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科学进展
PROGRESSINGEOGRAPHY
Vol.27,No.2Mar.,2008
收稿日期:2008-01;修订日期:2008-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7&ZD011)、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06XNB012)资助。
作者简介:文余源(1970-),男,湖南东安人,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硕士生导师,理学博士。
E-mail:wenyuyuan@ruc.edu.cn
FDI理论与区位决策研究述评
文余源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72)
摘
要: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理论与区位决策已成为多个学科的热点研究领域。自Hymer
垄断优势理论诞生以来,FDI理论发展迅速,1980年代前,FDI理论主要集中于对发达国家FDI行为的研究,并形成了FDI理论主流学说。之后新兴工业化国家FDI的不断繁盛催生了研究发展中国家的FDI理论。但无论发达国家的主流FDI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FDI理论,都只能在特定范围、
特定时期某种程度上解释某些国家(地区)的FDI行为。已有FDI理论远没有满足现实需求,系统和成熟的FDI一般理论框架还有待建立。FDI区位决策研究有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两类。局部均衡分析早期注重传统因素对FDI区位的影响,近年更关注集聚经济和区域一体化因素的作用。但如何精确测度集聚经济及将其与传统因素分离还有待深入研究。一般均衡分析理论上是FDI区位决策的理想研究框架,但实际操作中存在缺乏理论基础和恰当的实证规范等问题。关
键
词:FDI理论;传统因素;集聚经济;局部均衡;一般均衡
1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在二战后得到空前发展,其增长超过了绝大多数其他国际交易活动,尤其是国家间贸易的发展速度[1]。FDI的这种发展趋势引起了包括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甚至政治学在内的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2],各国学者纷纷对此进行研究和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关于
FDI决定的研究包括两大方面,一是FDI理论,它
是关于FDI活动行为规律的理论,是FDI区位决策研究的基础,发展至今已形成诸多流派;二是FDI区位决策,主要探讨FDI宏观区位(国别)和微观区位
(一国内部亚区域)的差异及其决定因素,其中又有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之分。但无论是FDI理论还是FDI区位决策,都尚未形成统一的学术观点,还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和总结有关FDI理论和区位决策的既有成果,以期厘清该领域研究的演化脉络和历史路径,找出当前研究中的疏漏与不足,明确其未来研究的趋势与方向。
2FDI理论进展与流派
FDI的发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以前,但真正意
义上运用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对FDI进行研究始于1960年代,其中Hymer、Kindleberger、Vernon、Buckley、Caves、Casson、Dunning等学者对FDI理论
体系的构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由于研究角度、理论基础、涉及对象的不同,形成了各种FDI理论流派。目前占主流地位的FDI理论多是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发展起来的解释发达国家FDI行为的理论,但近20年来,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FDI输出行列并呈快速发展之势,这种用传统主流FDI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也吸引了很多学者的兴趣,进而产生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理论。
2.1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
1960年代以来,关于发达国家FDI的主流理论
研究,根据其发展路线,总体上有四大流派:
一是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研究流派。其代表是垄断优势理论、寡占反应理论等。Hymer(1960)[3]的垄断优势理论
(MonopolisticAdvantageTheory)首次论证了FDI与证券投资的不同,并详细阐述了公司之所以要进行FDI是因为它们拥有特定的垄断优势,如规模优势、知识技术优势、市场网络、创新能力、企业凝聚力与国际信誉优势等。由于Hymer根据美国企业FDI行为提出该理论,因而欠缺普遍性。Knickerbocker(1969)在深入研究战后美国对外FDI特点后提出了寡占反应理论(OligopolisticReactionTheory)[4],认为寡头企业采取任何行动其他企业会做出应对性反应,并据此把美国FDI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两类,前者是垄断公司主动对外扩张,后者指其他公司做出反应进行跟进投资,而这正是FDI产生的主要因素。
二是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研究流派。其代表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Inter-nationalProductLifeCycleTheory)由Vernon(1966)提出[5],认为对应于产品的创新、成熟和标准化等不同阶段,公司的国际化战略也不同,后两个阶段因垄断优势渐次丧失而适于对外FDI。该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战后美国在西欧的FDI,但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反向FDI解释乏力。Kojima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ComparativeAdvantageTheory)[6],也叫边际产业扩张理论(ExpansionTheoryofMarginalIndustry),认为对外FDI应遵循本国已经或将处于相对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其贡献是打破了FDI理论研究对象以前一直是美国企业的局限,首次区分了美国逆贸易导向和日本顺贸易导向的FDI。但其把FDI截然分为美国式和日本式两种类型以及否认垄断因素对FDI的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立足。Dunning等提出和发展的动态区位优势理论(TheoryofDynamicLocationAdvantage)[7],认为东道国区位优势是公司进行FDI的必要条件并决定FDI行业结构及类型,同时区位优势是动态的,一国(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的变化都会改变其区位条件,进而影响FDI的区位决策。
三是以内部化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流派。其代表是Buckley等[8]和Rugman[9]的市场内部化理论(In-ternalizationTheory)。认为现代公司是市场内部化过程的产物,公司通过FDI将外部市场交易内部化以克服外部市场的低效,正是内部化的动机,促使企业进行FDI。内部化理论不同程度地包含了其他理论,但不能解释FDI的地理布局。
四是以综合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流派。其代表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国际市场进入选择折衷理论等。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EclecticTheoryofInternationalProduction)[10]综合了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区位优势理论的基本思想,认为企业FDI是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东道国区位优势三种优势综合作用的结果。该理论的贡献在于融合了FDI的多个理论,并归纳出三个变量用以解释FDI的决定因素及其动态变化,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和解释力最广的FDI理论[11]。Porter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Competi-tiveAdvantageTheory)[12,13],将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发展分为资源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和财富导向等四个特征明显的阶段,将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FDI作为互相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认为激烈的国内竞争导致FDI且是FDI成功的保证。Hill等[14]和Bell[15]的国际市场进入选择折衷理论(TheEclecticTheoryofChoiceofInternationalMarketEntry),认为公司国际化方式选择取决于战略变量、区位变量、交易变量和企业所有权优势变量等四组因素。
除上述主流理论外,FDI理论新进展主要体现在战略联盟的研究以及对原有理论的验证、修补和发展等方面。一般的FDI理论通常忽略了战略动机的作用[2]。最先分析战略动机对FDI作用的是Knicherbocker[16],后来得到了Graham[17,18]的发展,遂形成FDI理论。其显著特点就是认为最初流入某国的FDI会使当地生产者产生防御性或进攻性反应,因而FDI是一个动态过程。防御性反应会通过并购国内其他生产者来加强市场占有,而进攻性反应则会打价格战或进入FDI母国市场[2]。FDI战略理论可以解释最近公司间战略联盟建立数量不断上升的原因,很多学者如Harrigan(1987)[19]、Dussage等(1995)[20]、Dunning[21]等已经注意到全球战略联盟的增长现象。战略联盟的原因主要包括经济规模、风险规避和获得知识与智力等[22]。战略联盟部门类型主要分布在那些知识密集度高的产业中[23],而且公司建立战略联盟后为其技术研发投入巨额资金以保持其竞争优势[24]。
随FDI投资领域、投资方式的变化,FDI原有理论体系也在不断得到检验、修正和发展以适应新的形势。例如Bartlett等(1998)[25]对Vernon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了扩展,得到的新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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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模式将各种能够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流向的因素结合起来,较好地弥补了Vernon的缺陷;区位优势理论最初强调劳动成本、运输成本以及地理禀赋等传统因素,现在更关注集聚经济的效应[26 ̄28];经典内部化理论认为通过内部化可克服市场缺陷,但没有回答已知市场缺陷时如何进行交易的问题,有学者对其进行了修正,认为公司的FDI行为含有信息量,并通过FDI使内含的信息进一步以不对称信息方式在市场中传递,从而为内部化理论提供了间接的验证和补充[29];最有影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也在不断修正和纳入新的思想以反映现代FDI的趋势[2],包括提高全球经济中知识的重要性、更大的跨境市场自由化、不平等战略联盟的凸现以及并购活动的增加等,都被纳入到修正的内容,使得该理论的解释能与时俱进[21,30,31]。
2.2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流派的兴起1970年代末,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这一新现象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并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和观点,可以较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FDI行为。其代表性理论:
(1)Dunning(1981)的发展阶段理论(Develop-mentStageTheory)[32]。认为一国FDI流量的决定因素与该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存在系统相关性,发展中国家的FDI活动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阶段及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该理论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一个国家处于某个阶段,必然与相应的FDI特征联系在一起[33],不足之处是不能解释一些人均净对外FDI低的国家不一定是人均收入低的国家的现象事实。
(2)Louis(1983)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TheTheoryofSmall-scaleTechnology)[34]。该理论摒弃了那种只能依赖垄断技术优势打入国际市场的传统观点,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有机结合起来,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FDI的优势表现为小规模制造、当地采购和特殊产品、接近市场。但本质上,Louis的理论仍然遵循垄断优势原则,解释的是发展中国家对更不发达国家投资的现象。
(3)Lall等(1983)提出的技术地方化理论(TheTheoryofLocalizedTechnologicalChange)[35]。Lall认为,虽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表现为小规模、标准化和劳动密集的性质,但技术变动本身能够使其同样拥有竞争优势,进而对外FDI。
(4)Cantwell(1989)提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TheTheoryofTechnologicalCompetence)[36]。认为发展中国家公司FDI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变化并且可预测,FDI在地理上遵循从周边地区到发展中国家再到发达国家的顺序,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技术能力逐步积累和提高,投资领域从传统产业逐步扩展到高技术产业。
2.3FDI理论流派的演化脉络与评价
FDI理论在1980年代前主要是发达国家主流FDI理论的繁盛期,1980年代后除了主流FDI理论的继续发展外,发展中国家FDI理论也开始兴起。主流FDI理论主要经历了从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到比较优势理论、区位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再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发展主线,新近出现了竞争优势理论和战略联盟的重要进展。从发展中国家FDI理论来看,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垄断优势始终是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FDI动力机制的基本思想。无论是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还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从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来看,都沿袭了Hymer的垄断优势思想的脉络,并在一定程度上可看成是垄断优势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改造与延伸,而发展阶段理论本身就包含了垄断优势的内涵。各种FDI理论的演化路径如图1所示。
尽管FDI理论自Hymer以来发展十分迅速,各种新学说也不断产生,但自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诞生至今,该领域尚未出现具有全新分析框架的重大理论进展,绝大多数理论停留在对FDI影响因素的分析和分类上,只能在特定范围、特定时期某种程度上能够说明某些国家(地区)的FDI行为。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随着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与其FDI的兴盛,可以预言这一领域将被纳入主流研究热点,更有影响的FDI理论也会不断产生。但总的来说,现有FDI理论远没有满足实践的需求,也远没有达到系统和成熟。
3FDI区位决策局部均衡分析进展
大部分研究FDI区位决策的文献,是在产业组织理论或者金融学基础上构建企业层面的局部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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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分析框架下进行FDI区位决定因素实证研究[1]。所谓局部均衡分析是指仅对单个外生因素对公司FDI活动决策影响进行分析,而不考虑其他环境条件的影响或者假定其常定不变。这类研究的典型做法就是实证分析外生宏观区位变量如何影响企业FDI的区位决策,这些变量既包括市场规模、劳动市场、汇率、税收、贸易成本、关税、制度、信息等传统区位因素,也包括集聚经济和区域一体化等新发掘的区位因素。
3.1传统影响因素
(1)市场规模及其增长
市场规模通常认为对FDI的区位选择有正效应[37],这是因为大的市场规模会吸引那些在国内成长过快和(或)正在寻找扩张国外市场以获得更大市场份额的公司的投资,而且市场的增长也会吸引FDI,因为外资企业进来后可以分享其增长的好处[2]。Kravis等(1982)[38],Wheeler等(1992)[39]以及Braunderhjelm等(1996)[40]通过比较,发现市场规模对FDI有正效应。Coughlin等(1991)[41]以美国作为东道国的研究、Clegg等(1998)[42]对日本在欧盟6国FDI区位的研究、Mucchielli等(2003)[43]对法国在欧盟FDI区位的研究、Rahman(2006)[44]分析中国吸引日资最突出的因素、ZihuiMa等(2008)[45]分析澳大利亚在华投资的区位决定以及MiguelD.R.(2006)[46]研究影响智利吸引FDI的决定因素等,也都表明FDI与市场规模正相关。但Billington[39],Barrell等(1999)[47]和Wei等(1999)[48]发现市场规模增长而非其水平影响FDI区位决策。此外,Markusen等(1999,2002)[49,50]及Carr等(2001)[51]还分析了FDI与市场规模的弹性,发现弹性值都很大,表明FDI对市场规模反应灵敏。
(2)贸易成本与壁垒
贸易成本和各种贸易壁垒是解释FDI区位模
图1FDI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演化
Fig.1GenerationandevolvementofFDI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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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很重要的变量[52]。不同国家间以及不同产业间的贸易成本会有很大差别。就产业差别而言,显然服务业如银行、商务服务、酒店等FDI的兴起与这些行业贸易成本高昂密切相关[54]。很多研究,如Brainard(1997)[53]、Carr等(2001)[51]、Markusen等(1999,2002)[49,50]以及Yeaple(2003)[54]等,基于美国产业层面数据分析了包括运输成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选择贸易还是FDI的联合影响,其共同结论是运输成本和其他贸易壁垒会促进FDI。一个重要的贸易成本就是人为贸易壁垒,许多学者分析了关税对FDI影响,发现逃避关税是FDI进入欧美的重要动机。例如Barrell等(1999)[55]研究日本1980年代进入欧盟和美国的混合FDI(即不区分水平型FDI(HFDI)和垂直型FDI(VFDI))发现,FDI区位决策受国家贸易保护措施,尤其是反倾销的程度影响强烈。Blonigen等(1997)[56]使用跨产业数据分析日本1980年代后期对美国FDI时也得到相似的结论。Blonigen(2002)[57]发现了FDI逃避关税的更稳健证据。HFDI和VFDI的特性不同,前者是在国外投资建新厂并服务当地市场,后者是将特定零部件的生产放到国外,以东道国为基地进行生产出口到母国。因此贸易因素对其影响可能不同。例如Hanson等(2001)[58]的研究发现高贸易成本会抑制VFDI,因为贸易壁垒、运输成本和空间距离会提高两个生产单位间零部件的交易成本。这与贸易成本高会促进HFDI是不同的。但问题是,除了极少数国家(如美国),很难得到区分HFDI和VFDI所需要的数据,这给深入分析带来了困难,现有文献多是以二者的汇合数据进行研究,所得结论可靠性会有折扣[52]。
(3)税收差别与
许多国家甚至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为吸引FDI提供了慷慨的引资促进,如直接援助、税收优惠以及其他积极,这些可以削减外资企业设立的固定成本和运营成本。税收似乎对各种FDI的影响是明确的,低税率促进FDI,但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52]。近年的文献发现,例如Devereux等(1998,2002)[59,60]研究美国公司在欧洲的FDI区位时发现,不同税率会影响公司的活动区位,但似乎对其投资决策无影响。税收对FDI区位的影响不是直接的[63],公司需要服从母国和东道国两个国家的税制,不过多数母国制定了减免其公司的双重税负,Hines(1997)[62]和Desai等(2004)[63]的研究表明,母国对公司减免双重税负的方式对FDI区位有显著不同的影响。许多国家已经谈判签订双边投资条约(BITs)以减免双重税负,OECD组织大力倡导BITs以提高其成员国的FDI水平[61]。BITs可以使各国共享税收信息,避免了逃税和减少了行政成本,但这种做法对FDI影响很小甚至有负影响[64]。Hallward-Dreimeier(2003)[65]和Blonigen等(2004,2005)[66,67]的研究也没发现这些BITs条约对FDI活动产生任何显著影响的证据。总之,关于税收对FDI影响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公司在东道国和母国都会面临各种不同水平的税率,针对双重税赋问题的也可能因改变这些税收而对FDI动机产生影响。而且实证方法以及数据样本存在重大差异,以至于在税收如何影响FDI的问题上还存在重大悬疑[1]。因此关于税收及其的影响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4)生产成本与要素禀赋
生产成本和要素禀赋对FDI区位的影响是混合的,对于HFDI和VFDI是不同的。一般认为,东道国和母国要素禀赋和要素成本越相似HFDI就会越大,相反,差别越大则VFDI可能更为青睐[52]。Brainard(1993)[68]使用美国数据分析了公司FDI是否随相对要素禀赋差别增大而增加时却发现,两国间相对要素禀赋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解释了FDI的区位流向。Brainard(1997)[53]采用两国劳均GDP差值反映和研究要素禀赋差异对美国对外FDI区位影响时发现,该变量与出口而不是FDI呈正相关。然而,有证据表明劳动技能对FDI区位决策有正影响。Carr等(2001)[51]分析发现,东道国与母国熟练劳动力供应相对差异越大,吸引FDI越多。Yeaple(2003)[54]延伸该方法,将国家要素丰度与具体产业的要素密集性,尤其是技能密集性进行联合分析,发现东道国相对熟练劳动力丰度对吸引FDI的影响随产业不同而不同,进入熟练劳动力丰富国家的FDI是技能密集型产业,反之则反。很多学者还研究了劳动力成本差异对FDI区位的影响,如Braunerhjelm(1994)[69]、Hatzius(1998)[70]、Kravis等(1982)[38]、Wheeler等(1992)[39]、Barrell等(1999)[47]、Wei等(1999)[48]。其中一些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差异对FDI区位根本没有影响,而另一些研究的发现则相反。影响这些研究的一个问题是测量劳动力成本时没有考虑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这就意味着劳动力对FDI区位正的影响可能只是低的单位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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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FDI的吸引,而且现有研究也未能对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成本进行区分[52]。
(5)制度
制度的合理性是影响FDI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对欠发达国家更是特别重要[1]。好的制度会促进FDI,反之会使FDI望而却步。但要对制度进行精确量化评估却非常困难。另一方面,制度具有持久性,一国内部制度随时间变化很小。正因为此,虽然很多FDI区位研究文献中包含有制度因素,但往往不是分析重点。Wei(2000)[71,72]的研究意外发现许多指标与FDI强烈负相关,但其他研究没有发现这种证据,如Wheeler等(1992)[39]。Hines(1996)[73]提供了一种有趣的“自然实验”(naturalexperiment)法考察了1977年美国颁布的“反海外法”对FDI的影响,该法规定,如果发现美国公司向外国行贿将受到处罚。结果发现该法对美国的FDI有负影响。Dunning(2006)[74]认为,制度的内容与质量已成为企业竞争优势和国家区位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制度因素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学者们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6)信息
从事FDI的企业相对东道国企业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地位[50],且FDI企业离母国市场空间距离越远,这种不对称性越高,对投资者也越不利[2]。外商投资者为克服这种不利一般会以东道国的“核心”地区作为其区位选择,核心区相对外围区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行政管理能力,因而可以获得该国及其市场更多的信息便利[2]。He(2002)[76]专门论及了信息成本及其对FDI在中国分布的影响,贺灿飞(2005)[77]也阐述了信息要素对FDI区位决策的重要性。现有文献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为什么会选择核心区而非边缘区布局的原因,但是信息因素的量化以及信息对FDI区位决策重要性随通信技术发展变化的分析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除了上述显著区位因素之外,一些FDI区位决策的局部均衡研究还发现了其他重要因素。如Crozet等(2003)[78]发现FDI与地理距离负相关;Thomas(2005)[79]发现民族文化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引进FDI中扮演着重要角色;Tarzi(2005)[80]发现金融发展因素也是东道国有效吸收FDI的重要原因;Coughlin等(2000)[81]和He(2002)[76]发现沿海地理位置在控制其他区位因素情况下也是显著因素。3.2集聚经济与区域一体化因素
(1)集聚经济与FDI区位决策
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企业区位集聚效益的重要性。产业集群可以使得位置相互靠近的企业因知识溢出、专业化要素市场以及产业间前后向联系而受益。而且新经济地理学中微观经济基础理论的发展使得研究集聚效应对产业结构和国际贸易的影响成为可能[82]。这也触发了集聚效益对企业一般区位,包括FDI区位影响的研究[52]。关于集聚的作用和测度,贺灿飞及其合作者(2006)进行了很好的概括与总结[82 ̄84]。不管是采用区域基础设施、产业化水平还是FDI存量作为测量指标,Wheeler等[39]、Billington(1999)[37]和Wei等(1999)[48]都发现这些指标与FDI区位显著正相关,他们将其归因为集聚经济。Coughlin等(1991)[41]使用制造业密度作为集聚的替代变量研究了FDI在美国的区位决策,发现有正影响;Wei等(1999)[48]采用人口土地比率作为集聚替代变量考察了中国FDI分布,得到同样的发现。集聚经济有两类,一类是发生在产业之间,称为Jacob外部性,另一类是发生在同一产业的企业之间,称为MAR外部性[2]。多数研究都是跨产业的,即Jacob外部性的集聚效应,但也有研究单一产业,即MAR外部性的集聚效应。Braunerhjelm等(1996)[40]采用给定某一制造业的雇员数与整个制造业雇员数的相对值量测集聚性,发现其对FDI区位有正效应。同样,Barrell等(1999)[55]发现了科技产业中集聚经济的存在性。Devereux等(2003)[85]分析集聚对FDI企业区位影响的研究表明,企业倾向于布局到同行业中其他企业邻近区位。Navaretti等(2004)[52]分析FDI在爱尔兰的区位,Jones等(2006)[2]分析FDI在英国的区位,Bobonis等(2007)[86]研究FDI在美国的区位,Du等(2008)[87]研究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中国FDI的区位,都显示集聚具有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然而正如Decoster等(1993)[88]和Barry等(2003)[89]所指出的,就算没有诸如知识溢出、市场联系等集聚经济的存在,投资者也会有模仿其他企业区位的倾向。外资企业一般面临比东道国企业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往往表现出强烈的跟随性投资以降低风险。除了集聚经济外,企业区位相互聚集也可能纯粹是因为“示范”效应,这样就很难在分析FDI区位决策时区分究竟是集聚效应在起作用还是示范效应在起作用[54]。Barry等(2003)[89]对美国在爱尔兰投资区位分析时发现,集聚与示范因素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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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但集聚对于高科技部门重要性更大。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找到合适的能够真正捕捉集聚经济而不是反映基于要素禀赋和技术差异的比较优势的替代变量,Braunerhjelm等(1996)[40]、Braunerhjelm等(2000)[90]、Barrell等(1999)[47]和Devereux等(1998)[59]等都指出这一问题,但至今并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总之,有证据表明集聚经济在FDI区位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如何真正精确测度集聚经济并将其从其他效应中区分出来,还有待深入研究。
(2)区域一体化与FDI区位决策
区域一体化中内部贸易成本的降低对流入该一体化区域的FDI及其FDI在区内分布模式都有影响。区域一体化下有效市场规模扩大会促进HFDI的进入,但是,在一体化区域的国家之间由于贸易成本降低,可能又会抑制HFDI而刺激VFDI的进入。区域一体化还会导致各国分割市场一体化,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市场结构、企业组织和吸引并购(M&A)活动。区域一体化架构不同其效应也不同,有些是各国家经济发展与要素禀赋相似,如欧盟(EU),有些则是各国要素禀赋差别显著,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根据Blomstrom等(1997)[91],NAFTA对美国的FDI活动有显著影响。而根据Braunerhjelm等(2000)[90],伴随欧洲一体化,欧洲产业重构特征明显,并反过来影响欧洲经济活动的区位。很多研究表明欧洲吸引FDI增加得益于一体化,例如Barrell等(1999)[47]使用1978 ̄1984年来自美国FDI的贸易支付差额数据分析发现,1989 ̄1994年的总体水平比1978 ̄1993年高,其原因就是欧洲共同市场效应。伴随中东欧市场化和欧盟东扩进程,有证据表明[92,93],中东欧自1990年代中以来吸引西欧FDI势头强劲,其原因在于中东欧与西欧的一体化加快。但Blomstrom等(1997)[91]发现,一体化区域中各国对FDI流入的影响要比区域一体化因素更重要。这表明,在评估区域一体化对FDI区位影响时要谨慎,事实上,除了减少区内贸易壁垒外,区域一体化还会影响成员国的制度与,而这对于FDI区位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3.3关于集聚经济与传统因素的讨论
Head等(1995)[94]认为要在一个产业区位模型中囊括所有所谓传统区位因素是不可能的,从而产生变量遗漏并导致误差项与集聚变量之间的相关,这意味着集聚变量的显著性可能产生于遗漏变量。他们从州层面研究日本在美国投资的区位时发现,传统因素不对日本在美国的FDI区位决定产生影响,而集聚因素起决定性的影响。Guimaraies等(2000)[95]以葡萄牙城市为对象研究集聚经济对FDI区位的影响。结果发现,产业效应、商服效应和制造业效应等集聚因素对FDI区位有正影响,而土地成本和劳动成本传统要素影响不显著。Mucchielle等(2004)[96]发现传统变量的显著性取决于分析的空间层次是国家还是区域,而集聚效应在两个层次中都显著,而且在区域层次更显著。基于相似的思路,Devereux等(2003)[85]研究了英国县域1986-1992年新建工厂的区位决定,发现集聚经济在此起决定作用,区域优惠的影响极有限。Taylor(1993)[97]从县域层面研究了日本制造业1984 ̄1991年在英国投资的区位,发现传统因素在早期FDI区位决定中作用显著,而集聚因素在后期起决定作用。Bobonis等(2007)[86]以美国州层面数据研究了集聚外部性对FDI区位的影响,发现集聚效应的投资弹性较高,而各州引资刺激对FDI区位没有影响。总之,多数研究都表明集聚经济在吸引FDI中扮有重要角色,传统因素似乎也可解释FDI的区位,但受集聚因素主导[94,95]。然而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也显而易见[2]。首先,如何在实证中区分集聚因素与传统因素,也就是如何精确地捕捉集聚效应。例如,工业化水平测度了集聚但也涵盖了传统因素市场规模。其次,现有集聚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一国内部,对单个国家内部而言,其传统变量(如税收)可能没有什么变化因而难以显著,集聚经济的变化很大因而可能显著,但更有说服力的国际层面的研究还不多,最近Mucchielle等(2004)[96]的研究发现传统因素在国家层面对FDI区位影响更强烈。最后,传统因素可以解释早期的FDI区位,集聚经济可以解释成熟期(即特定区位已经建有外资企业)的FDI区位,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及其原因还有待深入研究。
4FDI区位决策一般均衡分析进展
FDI区位决策的一般均衡分析旨在建立一个描述FDI长期基本区位决定因素的确定性模型和实证规范,使得在控制FDI长期区位决定因素的情况下,对全球FDI区位模式可以在考虑国家干预(如税收、贸易)因素条件下进行正确分析。下面从一般均衡分析的必要性、模型设定与数据等方面来述评进展状况。
4.1一般均衡分析的必要性
由于很难构建一个对应微观经济决策的一般均衡模型,因此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局部均衡框架下讨论FDI的区位决策问题[1]。局部均衡框架下得到的FDI区位决定因素证据值得商讨,因为分析中忽略了影响FDI区位决策长期一般均衡的重要因素,这可能导致实证模型设定中的变量遗漏偏误。尤其是仅采用横截面数据进行研究时更有可能犯错,因为其隐含假设是这些数据反映了某种长期均衡因素(没有这种假设,计量模型就无法很好地解释)。而在处理时间序列数据时,又往往假设长期因素为常量,只分析短期因素,这对于跨度多年的数据样本可能并不合理。因此,确实有必要建立一个可以涵盖短期和长期因素的实证规范[1]。
4.2FDI区位一般均衡模型设定问题
要导出有理论支撑的FDI区位决定一般均衡实证规范十分复杂[1]。关于公司及其FDI活动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自1980年代中期才开始,其中,Markusen(1984)[98]研究了公司为避免贸易摩擦在多个国家投资复制其生产模式的HFDI一般均衡模型;Helpman(1984)[99]研究了公司为利用东道国低成本要素的VFDI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者还采用各种引力模型框架来构建全球FDI的区位模式,将母国与东道国的GDP和距离设定为FDI区位决定的核心因素,统计上可以很好地描述全球FDI的分布模式,但目前还缺乏好的理论支持。Carr等(2001)[51]在公司一般均衡框架下对FDI区位决策的实证研究发现,FDI区位决策引力模型中遗漏的一些因素(尤其要素禀赋差异因素),对解释全球FDI区位决策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近年,Blonigen等(2003)[100]探讨了这些经验设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观察数据的问题,他们从Carr等(2001)[51]的模型入手,因为该模型明确包括了FDI区位决策标准引力模型所没有涵盖的要素禀赋差异因素,结果发现,该模型中对要素禀赋差异因素的设定与其理论不符,更正后发现该模型不再能够解释VFDI的区位。Blonigen等(2004,2005)[66,101]还发现,该设定错误不仅存在于上述模型中,在引力模型中也存在。FDI数据因为主要来自公司活动频繁的发达国家,因此偏度很高,即便在对变量取对数、添加国家固定效应、将样本分为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的情况下,依然不能保证误差项具有正态分布特征。也就是说,要找到全球FDI区位决策的正确实证规范依然有待研究。这一问题不解决,使用现有文献中模型的设定作为控制变量来研究新因素对FDI区位模式的影响将可能误导。
4.3FDI区位一般均衡分析数据问题
关于FDI区位决策一般均衡模型的数据质量与特征是另一重要问题。Blonigen等(2004)[102]指出,Carr等(2001)[51]对发达和欠发达国家FDI的双边观察样本的经验模型估计残差不是白噪声,事实上该模型对发达国家低估而对欠发达国家高估了。其原因是使用绝大多数限于OECD国家的FDI数据具有高偏度,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对其取对数,这是引力模型中处理变量相互作用项等非线性数据的一般做法。但Blonigen等(2004)[102]的研究指出,取对数对产生白噪声残差虽然有帮助,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表明FDI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区位决定因素是显著不同的,而这种不同在已有的实证规范分析中还反映得不够。另外,公司模型使用两国框架和双边FDI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暗含了一个假定,即不同市场中的FDI区位决策是相互的。有充分理由说明该假定并不正确,例如美国企业偏向在某国进行FDI,然后向各邻国出口(出口平台型FDI),这种情况下,该东道国吸收FDI越多就意味着其邻国吸收FDI越少。但是,美国企业海外公司间可能有垂直生产联系(VFDI),这样,某东道国吸收FDI越多自然也会因生产外部性使得其邻国吸收FDI越多。Blonigen等(2004)[102,104]在模型中明确设定这种空间依赖性变量并以美国海外FDI区位决策模式实证检验该假设,发现该变量统计上显著,而且还发现当引入空间依赖性变量后,FDI区位决策研究中的一些常规控制变量几乎不对FDI区位有影响。Baltagi等(2007)[105]提出了一个预测相邻国家特征(包括GDP、贸易成本、要素禀赋等)如何影响公司在全球多国投资的模型,使用美国在七个制造业部门对外FDI的数据进行实证,发现相邻国家特征对出口平台型FDI和VF-DI有一定影响。这些研究表明空间依赖性对FDI区位模式是有影响的,但选择什么样的地理单元样本会影响这种依赖性的估计效果。
5现有研究评价与未来趋势展望
FDI理论自Hymer以来,发展迅速,各路学说纷起。研究发达国家的FDI理论大体上经历了从垄断优势理论到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再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发展脉络,新近的发展是竞争优势理论和战略联盟等理论的兴起。伴随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对外FDI的快速增长,研究发展中国家FDI的新理论也不断出现。众多的学说当中,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迄今为止影响最为广泛和解释力最强的FDI理论,代表了FDI理论的主流框架和发展方向[24],但该理论也并不完美,随着FDI的新发展仍在不断地修正与完善。总而言之,无论是发达国家的主流FDI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FDI新理论,都只能一定程度上解释特定范围、特定时期某些国家(地区)的FDI现象。因此,现有的FDI理论还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成熟FDI理论体系的构建依然是未来有待解决的课题。
FDI区位决策的研究有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两类,其中大部分是假设其他环境条件不变时关于单个外生因素对FDI区位决策影响的局部均衡研究。局部均衡研究尚待解决的问题和未来研究的趋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因素与集聚因素的关系。局部均衡研究早期比较关注诸如市场规模与增长、贸易成本与壁垒、税收与、生产成本与要素禀赋、制度和信息等传统区位因素,新近比较重视集聚经济因素的作用。然而对于究竟是传统因素还是集聚因素对FDI区位决策起主导作用,目前还存在诸多争论,对于如何精确表示集聚经济或将其与传统因素恰当分离,学界也没有一致看法。各种因素的作用一般会相互增强而非排斥,实证中常常分为传统因素和集聚因素,但是二者的界限很难严格区分,更困难的是如何测度集聚经济。一些文献中用诸如基础设施和产业化水平来量测集聚经济,但这些因素实际可被设计为传统因素,而传统因素如市场规模也与集聚相关联,从而造成解释的困难。因此,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精确分离二者的作用,区分二者在FDI区位决策不同阶段的影响机制以及探索集聚测度的替代变量是未来研究中要解决的问题。
(2)区分不同类型FDI区位决策的问题。已经有不少文献论及了HFDI、VFDI以及新近提出的出口平台型FDI的动机和影响因素具有很大差异,但现有研究由于数据不完善多是对FDI总量进行区位分析,得到的仅是各类型FDI混合的结果,这显然掩盖了各不同类型FDI的驱动及影响因素差别,结论不具可靠性。因此,随着世界各国公司活动数据收集的细化与完善,区分不同类型FDI进行研究将成为可能和更有意义。鉴于并购逐渐成为全球FDI流的主体部分,而现有研究大多并没有将其与绿地投资进行区分,但由于二者发生的原因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变得必要[52]。
(3)企业和国家两个层面多变量相互作用的问题。大多文献或者是从产业(或企业)特征或者是从国家(或区域)特征来研究FDI的区位决策问题,而实际上FDI的区位是由产业(或企业)和国家(或区域)的多变量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的[52],目前几乎还没有研究明确地考虑这一因素,因此,未来整合这两个层面的多变量相互作用来探讨FDI区位决策模式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领域。
(4)各种因素作用条件的问题。现有研究一般囿于特定国家(区域)、特定时期的数据通过模型设定来研究FDI区位决策的因素影响,由于分析的视角、基于的理论、所用的数据、选取的时期不同所得结论有差异是很正常的,以此为依据讨论因素影响孰是孰非、孰大孰小的问题不具普遍意义。更合理的做法,是建立一个探讨FDI区位决策中各种因素在什么环境条件下、什么阶段下起何种影响及其机制的一般分析框架,然后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实证检验。
(5)区域一体化对FDI区位决策影响问题。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区域一体化趋势也在加强。一体化对贸易成本、市场结构、企业组织,乃至成员国制度、都会产生深刻影响,反过来又会作用于FDI区位决策。一体化对FDI区位影响的因素与机制问题,目前学者们的研究还刚起步,还存在很多争论。近期关注的焦点有二,一是一体化对成员国之间和一体化区域与外部区域之间HFDI、VFDI和并购等不同类型FDI活动的影响机制及其传导问题;二是一体化如何通过对成员国的制度、等区位因素作用进而影响FDI区位决策的问题。
由于局部均衡分析的局限性,FDI区位决策的一般均衡分析自1980年代中期逐渐受到关注,并得到迅速发展。一般均衡分析试图解决局部均衡框架下长期均衡因素遗漏产生的偏误,并建立FDI长期基本区位决定因素的确定性模型和实证规范,为FDI区位决策提供更一般的分析范式。尽管二十多年的艰苦探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依然存在两大问题值得关注:一是理论基础问题。FDI区位决策一般均衡分析并没有严密的理论基础支持,其逻辑思路来源于贸易的理论架构,然而公司与其FDI活动及其影响因素远比国际贸易复杂[1],理论并不能简单移植。事实上,理论支撑的构建正是FDI区位决策一般均衡分析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二是模型设定问题。Blonigen(2005)[1]指出,目前关于FDI区位决策的实证分析还不够成熟,一般模型假设都过于简单,无法描述现实问题,大部分假说仍然需要商榷。现有FDI区位决策模型都局限在双边两国家间的框架内,其暗含公司投资一国不受投资他国影响的假定与客观不符,事实已经发现空间依赖性对FDI区位模式有影响[102,105],但多数研究者尚未注意到这一问题。因此归结起来,全球FDI区位决策正确的实证规范依然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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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文余源:FDI理论与区位决策研究述评AReviewoftheLiteratureonFDITheoriesandLocationDecision
WENYuyuan
(InstituteofRegionalandUrbanEconomic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
Abstract:WiththegrowthofFDIanditsmoreandmoreimportantroleinglobalizedeconomies,theissuesonFDItheoryandFDIlocationdecisionhavebecomeinterestingtopicsinmanydisci-plines.TheFDItheoryinthetruesenseemergedintheearly1960s,andsincetheHymer’sMonopolisticAdvantageTheory,theFDItheorieshaveemergedoneafteranotherincessantly.Be-fore1980s,thetheoreticalFDIresearchesweremainlyfocusontheFDIbehaviorsinthedevel-opedcountry,andthereemergedaseriesFDItheoriessuchasMonopolisticAdvantageTheory,InternationalProductLifeCycleTheory,ComparativeAdvantageTheory,TheoryofDynamicLo-cationAdvantage,InternalizationTheoryandEclecticTheoryof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whichcanrepresentthedevelopmentveinandtheessentiallymainstreamtheories.In1980s,thegrowingprosperousoutwardFDIintheemergingindustrializedcountriesgavethebirthoftheFDItheoriesforthedevelopingcountries.TherepresentativetheoriesincludeDevelopmentStageTheory,TheTheoryofSmall-scaleTechnology,TheTheoryofLocalizedTechnologicalChangeandTheTheoryofTechnologicalCompetence.CompetitiveAdvantageTheoryandStrategicAllianceTheoryarethemostrecentprogressfortheFDItheory.EitherthemainstreamFDItheoriesforthedevelopedcountriesorthoseforthedevelopingcountriescanonlyexplaintheFDIbehaviorsforsomecoun-tries(regions)insomespecificscopeandconditionstosomeextent.ThecurrentFDItheoriesarefarfromsatisfyingtherealneeds.SomoresystematicalandmatureFDItheoryframeworkisstillasubjectforthefutureresearch.Therearepartial-equilibriumanalysisandgeneral-equilibriumanalysisfortheFDIlocationdecisionresearch.Theformerisfocusonhowsingleexogenousfactoraffectthefirm’sFDIdecision,whilethelatterfocusonamodelframeworkandempiricalspecifi-cationthatlaysouttheprimarylong-rundeterminantsofFDIlocation.Intheearlyyearstheclas-sicfactorssuchassizeofmarket,taxes,laborcostsandsoonweretookastheimportantonesin-fluencingtheFDIlocation,andrecentlyagglomerationandregionalintegrationhavebeenempha-sized.However,itisstillanopenissueonhowtomeasuretheagglomerationeconomiesaccuratelyandseparatethemfromtheclassicfactors.Thegeneral-equilibriumanalysisisanidealtheoreti-calframeworkforFDIlocationdecisionresearch,butitalsoanopenproblemforlackoftheoreti-calfoundationsupportandappropriateempiricalspecificationinpractice.Tosumup,thereare7issuesshouldbepaidattentiontoforthefutureFDIresearch:(1)ConstructionofmoresystematicandmaturetheoreticalframeworkforFDItheory.(2)Therelationshipbetweenclassicfactorsandagglomeration.(3)ThelocationdecisionfordifferentFDItypes.(4)Multivariateinteractionforfirm-levelandcountry-levelfactorsonFDIlocation.(5)Theconditionsforthefactors’effectsonFDIlocation.(6)TheregionalintegrationeffectsonFDIlocation.And(7)Thetheoreticalfounda-tionandempiricalspecificationforgeneral-equilibriumFDIlocationanalysis.
Keyword:FDItheory;classicfactors;agglomerationeconomy;partial-equilibriumanalysis;
general-equilibrium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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