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丝绸艺术风格成因简析

摘要：不同文化的碰撞，往往会碰出最美的火花，元代就是这样。而丝绸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更加集中体现了这一点。本文主要是从各个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探讨元代丝绸艺术风格的成因，探讨究竟是怎样的力量造就了元代丝绸的“金碧辉煌，一代雄风”。

关键词：元代；丝绸；蒙古；回族；文化。

每一个时代，由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外部环境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对外交流程度不同，甚至于统治阶级的特性不同等等，都会对这个时代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从文化的形成、艺术的导向、人民的生活、穿着习惯等方面，在历史的画卷中，为这个时代深深刻画出独属于这个时代本身的烙印。元代的丝绸便是这烙印中的深深一笔，它给后人留下的印象是：金碧辉煌，一代雄风。

因此，要了解元代的丝绸，首先就要了解元代本身及其特点。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先后打败辽、西夏、金、南宋等国，结束了南北长达数百年的分治，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大统一的局面大大促进了南北文化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同时，疆域的辽阔和军事的扩张也使得元代丝绸业具有比宋更为宏阔的格局和更加丰富的色彩。

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由漠北入主中原的忽必烈面对汉族先进的农耕文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统治，以与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但蒙古统治者毕竟不同于赵宋王朝，自己本是游牧民族，无所谓华夷大防，而且珍视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对传统汉化始终存有隔膜。蒙古人在横扫欧亚的过程中，接触到了文化与欧州文化，此后又与西域的广大地区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元代的丝绸也因为这种大异趣的文化背景而具有鲜明的特色。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统治者的喜好总是能够成为一种潮流从而引起社会风尚的变化。楚王好细腰，因此楚国的女子便大多以细腰为美，与此相同，蒙古民族的特殊喜好也影响了元朝丝绸的风格。蒙古贵族们喜欢金制品，也许与他们的民族特性有关，作为游牧民族，蒙古族总是在不断地迁移中，黄金贵重，在迁徙过程中便于携带，方便在各地交换物品。另外，黄金制品辉煌华丽的视觉效果也让蒙古族所折服，这与两宋文化精英们所推崇的淡雅古朴大异其趣。蒙古人在攻城掠地的过程中积聚了大量贵金属，因此，在元代工艺美术中大量用金成为一个特点，丝绸中织金锦与印金织物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与同时期金银器的流行是一致的，从而在丝绸历史上留下了金碧辉煌的一章。

除金色外，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蒙古人对色彩也有特别的爱好。蒙古人“始初草昧”，但其统治集团仍然珍重自己的传统，在很多方面始终保存了自己的风俗习惯，比如贵族男子的笠帽、瓦楞帽、锦袍、辫线袄与贵族女子的顾姑冠、团衫等。汉文化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当然存在，但蒙古人的好尚也影响到汉族人民，比如蒙古族对白、青两色的爱好。根据《元史·舆服志》记载，蒙古帝王的旌旗、仪仗、帷幕、衣物常为白色，因为“国俗尚白，以白为吉”。除白色外，蓝色也是一种受尊敬的颜色。因此，元代工艺美术品中蓝、白两色具有特别的地位，青花瓷在元代大放异彩并不是偶然的，而蓝、白两色的丝绸在元代也相当流行。

“鞑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无一而有。其国除孳畜外，更何所产，其人椎朴，安有所能。只用白木为鞍，桥鞔以羊皮，镫亦剜木为之，箭镞则以骨，无从得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蒙古国的手工业状况相当简陋，自然也谈不上丝绸生产。得益于强大的军事力量，蒙古族人在攻城掠地的过程中，大量搜罗工匠与物产，将他们集中起来进行生产，从而建立了自己的手工业体系。由于蒙古统治地域横跨欧亚，搜罗的工匠也是各色人等具备，于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不可避免。为蒙元统治者织造丝绸的主要是回族与汉族工匠，但风格显然更为蒙古贵族所喜爱。

回族人为元代的丝绸带来了强烈色彩。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伟业，使得欧亚的不同国家与众多民族都屈服于蒙古骑兵的铁蹄之下，过去的此疆彼界尽被扫除，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中亚、西亚国家的征服。和宋代与辽、西夏之间关卡重重相反，元代中国西部实际上是没有边界的，或者说呈开放状态，被征服地区如阿拉伯、波斯与中亚的穆斯林大规模往中国迁徙。虽然唐代也有大量波斯、粟特人入华，但那是为大唐帝国的和平繁荣所吸引来中国做生意的商人，元代却是伴随战争与征服的人口大流动，因此进入中国的除了商人，更多的是随军征战的士兵与工匠们。这些人不仅居留于中国西北边境与沿海港口，而且深入内地，造成“回族人遍天下”的态势，这种局面，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回族人(属色目人)在元代享有比汉人与南人高得多的社会地位，他们乐不思蜀，在中国境内安居下来，并为中国带来强烈的文化影响。文明在当时也是一个先进的文明，特别是手工艺品辉煌灿烂，从回族金错刀、西亚风格陶瓷、玻璃器、金银器等各种生活用品，到波斯服饰与音乐，都为蒙古统治者爱好。南宋流行的洗练简约、古朴淡雅怎能入蒙古贵族的法眼，而艺术的繁缛之美却令人倾倒。因此包括丝绸在内的蒙元装饰每每趋近繁密，与宋代风尚大异其趣。汉族的文人士子常常鄙夷外来文明，但文化的风靡天下，也令他们多少改变了对传统的偏见，逐渐接受了这种外来的文化，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兼容并包造就金碧辉煌，一代雄风。蒙古族原来没有文字，主要信奉萨满教，宗教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后，向外扩张，除教外，更接触到佛教、教等多种宗教与汉地的道教、儒家思想。元代西方教(也里可温教)有很大发展，而吐暮的归附，导致藏传佛教在中原的流行（比如说元代的八吉祥丝绸纹样，八吉祥指的是宝轮、法螺、宝伞、宝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八种藏传佛教中的吉祥物。这些就与元代奉藏传佛教为国教的背景有关。）蒙古统治者对于各种宗教原则上都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给予保护和支持，儒学并不像其他朝代一样受到特别的尊重，这种多元文化并行发展的局面，使得元代工艺美术包括丝绸艺术突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别。不同文化的交融渗透，为南宋以来婉转清丽、淡雅古朴的艺术风格打上了西方民族的强烈色彩，尤其是在为蒙元贵族生产的丝绸织物上表现得更为强烈，而且影响到明清以来丝绸艺术的走向。欧亚的沟通，也为西方旅行者提供了机会。这一时期在西方集中出现了数本东方游记，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来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纪》，在这本书中，马可·波罗对中国的丝绸生产及贸易进行了大量的描述，至今仍是我们了解元代丝绸的重要资料。

虽然元代丝绸艺术多受西方以及少数民族的影响，但汉族的艺术风格也深深影响了文化，两种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使得这一时期的丝绸艺术的一个很大特点的是南北差异大。北方特别是腹里地区，是各类官营织造机构的集中所在地，元代最具代表性的丝织品，纳石失，撒答刺欺等大都在此织造，南方特别是南宋故土江南地区生产的丝绸却大抵延续宋风。民间尤其是汉人们也多是延续宋风，汉文化在民众心中还是不可代替的。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对蒙古的统治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满池娇，也称莲塘小景，它曾在文宗皇帝的御衣上出现，而其本身却属汉文化的传统风范。

参考文献：

《丝绸的历史》  -刘治娟著  2006 

《中国丝绸文化史》  -袁宣萍，赵丰著  2009 

《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  历代织绣珍品研究》  -黄能馥，陈娟娟著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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