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中国光辉灿烂的5000年文明造就了辉煌的成就，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曾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全人类历史的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这样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的出现使得欧洲的航海家有可能发现美洲新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 除此之外，中国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天文方面，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中的《石氏星表》测定了120多个恒星的位置，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我国古代对日月食、恒星、太阳黑子的记录均早于欧洲。东汉时期张衡就发明了水运浑象仪，他关于地球为圆形的见解比西欧人早1000多年，他发明了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可以遥测到千里之外地震发生的方向。唐代僧一行与梁令瓒共同创制了黄道游仪，用它发现了恒星位置的变动，这在世界上是首次。元代郭守敬制成了一种新型浑仪——“简仪”，比欧洲发明同类仪器要早300多年，他还主持了全国的天文和大地测量工作，测定的黄道和赤道的交角值及其精确，受到世界天文学界推崇，他编成的《授时历》，同现行公历一年的周期相同，然而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300年。足见我国古代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数学方面，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已有勾股定理的记载。秦汉之际的《九章算术》，更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代表作，它总结了周秦到汉代的数学成就，记载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算方法。《九章算术》是举世公认的古典数学名著之一，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关于分数概念及其运算、比例问题的计算、负数概念的引入和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等等，都比印度早八百年左右，比欧洲国家则早千余年；南朝的祖冲之，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敢字，领先世界1000年之久。至于医学，更是中国古代科学延续至今的奇葩。《黄帝内经》编撰于战国，成书于西汉，是中国现存较早的一部医书，奠定了中医学理论的基础。东汉张仲景编著的《伤寒杂病论》论述了“望、闻、问、切”四诊法，成为中医临床医学的经典，张仲景也被后人称为“医圣”。东汉时期的华佗，精于方药针灸，擅长外科手术；发明了最早的剂“麻沸散”；发明了五禽戏，是最早的体育保健体操。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创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法，体现了生物进化的思想，推进了世界生物学的发展。

        而到了近代，西方在科学技术方面得成就远远超过了中国，三次科技区区一二百年，取得的成就却比历史上所有时间里取得的成就加起来还要多。而这三次科技里我们在做什么呢，第一次科技始于18世纪60年代，当时中国随处在康乾盛世，但由于受政治和闭关锁国的影响，对先进的科技和生产方式极力排斥，导致西方国家很快强大起来，中国的经济却没有发生大的变动。中国没有抓住这次机遇，而一落千丈，最终成为列强的猎物，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次科技始于19世纪70年代，中国仍然是清朝封建统治，由于西方列强的侵入，清内外交困，于是对科技的态度由排斥到只引进技术，如洋务运动。但洋务运动只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科学技术，不是为了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发展，很快就失败了。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愿意中国强大，因而没有先进技术设备的引入，反而通过战争和资本输出在中国继续掠夺，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极其缓慢。战争也使中国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导致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第三次科技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当时的中国处在抗日战争、战争时期，没有发展科技的和平环境。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维护、提高国际地位，在国际科技经济竞争中取得一定优势，把发展科技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对第三次科技采取了引进吸收的态度，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如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发射上天等，但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长期敌视、封锁、包围，缺乏正常的交流，再加上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一些错误，始终没有摆脱错误路线的束缚，科技也没能快速的发展。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正式实行对外开放，主动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终于赶上了第三次科技的末班车。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确立和加入WTO 后更加全面的开放，世界经济的融入，市场经济价值理念的深化，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进一步加剧，中国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速。对李约瑟提出的问题我们更应该深刻反思，为了避免再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下风，为了更进一步的实现我国强盛的目标，怎么样回答这一问题就显得犹为重要。既然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方面远先进于西方，中国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什么就在近几百年落后了呢？有些人把责任都归于满清的统治，因为我们在明朝末期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就是因为清人的入关，清朝的闭关锁国，我国失去了与世界的联系，没有了竞争也就注定了要落后。仅仅就是这样吗，责任就推到清朝的头上了吗，我认为不是这样，当然，这么多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也不是这样认为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清这个问题呢，问题认识不清，只会自欺欺人，自我安慰。我查阅了很过的文献、资料，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社会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科学知识如天文知识只为统治者服务，而诸多发明只是父子相传，不能形成社会共有的科学知识。社会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屑于学习。不仅科学知识不能普及，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风。何况，古代中国的许多发明创造只是技术成果，而不等于古代的中国社会具备了科学的环境，即具备主动调节和实现科学发明的健全机制与文化环境。一般地说，在古代中国作出某种技术创造只需专门科研人员对理论性知识的收集、分析与沉思，只需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并且一种技术发明均由发明者个体即可完成，它是发明者将自己的经验与其相关的个体经验进行组合而成的结果。而欧洲却因新型学校的出现而形成了主要表现为数学化、逻辑化、理论化的环境。这种环境对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上述中国所特有的环境。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没有产生像西方的科学的环境，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进一步阻碍中国产生科学环境的机制。所以中国没有产生像欧氏几何学一样的严密的数学逻辑体系；阿基米德浮力定律一样规范数学化的自然定律；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样严格实证推理的物理体系，等等，而近代科学传统就产生于这种环境。中国文化中心论视中国为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为世界最高水准，没有迅速吸收外来先进科技和文化的要求。中国人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不需要想国外所谓的蛮夷学习，甚至郑和下西洋也只是宣扬明朝皇帝的恩德。到了被列强的尖船利炮打怕了之后，又崇洋媚外，能够把国外得东西引进来，认为外国得东西就比国内的好，自己也就没有必要花精力去自己制造。

         第二，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规定，表现为整体性的倾向。整体性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特点之一。中国传统哲学倾向于把客观世界规定为一个无限的、发展的、和谐的有机整体，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特定结构及其连接方式和整体功能。这种思维特征在具体内容上表现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观。中国古代哲学对于客观世界的规定但很少有人像西方人那样对事物采取分析的方式，而在观念内容上大多倾向于把对象理解为具有连续性结构的有机整体。中国传统系统整体观突出的长处是比较接近于辨证思维原则和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这种缺陷的特质在于，中国传统哲学在发展了设立在整体性原则基础上的有机宇宙观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分析的方法，没有感觉到对宇宙进行精密的逻辑说明的必要。而这一点，恰恰是近代科学产生所必须的环节和条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复杂的社会系统有深入的研究，发展了辩证的整体思维方式，善于对政治和军事等复杂问题作综合的判断，但不善于作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没有发展公理式的几何和严格的现代数学，也不从事条件能控制的科学实验、对自然界进行系统的观测，因而对自然界的了解缺乏有科学根据的事实作为立论的依据。

        第三，政治方面的原因。中国在汉，唐到宋都取得了一系列值得称赞的成就，而到了元代之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作八股、考进士成了知识分子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自然科学和技艺都受到了严重的贬斥。于是尊孔读经的人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名士”；而从事自然科学和技艺的人则成了只是会一点“雕虫小技”的“艺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待遇再也无法和“科举出生、八股取士”的进士们相比了。因此很快就导致了举国上下的知识分子都走八股取士之路，没有第一流的人才去研究自然科学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多崇尚儒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抱负，想的是入朝为官，注重的是人际关系。未能做官的知识分子多钻研故纸，或归隐田园，或放荡不羁，除个别人外，都不去从事对自然界的了解和征服。此外，中国历史上战争不断，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没有一个连续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