿再往前走。作为主人的屈原，哪里还走得前去呢？第十段，从“已矣哉（算了吧）”至“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理想的政治既没有人可以协商，我要死了去依就殷代的彭咸）”，计５行。这个小段是全诗的尾声，也是全篇的结语。作者慨叹楚国没有明君，绝少贤人，谁也不理解他，走遍天涯海角也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他又何必要苦苦地怀念故都，怀念宫廷，怀念君王？他报国无门，去国不忍，只有以身殉国，追随彭咸而了此一生。彭咸是殷商时代的一位贤臣，屡谏君王无效，带着遗憾投水而死。屈原决心以彭咸为榜样。在屈原的作品中，除《离骚》两次提到彭咸外，《抽思》中有一处：“指彭咸以为仪（愿以彭咸作为我自己的典型）”。《思美人》中有一处：“思彭咸之故也（只想追求彭咸的典范）”。《悲回风》中有三处：“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我为何苦苦地思暮彭咸）”，“昭彭咸之所闻（愿阐明彭咸的处世方法）”，“托彭咸之所居（依托着彭咸之所寄在）”。在他的作品中七次提到彭咸，足见屈原把彭咸的死作为他的归宿是铁了心的。至此可看作第二大部分，着重表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主要通过幻想。 

三、《离骚》的思想

    《离骚》是一首自叙体抒情长诗，也是一首政治抒情诗，深刻地反映了屈原的生活和斗争，反映了屈原的心理和社会的矛盾，反映了屈原的爱与恨，是一首爱国主义的颂歌，一个爱国者的内心独白，一篇向政治挑战的宣言书，一篇讨伐奸党谗佞的檄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开山之作。汉代以来，著名学者对《离骚》评价极高。《史记·屈原列传》引淮南王刘安的话说：“《国风》好色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库），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皎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诗经·国风》虽有许多好色的话，但并不是淫秽之词；《小雅》虽然有若干反抗旧制度的意识，但并不主张犯上作乱的暴力行为。像《离骚》这样的作品，可算是兼而有之．远古时代提到殷人的祖先高辛氏，近代谈起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中间述及商汤和周武王，借这些人事批判现状。把高深的道德内容，系统的治国要领，表述得非常明白透彻。文字简练精粹，语言委婉曲折，意志纯正高洁，行为刚直不阿。所说的话虽然是些很细小很实际的事情，揭示的目标却很伟大；所举的事情虽然是些浅近的比喻，指出的意义却很深远。因为作者意志纯洁，他提到的东西都是芳香的；因为作者行为高尚，他至死也不愿离开故土。染上了污泥，可以把泥巴洗去；蒙上了灰尘，可以像蝉一样把外壳蜕排，超脱于尘埃之外，决不沾染世上的污泥浊水，永葆清清白白的身躯。即使暂时把身子弄脏，也不会使他的姿质变成黑色。推赞作者的这种志向，可以比得上日月的光辉。

二、《离骚》的思想内容

1表现了诗人崇高的政治理想和为祖国献身的伟大精神  屈原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他不仅有着深厚、充沛的爱国感情，同时有着进步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这就是通过政治革新振兴楚国并进而由楚国统一中国。诗人主张政治革新就是要实现他在诗篇中一再提出的美政，具体说来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尤其使我们感动的是他的赤心为国的献身精神。全诗一开始，诗人就宣称他对祖国的兴亡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存君兴国是他的天职。他说自己既有“内美”，也有“修能”，为献身于祖国的振兴事业而做好准备。接着就表现了他对于祖国命运的担忧与矢志献身于祖国的决心。“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说他并不怕早大批什么祸殃，一心所忧的是国家的前途和社稷的兴亡。“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他要殚精竭虑使国家富强起来，辅佐楚王成为一个励精图治的中兴君主，但他的处境是困难的，楚王昏聩，群小朋比为奸，他明知这样下去会给自己招来祸患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当受谗见疏乃至被流放以后，他仍然“上下求索”，上扣帝阍，下求美女，系念祖国存亡，寻找最后献身于祖国的机会。在士人自由度较大、汲汲于个人功利而无爱国观念的战国时代，诗人却始终不肯离开祖国一步，要以殉国的古人为榜样，献出自己的生命，表现了浓厚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伟大壮烈的献身精神。当然，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必然会打上时代烙印，具有了浓厚的忠君思想和宗族主义感情。

2表现了诗人崇尚高洁、坚持操守的伟大人格和“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 《离骚》是一篇壮美动人的诗篇。而这正是诗人美的理想美的人格的体现。诗人在长诗《离骚》中，歌颂美善与高洁，卑视丑恶与虚假；他把公正高洁的品德，比作香花与美草，把贪婪、偏私、禁不住考验的变节者，比作荒秽与恶臭。他用自然美比喻崇高的道德美，他歌颂江离、白芷、秋菊、春兰，这一切都表现了诗人崇尚高洁、卑视流俗的性格。诗人所面对的楚国上层社会是非常污浊黑暗的，群小当道“凭不厌乎求索”“各兴心而嫉妒”“溷浊而不分”，但诗人却突出地表现出他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格，诗中写他始终坚持操守，坚持自己的德行“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一心求美一心向善好修不懈。诗人面对种种黑暗势力，坚决表现出决不妥协、决不调和的态度，他反复表示要为自己认定的理想坚持到底，他说：“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 “宁溘死以兮,余不忍为此态”“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为坚持理想和保持节操将生死置之度外。《离骚》是一首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伟大诗篇，是一篇热爱祖国，伸张正义，鞭挞黑暗，追求光明的杰作。屈原也成了“美政”理想最后的守望者。他孤凄地抱着“美政”理想，但他决不肯“量凿正枘”，苟合取容于世。他说：“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要以前修彭成为榜样，以死明志，以死殉国。屈原的自沉，是殉于自己的理想，他是抱着自己的“美政”理想沉入汨罗江底的。这种情志，是十分悲烈的、十分坚毅的

三、《离骚》的艺术成就

1独具一格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楚辞出现以前，中国诗歌还基本上属于群体性的创作，内容比较单纯，句式和篇幅较短，特别是由于集体创作，缺少全面反映诗人性格的作品。何其芳在其《屈原和他的作品》中说：“《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不能说那些 作品没有作者个性的闪耀,但像屈原这样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和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他的 作品上打上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的烙印的,却还没有。”而屈原的创作,却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这标志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时代。《离骚》塑造了一个具有鲜明个性、崇高理想和伟大人格的的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他身上，对祖国的热爱和对高洁耿介的人格的追求与坚持是密切统一的。《离骚》表现了诗人对实现自己崇高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的斗争精神。全诗分为前后两部分。从篇首到“岂余心已可惩”为前一部分；从“女缨之婢媛兮”到结尾为后一部分。前一部分是诗人对历史的回溯，叙述了诗人的家世出身，生辰名字，以及辅助楚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斗争。后一部分是描写诗人对未来道路的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被腐朽的贵族集团排斥在现实生活之外，他苦闷彷徨地面对未来。这一部分中诗人通过一系列虚构的境界，否定了与他爱国感情和实现理想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各种道路，最后决心一死以殉自己的理想：“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成之所居。”这是诗人当时所能选择的唯一道路，他以死来坚持理想，反抗黑暗的政治现实。他刚诞生时，“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他从小就汲汲自修，陶铸自己的“内美”和“修能”：“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他洁身自好：“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擘木根以结苣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他“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白爵然涅而不淄”。(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但他却因过于自洁、不肯与世俗和光同尘而受到贬斥。遭到了群小的谗毁，“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余虽好修女夸以革几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苣。” 他的流放，与其说是被楚王放逐，不如说是被整个世俗社会放逐。但，他不理会世俗的目光，只是昂起冷清的头颅，踽踽独行：“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因为他深知“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他不肯向社会摧眉折腰，他宁愿“伏清白以死直”，“宁溘死以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怀瑾握瑜，矢志不渝：“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决不肯“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向流俗低眉俯首。《离骚》就塑造了一个坚贞高洁、不屈的远远地超出于流俗和现实之上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2《诗经》开拓的.比兴手法在《离骚》中广泛运用而且得到发展，它不仅“依诗取兴、引类比喻”，而且还把比兴与要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使《诗经》那种喻象、喻体各自的单纯比喻在《离骚》中熔铸成浑融一体的艺术境界，具有了象征意义。比如通篇以香草象征诗人的高洁品质就是这种情况。《离骚》中的比兴，不像《诗经》那样只是一个片断，而是系统的、一个接一个的，充分表现了所要表达的内容。比兴与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具有象征的性质。如：以“香草”象征诗人的高洁。诗中诗人以女子比贤者，由此出发，又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妒贤，如课文中的“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以求媒比通楚王的人；以婚约比君臣遇合。“《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乌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求）龙鸾风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这样一来，使所用的比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全诗也就因此而显得生动形象、丰富多彩。

　 3《离骚》创造了波澜壮阔、宏大完整的艺术结构。《离骚》是一首抒情诗，主要是以抒发忠贞而遭忧的情怀为诗的线索。抒情诗一般没有故事情节，但《离骚》《离骚》不仅篇幅宏伟，而且拥有大量的故事情节，把诗人长期的斗争经历和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前一部分是在诗人的人生遭际的基础上展开抒情的，后一部分又虚构了女媭劝说、陈辞重华、灵氛占卜、巫咸降神、四方神游等一系列虚幻的情节，使抒情在若隐若现的情节中展开。同时，也扩大了诗的结构，增加了诗的内容含量，形成了波澜壮阔、宏大完整的艺术结构。

4.《离骚》在诗歌语言和形式上，也有创新和开拓。它汲取了楚歌和先秦散文的营养，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把诗句加长，构成巨篇，创造了一种句式长短不拘而又基本整齐，韵句散语相间、参差错落，灵活自由的的语言形式。《离骚》的语言精炼华美，极富表现力，并多用方言、虚词、双声、叠韵等。既有利于包纳丰富的内容，又有力地表达了奔腾澎湃的感情。

                第四节   屈原其他作品

一、《九歌》

　1采用神话传说，并赋予新的内涵，把自然美与社会美融合在一起，渗透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调，是《九歌》突出的艺术特点之一。在《九歌》中，屈原一方面围绕着神的形象展开了对大自然和楚地民间祭式的细致描摩，另一方面又以此作为象征手段将人的音容笑貌和人的思想、感情赋予自然物，从而塑造出更加完美、更加典型的个性鲜明的神的形象。例如《云中君》就抓住了云神所代表的自然物——云，着力描绘了云的色彩、形态，突出表现了它瞬息万变、倏而即逝的特性: “浴兰汤兮休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蹇将谵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灵皇皇兮既降，奴远举兮云中。” 云，浮游在天宇，洁白明丽，时而化为云锦，霞光灿烂，时而周游四方，飘然远逝。在高空中，它与日月齐辉。风驰电掣，飘忽不定……如此这般，诗人把自然界的云写得何等空灵、逼真。又如《湘居》、《湘夫人》围绕神话传说中一对潇湘情侣幽会的情节，或直接或间接把“岸芷汀兰”、“流水兮潺潺”的江南水乡的独有风光涂抹得异常清新、明丽、柔美，与《河伯》中所描绘的黄河那种“冲风起兮水扬波”的浩浩气势恰成鲜明对照。在神灵身上，作者赋予了人的特征和人的性格。所以《九歌》一个突出的审美特征就是对自然特征做审美的概括，并把自然作为一种一种象征手段，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某些社会意识。这对后世的文学影响较大，如志怪作品，尤其是《聊斋志异》等。

2浓厚的悲剧意蕴。《九歌》大部分篇章都包含人神相恋和神与神相恋的情节。这些恋爱在诗中又都呈现出会合无缘、彷徨怅惘的状态，透露出对生命的执着追求和追求不得的忧伤怀疑。如《湘君》《湘夫人》彼此相待，却终不能相遇，唱出伤心的歌子。《湘君》开头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在这幅清秋候人的画面上，深秋的凉意和情感的寂寞不安融为一体，渲染出一派难以言说的凄迷惆怅之情，从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山鬼》是一首更为美丽的失恋之歌。诗中主人翁虽是神的形象,却完全是人间少女的情感。她盛装打扮,前去与心上人幽会,情人却始终未来赴约,使她陷入绝望的痛苦之中。这样悲剧性的人神之恋的作品及其悲剧意味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上影响甚巨。

3在艺术手法上，作者善于把周围的景物、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思想感情融合起来写，因而构成某种情景交融的意境。如前面所举《湘夫人》开头四句诗，首先勾勒出一湖畔清秋的景色：习习不断的秋风，吹起洞庭湖水粼粼的波澜，枯黄的树叶在秋风中片片飘落，伫立在水边的男主人公正在极目远望，他在一种迷惘中似乎看到自己向往的人正翩然下降到水边。在这幅清秋候人的画面上，可以感受深秋的凉意和情感的寂寞，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凄迷惆怅情调，而这也正为全诗写爱情的不顺利创造了悲凉的气氛。又如《山鬼》一诗，则用深山中的雷雨交加，猿声啾啾的夜景，来渲染山神因失恋而激起的愁苦悲愤之情，极为生动感人。

4 《九歌》的诗歌语言以情味幽深见长，它往往十分单纯自然而又非常优美和极富含蕴，令人有读之不尽、味之无穷之感。

二、《九章》

1《九章》较少采用夸张和幻想手法，主要是纪实之辞，用直接倾泻的方法来表现其复杂的心曲和奔放的感情。

2《九章》的语言生动形象，情味悠长。篇章结构跌宕有致，语气随着诗人感情的起伏而变化，有时激情滚滚，有时凄苦低吟，有时缠绵悱恻。诗人感情节奏形成了诗歌内在节奏。这一点后来的李白颇得其真传。

三、《天问》

1　《天问》是屈原所作楚辞中的一篇“奇”文：说它奇，不仅由于艺术的表现形式不同于屈原的其他作品，更主要的是从作品的构思到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作者思想的“奇”——奇绝的内容显示出作者惊人的艺术才华，表现出诗人非凡的学识和超卓的想像力！

《天问》中，问天地、日月、山川、灵异之外，它所涉及的人事，大多有当时的现实意义。因此，屈原所提出的问题不会是仅仅根据庙堂壁画。而是有他主观上的选择并经他精心结撰的。从全文的先后次序来看，先天地自然后三代史实，而以楚国的贤君愚臣作为结尾，这里显著地表明了作者自己的思想动机与创作意图，因此，这篇包含着作者深层思想结晶的《天问》，不可能是他“呵壁问天”的即兴之作。《天问》是屈原思想学说的集粹，所问都是上古传说中不甚可解的怪事、大事，“天地万象之理，存亡兴废之端，贤凶善恶之报，神奇鬼怪之说”，他似乎是要求得一个解答，找出一个因果。而这些问题也都是春秋、战国以来的许多学人所探究的问题，在诸子百家的文章里，几乎都已讨论到。屈子的《天问》则以惝恍迷离的文句，用疑问的语气说出来以成此钜制，这就是屈子所以为诗人而不是“诸子”的缘由。而“天”字的意思，战国时代含义已颇广泛。大体说来，凡一切远于人、高于人、古于人，人所不能了解，不能施为的事与物，都可用“天”来统摄之。对物质界说，又有本始、本质、本原的意思。《易·系词》中说：“法象莫大乎天地。”《天问》的天，也颇有指一切法象的意味，与道家的“道”字，《易经》的“易”字，都是各家用以代表这些“法象”的名词，屈原为楚之宗室重臣，有丰富的学识和经历，以非凡才智作此奇文，颇有整齐百家、是正杂说之意。

2从全诗的结构及内容来看，全诗372句1553字，是一首以四字句为基本格式的长诗，全文自始至终，完全以问句构成，作者或一句一问，或两句一问，或四句一问，一口气，对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许多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三个(一说一百五十多个)问题，层层设问，用提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情理交融，声情并茂，宛若梦笔生花，令人读来兴趣盎然，绝无枯燥之感。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在他那个时代尚未解决而他有怀疑的，也有明知故问的，对许多历史问题的提问，往往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政治见解和对历史的总结、褒贬；对自然所提的问题，表现的是作者对宇宙的探索精神，对传说的怀疑，从而也看出作者比同时代人进步的宇宙观、认识论。《天问》以新奇的艺术手法表现精深的内容，使之成为世界文库中绝无仅有的奇作。

3《天问》的主要是以四字为句，以问的形式从一个问题联想到另一个问题。细细读去还是可以理清脉络，弄明主脑的。《天问》在语言运用上与屈赋的其他篇章不尽相同，通篇不用“兮”字，也没有“些”、“只”之类的语尾助词。句式以四言为主，间杂以三、五、六、七言。大致四句为一节，每节一韵，节奏、音韵自然协调。有一句一问、二句一问、三句一问、四句一问等多种形式。又用“何”、“胡”、“焉”、“几”、“谁”、“孰”、“安”等疑问词交替使用，富于变化，因而尽管通篇发问，读来却圆转活脱而不呆板，参差错落而有风致，所以前人评论说：“或长言，或短语，或错综，或对偶，或一事而累累反覆，或数事而熔成一片，其文或峭险，或澹宕，或佶倔，或流利，诸法备尽，可谓极文章之变态。”(俞樾《评点楚辞》引孙鑛语)这构成了《天问》独特的艺术风格，当然它表现的是屈原的学术思想，问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因此在修辞手法上，自然没有像《离骚》、《九歌》、《九章》那样绮丽而富于浪漫色彩，但正如清贺裳《骚筏》所评“其词与意，虽不如诸篇之曲折变化，自然是宇宙间一种奇文”刘献庭在《离骚经讲录》中赞其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鲁迅《摩罗诗力说》：“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4《天问》问世之后，摹拟作品为数不少。晋傅玄有《拟天问》，梁江淹有《遂古篇》，唐杨炯有《浑天问》、柳宗元有《天对》，明方孝孺有《杂问》、王廷相有《答天问》，清李雯也有《天问》……可见其对后世文学创作思想的深远影响。

四、《招魂》

　1在《楚辞》中，《招魂》是一篇独具特色的作品。它是模仿民间招魂的习俗写成的。其中却又包含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招魂》的形式主要来自民间。古人迷信，以为人有会离开躯体的灵魂，人生病或死亡，灵魂离开了，就要举行招魂仪式，呼唤灵魂归来。在许多民族残留的原始歌谣中，都有招魂歌谣。内容一般都是告诫灵魂不要到上下四方去，而应赶快回到家里来。为此目的，自然要讲讲上下四方的可怖，家中的安乐。后来规范为礼仪。如《礼记·礼运》所载“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嗥)某复’”，其仪式是由小臣举死者衣，登上屋顶，向上下四方呼号，招唤灵魂。作为礼仪，已非原始信仰，而是“尽爱之道也，有祷祠之心焉”。古老的迷信演变为一种风俗。杜甫《彭衙行》云“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远方来客，历经艰险，剪纸为其压惊、招魂。这倒是颇具人情味的风俗。民间一直流传有叫魂的迷信，曹禺《原野》中，曾借用来营造黑松林中的凄厉气氛，这也是古代招魂仪式的遗存。屈原写作《招魂》，就是模仿民间的创作，“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王逸《楚辞章句》)，呼唤楚怀王的灵魂回到楚国来。《招魂》当作于公元前296年，即顷襄王三年。三年前楚怀王受秦欺骗，入武关而被拘于秦，逃跑不成，怨愤而死。顷襄王三年，秦欲与楚修好，归怀王丧，“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楚人同情怀王这个昏君，除敌忾之心外，还因怀王囚秦时，不肯割地屈服，总算有些骨气。对比只想苟安的顷襄王，自易引起人们的怀念。屈原曾受怀王信用，后被谗见疏，但总希望怀王有所觉悟。怀王一死，楚国又面临亲秦、拒秦的斗争。屈原作《招魂》，即认同楚人“如悲亲戚”之情，其中自然包含了对秦的敌忾之心。

2《招魂》的结构是：一、序引，二、招魂辞，三、乱辞，总共三个部分。招魂辞中又分为“外陈四方之恶”与“内崇楚国之美”两大部分。一般招魂辞是没有序引和乱辞的。而且招魂辞每句结束都有“些”字，据旧注读苏贺切，其音与今湘南民歌尾音“啰”相近。而序引、乱辞语气词都用“兮”字，与《离骚》、《九章》等篇相同。由此可见，托为巫阳的招魂辞，主要遵从招魂的习俗要求，而序引和乱辞，则更显示出屈原的主体色彩。

　　序引一开头，便有作者出现，自“朕幼清以廉洁兮”至“长离殃而愁苦”，当是屈原自叙。屈原从来是以清廉、服义自许的。只是因楚王受到蒙蔽，不能“考此盛德”，而使他遭受不幸而忧愁痛苦。在这几句之后，忽然说到“帝告巫阳日：‘有人在下……’”，这就使人容易错会为上帝令巫阳为之招魂的，就是这位“长离殃而愁苦”之人，也就是屈原自己。于是主张“招怀王魂说”者，一般也将前四句解为称说怀王之词。然而既有“朕”字自称(如《离骚》)，形容又不相当。这确是一个难题。闻一多曾怀疑，开头四句，本非《招魂》所有，是错简于此。我想，如果说其下有脱简，也未始不可能。假设加上“上往而不返兮，朕冤结将谁诉”之类的句子，就自然过渡到招魂的事了。“帝告巫阳曰”以下几句是对话形式，表示出招魂的迫切性。实已暗示怀王已死，灵魂招来也不能复用。这几句有多种断句法，但大意都是：帝命巫阳下招——巫阳推辞——巫阳受命下招。这三层意思是大家公认的。

作为《招魂》主干的是巫阳的招辞。招辞的第一部分写东、南、西、北、天上、地下的可畏可怖。这里取用了许多神话材料，写得诡异莫测。神话的瑰奇本是具有现实基础的，联系这种基础，可知想像的合理性；神话又是经过幻想加工改造的，赋予了令人眩目的奇幻色彩，更能激发起人们的审美兴味。《招魂》正是如此，如写到东方，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而古代神话有十日并出烤焦大地的故事，作者用来形容东方的危险，便十分巧妙。又如写到西方，沙漠无边，不生五谷，无水可饮，又有赤蚁、玄蜂等毒虫，使人无法生存。这种种描写相当准确，使人惊叹作者具有相当丰富的地理知识，夸张的描写并未脱离现实基础。又如写到天上、地下，都有残忍无比的怪物据守着。保存了原始神话中的神秘性和原始性的特点。招魂辞的第二部分，是写郢都修门之内的豪华生活。作为前一部分的强烈对照，这一部分基本写实。从近年许多楚墓的发掘，完全可以证实其写实性。这一部分展示了故居的宫室、美女、饮食、歌舞、游戏之盛，描写了那种无日无夜的享乐生活。作者的描写是具体生动的。如写宫室园圃，既总写了建筑的外观、布局，池苑风物，又详写室内的装饰、布置，以及处于其间的人的活动——主要是美女的活动。又如写饮食，多种多样的主食、菜肴、饮料一一列举，且加形容：“臑若芳”、“酎清凉”、“厉而不爽”，让人感到的确是美味佳肴。文章中时时点染以人的活动、感受，更为传神。如写饮食、歌舞之余，“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放陈组缨，班其相纷些”；写的场面“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将那种不顾礼仪、忘乎所以的情形，那种捋袖揎拳，呼五喝六的神态，穷形尽相地描绘了出来。写得最精彩的，要数对美人和风物的刻画。如写美女说：“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嬉光眇视，目曾波些。”写人着力写眼睛，是《诗经》已开始了，《硕人》便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之句，而这里则发展为写挑逗的目光，流动的眼波，更为巧妙生动。整个的美人醉态，犹之一副“贵妃醉酒”图。又如写到苑中之景，说：“川谷径复，流潺湲些。光风转蕙，氾崇兰些。”溪流蜿蜒，汩汩有声，微风挟着阳光，摇动着香草，泛起阵阵清香。“光风”二字语简义丰，形容极为准确。这两句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名句。

　　客观叙述，一般不着作者主观色彩。然其中所写醉酒后的种种失态，客观上是有批评性的。那些描写多切合楚王身份。“归来反故室，敬而无妨些”一句，强调归来仍受尊敬而无妨害，应是针对楚怀王可能具有的愧悔心情的。

　　《招魂》的最后部分“乱曰”一段，是全篇的结束语。“乱曰”主要写打猎。在《招魂》影响下的汉大赋，打猎是描写的主要内容。这里却归入了乱辞，原因是这与巫阳招魂辞无关，而是作者自身的活动。这里屈原又以第一人称出现，叙其在南征途中，回忆起参加怀王狩猎的情况。云梦一带是楚国著名的猎场，面积极广，汉赋对云梦之猎有很精彩的描写。而这里并未多写狩猎过程，只写了开始时的壮丽场景，“青骊结驷兮，齐千乘。悬火延起兮，玄颜烝”。实际狩猎只有“君王亲发兮，惮青兕”这一句。《吕氏春秋·至忠篇》载有楚王射中随兕的故事：据楚国《故记》说，杀随兕者不到三月必死，楚王射中随兕，申公子培出于忠心，夺归己有，果然代王而死。有这种传说作为依据，“君王亲发兮惮青兕”其实表现了屈原曾经对楚怀王的安危十分关心，也就是“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的意思。然而怀王终于“客死于秦”不得归楚了。诗人最后以“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样极其凄婉的诗句，结束了这一篇千古绝唱。而这结尾几句，堪称《楚辞》中最著名的情景交融片段之一，绝不亚于《九歌·湘夫人》开头“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等名句。它对后世的影响甚大，如果说宋玉《九辩》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送将归”数语是中国古典文学悲秋传统的滥觞，那么不妨说《招魂》末尾的这几句是中国古典文学伤春传统的滥觞。后世如北朝庾信的《哀江南赋》，题目即取自“魂兮归来哀江南”句，感伤时事，眷怀故国，精神亦与楚辞屈赋相仿佛，其深受《招魂》影响固不待言；即如唐司空曙《送郑明府贬岭南》“青枫江色晚，楚客独伤春”二句，虽所感限于身世之悲，其意象又何尝不是脱胎于《招魂》乱辞。

3《招魂》的艺术特色及其影响 第一，《招魂》颇富想象力和创造力，它用夸饰手法，对恐怖和奢华两种景象作强烈而富于刺激性的描写，形成对照，造成了特殊的美感效果。以后在鲍照、韩愈、李贺等作家的创作中，可以看到《招魂》这一特点的再现。第二，它的铺陈手法，则直接影响了汉赋。《招魂》中关于上下四方的描写很有层次，根据其方位地域特点，营造出或险恶阴森或华美豪奢的意境。关于楚国宫廷建筑、饮食、歌舞的段落的描写，作者采用了排比铺叙的手法，辞藻异常华丽和丰富，如“高堂邃宇,槛层轩些。 层台累榭,临高山些。 网户朱缀,刻方连些。 冬有□厦,夏室寒些。 川谷径复,流潺湲些。 光风转蕙,汜崇兰些。”把堂轩台榭的结构、雕饰以及环绕在周围的美丽风光都极有层次地写了出来，流动而不呆板，细致而不碎杂，再如写歌舞奏乐的场面，“竽瑟狂会,搷鸣鼓些。 宫庭震惊,发《激楚》些。 吴歈蔡讴,奏大吕些。 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更是有声有色，形象生动，令人如适逢其会，身临其境，这种夸张铺叙的手法和华丽文采对汉赋影响很大。第三，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首诗在艺术构思和艺术手法上都十分新奇，它吸取了许多古代神话材料，完全遵照巫祝招魂词的形式，并完全采用他们的语调（些字作语尾，是巫巫见禁咒语旧习惯）。刘勰《文心雕龙·祝盟第十》：“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丽也！”

　　                 第五节   楚辞流变和屈原的地位

一、宋玉等楚辞作家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屈原死后，楚（还）有宋玉、唐勒、景差一些人，都爱好文学，由于擅长写赋受到人们称赞；然而都效法屈原的委婉文辞，始终没有人敢于直谏。1宋玉（公元前290—223），又名子渊，湖北宜城人（也有称归州人的）。相传是屈原的学生，是继屈原之后的浪漫主义楚辞大家。据《安福县志·外纪·流寓》记载：“周宋玉，归州人，屈原弟子，悯其师忠而放逐，作《九辩》五首，以述其志，又怜师命将落，作《招魂》以复其精神，延其寿命。与景差、唐勒并称。客仕楚为大夫。尝居于邑，有城与庙，及看花山，放舟湖诸迹，后殁葬邑之浴溪河南岸。”他本为楚国归州乡下一介贫士，他儒雅风流，长于词赋，远走京邑，经友人推荐成为文学侍从，但不久遭妒失职，被放逐到其赐地云梦之田（今临澧一带），落魄终生。但他意志坚定，性洁志廉，写诗述怀，在看花山上写下了长篇抒情诗《九辩》抒发自己“失职而志不平”和“无衣裘以御冬兮”的志向和身世。《汉书．艺文志》载，宋玉作品有《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高唐对》。宋玉和屈原并称。沈约《梁书·谢灵运传论》“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文心雕龙．辨骚》“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才略》“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辞赋发采” 《才略》“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时序》又云:“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才略》复云:“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周书·庾信传论》：“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 北山录》卷第四之《宗师议》：“文章之家，屈宋杨马，递相祖述，虽欲速鞭，难其齐足”李白《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屈宋长逝，无堪与言。”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二：“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戏为六绝句》“窍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晚唐李群玉《进诗表》“臣所贡前件歌诗,以居住沅湘,宗师屈宋;枫江兰浦,荡思摇情,芜类之余,过于飘野。”欧阳修“宋玉比屈原，时有出蓝之色。”（《宋诗话辑佚·陈辅之诗话》） 明代陈第《屈原古音义》：“宋玉之作，纤丽而新，悲痛而婉，颇沿于其师，讽刺有补于其国，亦屈原之亚流也”。王夫之评价说：“故嗣三闾之音者，唯玉一人而已”等等。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惧其胜已，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新序．杂事五》：“因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意气不得，形于颜色。”李白《感遇四首》“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

2《九辩》，共有255句、1500多字。是与《离骚》交相辉映的长篇抒情诗。全诗分九节，层层递进，通过自然景物来抒发感情，情景交融，意境高远。首先是宋玉极其善于选择具有一定特征的景物与幽怨哀伤的感情融化在一起来抒写,从环境气氛的渲染中,烘托出阴暗时代被压抑者的心理。“悲哉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 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 怆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 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 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 雁雍雍而南游兮，鵾鸡啁晰非悲鸣。 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 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风声、落叶声、鸟啼虫鸣声,与诗人的穷愁潦倒的感叹声交织成一片;大自然萧瑟的景象与诗人孤独的身影互相映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其次,在这种景物和心理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者敏锐的感受和细致的笔触。尤其是开头几句,用远行中的漂泊感、登山临水的空渺感,写人生失意之情绪,极见匠心创 意。第三,《九辩》的语言更加散文化而十分讲究。全诗打破四句两韵格式，句中字数增加，句法更加灵活自由，句式多变,长短错落,语气词 “兮”字的位置也不断调换,使得全篇的语言节奏相当灵活自由。同时在音节上更有突破，,诗中多用双声、叠韵、叠字等修辞手段,在散文化的不整齐句式中, 使得全诗音节和谐舒畅，语句铿锵盎然，保持音乐之美。这一特点在上面一节中已经很显著,结尾一段十八句诗中,连用十二组叠字,节奏更为鲜明。屈原的作品,显然没有如此之多的讲究。它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悲秋”名篇和艺术佳作，而且是托物言志、忧国忧民、针砭时弊的光辉的爱国诗篇！它以客观存在的秋天的萧瑟衰败景象起兴，暗含着对楚国政治昏暗、国势衰落的忧心，发出了“坎廩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呼声。“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狂攘”则明白地揭示了“贫士失职”的社会背景。“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 “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 “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龃龉。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遑遑而无所集。愿衔枚而无言兮，尝被君之渥洽。”这里，爱国爱民与忠君斥佞之情跃然纸上。“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 “食不媮而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歺”“诗言志”！正明明白白地表现了宋玉不计个人名利、决不同流合污，坚守圣贤节操、立身原本高洁的心志。《汉文学史纲要》：“《九辩》，本古辞，玉取其名，创为新制，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 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指出：“(《九辩》)谓陈道德以变说君也”“（宋玉）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现代林庚教授在《屈原与宋玉》一书中也指出：“《九辩》是属于整个诗坛的，也是属于宋玉个人的。”

3宋玉的其他作品  《对楚王问》《文心雕龙·杂文》：“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 《风赋》是一篇寓言赋，是以风为喻的讽谏佳作。宋玉所要说明的是：同样是风，王公们感到凉爽，而庶民们却会遭殃。他是借雌雄之风，提醒楚王要体察庶民的疾苦而不要自以为庶民会和王公们一样感到风是很畅快的。，《钓赋》是以钓鱼之术喻治国之道的名篇。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评价道：“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为大国。”而《御赋》则以御术喻治国，主张“君丽民义”、以义役民。《笛赋》，明确表达了作者赞美礼义雅乐、责斥淫靡郑声、主张招揽贤士以为国为民的高洁方正精神。甚至在《大言赋》、《小言赋》中，宋玉也没有忘记“寓教于乐”、适时讽谏。宋玉在《高唐赋》和《神女赋》中还比较集中地描写过巫山神女的形貌音容色香味以及男女性梦性爱之事。李善在《文选注.（高唐赋）题解》：“（其）赋皆假设其事，风谏淫惑也。”洪迈在《容斋随笔·三笔》：“宋玉《高唐》、《神女》二赋，其为寓言托兴甚明，予尝即其词而味其旨，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真得诗人风化之本。”吴广平《宋玉集·前言》：“宋玉创作《高唐赋》，向顷襄王讲述怀王梦交神女这一虚幻的故事，据叶舒宪先生解释是帮助顷襄王释放好色的欲望与情感，进行诱导性的心理治疗……据杨义先生的解释，宋玉大讲神女的容貌姿态，是为了对襄王难以抑制的性爱原欲（性冲动）进行顺势的疏导和发散，也是一种精神治疗的策略。” 《高唐赋》《神女赋》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它们分别写楚怀王和楚襄 王梦遇巫山高唐神女之事，内容相似。而前者以铺陈高唐的景物风光为主，后者 以描摹神女之美为主，都写得情致飘渺，极富韵味。如写高唐雨后之景，渲染其 百川汇集，水石相激，声振天际，猛兽因而奔逃，虎豹因而失气，鸷鸟因而窜伏， 鱼鳖因而惊恐，把高唐险要、磅礴的气势，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之后，又摹写 万木繁茂，芳草丛生，风声悠扬，众鸟和鸣。张弛之间，跌宕生姿。又如《神女 赋》对神女美貌、神态的描写：“ 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多美而可观；眉联 娟以蛾扬兮，硃脣的其若丹；素质干之醲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姽婳于幽 静兮，又婆娑乎人间。宜高殿以广意兮，翼放纵而绰宽。动雾縠以徐步兮，拂丹 墀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奋长袖以正衤任兮，立踯躅而不安。 澹清静其愔兮，性沉详而不烦。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此篇不但写神女容光焕发，体态闲雅，含情脉脉，来去恍惚，也写她洁身自 持，可慕而不可狎。文笔委婉曲折，状貌传神，肆意铺陈，而且曲终奏雅，略陈 讽谏之旨，已开汉大赋之先河。此外，《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都是历代传诵的名作， 无不体物细致，构思巧妙，极尽铺陈之能事。宋玉的辞赋是在屈原的直接影响下 创作而成的，并在文辞等形式方面有所发展。它们是由楚辞而至汉大赋的一个过 渡阶段。 4唐勒和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赵逵夫在“《论〈惜誓〉的作者与作时》（《文献》2000年第1期）主唐勒作《惜誓》。《惜誓》感叹“年老”，与贾谊生平不合。根据其内容与风格，应是唐勒的作品。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中，发现有《唐革赋》残简，共22枚，202字，首简之背上刻有“唐革”二字。 罗福颐先生在《临沂所见古籍概略》一书中认为，唐革即唐勒，并引《毛诗》“如鸟斯革”之“革”，《经典释文》注云：“革，《韩诗》作‘勒’。”汤漳平先生进一步征引《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右革”即马之“右勒”。这个结论是可信的，唐革应为唐勒。据考古工作者测定，临沂汉墓的年代上限为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 下限不晚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 则此墓主的生活年代应该早于司马迁，假定该墓主活到60岁，则当出生于公元前200年左右， 与宋玉、唐勒等人的卒年非常靠近。从墓中出土的大量先秦诸子书籍和其他杂书看，墓主知识渊博，读书很广，不致于误把别人的作品当作唐勒的作品加以珍藏。专家们结合序文和简文的内容，认为这是一篇以描写御术为主要内容的赋作，篇题似应为《御赋》。罗福颐先生发现，《淮南子·览冥训》中“日行月动，星耀而玄远，电奔而鬼腾，进退屈伸，不见朕根”几句，实出于《唐勒赋》残简“月徒□□冲星跃而玄＠，神奔而鬼走，进退诎信，莫见亓＠均论□论义御”。汤漳平先生进一步将《淮南子·览冥训》与《唐勒赋》残简进行对照研究，发现两者之间的类似远不止上述一处，而是有多处相同。据此，他按《淮南子·览冥训》的顺序而将《唐勒赋》加以归类编次，发现在一些简文中如果补充若干文字，便可以前后连贯起来，这说明《淮南子·览冥训》确实引用了《唐勒赋》。淮南王刘安本为西汉辞赋大家，《淮南子》中有的句子是从辞赋化用而来的，因此《淮南子·览冥训》化用《唐勒赋》的语言，与整个《淮南子》的语言风格是彼此一致的。不过《淮南子·览冥训》所要说明的道理，则与《唐勒赋》残简原意不尽相同。在《唐勒赋》残简中，前三个层次的内容层层推进，从人间的良御王良、造父写到天上良御钳且、大丙，御术愈来愈见神奇。虽然在第二个层次中，简文没有保存御者的名字，但参照《淮南子·览冥训》，则大体可以断定所说的御者即为钳且、大丙。第三层写到“太虚通道”、“行雷雷舆”，这也就是《淮南子·览冥训》中之“乘雷车，服驾应龙”。简文第四层贬斥“今之人”不及古之良御，不懂得御术，因而举步维艰。汤漳平先生推测《唐勒赋》是以御术来说明治国的方法。证之以先秦古籍，《韩非子·难势》一文即以御马之术比喻御民之术。唐勒与韩非同时，他们的观点相同，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目前除了少数学者尚对唐革即唐勒持保留、怀疑态度，绝大多数学者对上述研究成果表示认同。亡佚两千多年的唐勒赋，终赖汉简出土而使人略窥其貌。赵逵夫.《唐勒<论义御>与由楚辞问汉赋的转变--兼论<远游>的作者问题》认为山东银雀山出土《唐勒》一书中之《论义御》残篇，所反映思想及其中个别字句与《楚辞·远游》同，可以断定《远游》也是唐勒的作品。《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 　景差是与宋玉同时以赋见称于战国晚期楚国文坛的作家,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十四》的结尾处提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作品今已不传。其家乡秦时置晋阳县，属太原郡，现在山西太原市。　　古代战国时期，有个诗人叫景差，他就是景姓的一位先祖。景差和屈原一样是楚国的贵族。在当时做诗也出名。不过他的诗没流传下来。景差的家庭昌盛，景姓是楚国六大姓中的一姓。　　［约公元前二九0年至前二二三年间在世］（史记集解云差一作庆扬子法言及汉书古今人表皆作景差）字、里、生卒年都不详，仅知他是楚国人，和宋王同时。约自周赧王二十五年，至秦始皇二十四年间在世。他大约也做过楚王的不重要的侍臣，其他事迹都已不可考。楚辞中有大招一篇，或题景差作。史记称他好辞而以赋见称，可见他在当时也是一位重要的赋家。他的大招，亦有题为屈原作，这当然是不确切的。陆侃如以为是东汉时的无名氏仿宋玉的招魂冒屈原或景差之名而作，但所据的理由，也薄弱不可从。　景差是与宋玉同时以赋见称于战国晚期楚国文坛的作家,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十四》的结尾处提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作品今已不传。其家乡秦时置晋阳县，属太原郡，现在山西太原市。　　古代战国时期，有个诗人叫景差，他就是景姓的一位先祖。景差和屈原一样是楚国的贵族。在当时做诗也出名。不过他的诗没流传下来。景差的家庭昌盛，景姓是楚国六大姓中的一姓。　　［约公元前二九0年至前二二三年间在世］（史记集解云差一作庆扬子法言及汉书古今人表皆作景差）字、里、生卒年都不详，仅知他是楚国人，和宋王同时。约自周赧王二十五年，至秦始皇二十四年间在世。他大约也做过楚王的不重要的侍臣，其他事迹都已不可考。楚辞中有大招一篇，或题景差作。史记称他好辞而以赋见称，可见他在当时也是一位重要的赋家。他的大招，亦有题为屈原作，这当然是不确切的。陆侃如以为是东汉时的无名氏仿宋玉的招魂冒屈原或景差之名而作，但所据的理由，也薄弱不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