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边城》中佛教文化因素)

[摘　要] 　沈从文与佛教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佛教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人格心理、处世态度和思维方式,而且在他作品中悲悯的情怀、生命无常的感悟、回归自然的愿望都表明佛教文化元素都对沈从文本人的思想和心灵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使他的小说创作如《边城》等作品由此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哲学佛教思想的思辩深度。

[关键词]佛教文化元素；沈从文；《边城》

佛教文化作为一个较大中国文化的子系统,同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一起构成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文学史上，佛教文化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建构,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沈从文虽然不是佛教徒，也未曾研究过佛学，但特殊的人生经历与文化背景，使得他与佛教文化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渗透在沈从文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这种佛家情怀,不仅外化为他的人生态度(超越于个人荣辱得失之上,以平常心对待一切) ,而且投射在他的作品《边城》中。《边城》中的悲悯的情怀、生命无常的感悟、回归自然的愿望就表明了其中作者本身所受佛教文化元素影响的一种反映。

一、沈从文作品中蕴含佛教文化元素的原因。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通过和儒教道教的结合而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禅宗对整个中国文学，尤其是对现当代文学作家的小说创作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认识的深刻性。“神”只能是理想,“人”才是真正的现实。沈从文因为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因此他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禅宗“总是借助艺术的观点来美化人生,力图塑造完美的心灵,把肯定人生、把握人生、塑造一种理想人格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把构建健全的人生(力图在禅境中完成真善美相统一的人格) 、光明的人生(自由任运的理想人格) 作为自己的最高宗旨。禅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体验,也是一种审美体验。生活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沈从文,在其文化心理结构中有着明显的禅学因素。他那随缘任运的人生态度、渗透在创作中的悲悯的情怀、生命无常的感悟、回归自然的愿望,以及对创作心理的把握中,无不体现出一种佛家情怀与禅学风范。沈从文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自己生命理想的追求,而是不仅在文学世界里努力建构神性生命的殿堂,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不遗余力地引导人类不断地走向“美”和“善”, 佛教的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沈从文的人生经历正好与佛教“三法印”中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巧妙地契合在一起。人生的大起大落、生命的漂泊起伏、亲友的聚散离合,加上佛教在此地的影响,这一切使得沈从文对世界的观照在无意中具有了佛家的眼光。

二、《边城》中佛教元素悲悯情怀的体现。

有人指出:“沈从文用微笑来表示人类痛苦,以拈花一笑的态度同情一切:‘那些一例地浸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气质的作品,往往有一份淡淡的孤独悲伤,仿佛所接触到的一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悲悯””作为人类的一种普遍性情感,源于对世界一切生命的关爱,以及对这种生命的悲剧性命运的体察。这是一种向他型的、超越于主体利害得失之上的非功利性情感,因而它成为宗教、特别是以慈悲为怀的佛教所追求的最高情感“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一切有情都身陷苦海之中而不能自拔。基于“有漏皆苦”的生命体验，禅宗对外在世界的观照便带有了一种浓厚的悲悯感。沈从文基于对民族命运的整体思考而产生的悲悯心理,尽管有着不同于禅学的异质内涵,但由于这种情感的心理基础深深地植根于对个体卑微生命的关怀之上,由于这种感情本质上的崇高性与非功利性,也便超越了蕴藏于普通人身上的同情心理,而升华为一种类似于禅宗的深沉博大的宗教性情感。由此也可以见出沈从文在对世界的观照方式上与佛教的趋同性。

《边城》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翠翠与她母亲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悲悯情感集中体现在《边城》中翠翠的母亲与翠翠这个人物身上，虽然在整部小说中，自始至终作者都没有从正面去浓墨重彩地去描写，但她们的爱情故事却贯穿首尾。正因为在与佛教文化某些元素在审美情趣上的相契合，所以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总有那写“美丽总是愁人的”故事的上演。“美丽总是愁人的”这句看似矛盾的表述中,隐含着作者对人生悲剧性的深刻体察。

生活在历史大动荡年代,自身又亲历了生命的大欢喜与大悲哀的沈从文,总是用一种同情、悲悯的目光去观照生活在湘西这块古老蛮荒的土地上的芸芸众生,“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沈从文曾将自己创作的“兴味与成就”概括为“使社会的每一面,每一棱,皆有机会在作者笔下写出”“, 用矜慎的笔,作深入的解剖,具强烈的爱憎,有悲悯的情感”。从翠翠爷爷的回忆中，我们知道她母亲是一个美丽，乖巧，爱唱歌的女孩。而正是因为与一个未认识的军人，在白日里对歌，双方纷纷坠入爱河，而且她还怀上了翠翠，但是由于军人的责任及翠翠母亲对其父亲的责任，两人选择了“殉情”，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壮。它是因爱情受到重重阻挠而不得不以生命来祭奠爱情，来表明对爱情的忠贞与坚定。当爱情以殉情作为结局时，足以凄凉到悲剧的高度，因为它把美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有一种毁灭性的美。翠翠的母亲是凄凉的，她爱上一个不能相守的人，而只能选择以极端的方式来实现精神之爱。其代价是，割舍掉父女情，抛下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女婴，把孤独与感伤留给活在世上的人。在作决定之前，一定是作了强烈的内心挣扎。但为了爱情，她已义无反顾。但是对翠翠真正的凄凉，是其与天保，傩送两兄弟复杂的三角关系。

她摘了一把虎耳草，却不知把它送给谁。这个小姑娘还根本不懂得爱情是什么，当然也不知道把她那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交给谁。在这种迷离的境况之下，或许天保觉得自己在唱歌方面，比不上弟弟，而走的车路又迟迟得不到明确的回应，他感到有些自卑。于是，就押船下滩了。不幸的是，天保在这次押船中出了意外。弟弟傩送，对哥哥的死始终无法释怀，也离开了茶峒。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爷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间，留下了孤独的翠翠。她一个人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等待着心中的那个人归来。但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翠翠那朦胧的爱情，甚至尚未真正开始就惨遭夭折，只留下无尽的等待与对未知的未来的期待。翠翠与她的母亲这两个人物，一个的凄凉，是悲壮；另一个的凄凉，是孤苦与等待。翠翠的母亲是如此，翠翠亦是如此。她们一代又一代地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她们，在重复着一轮又一轮的凄凉，进行着她们的轮回，她们在进行着一次次的轮回而找不到摆脱悲剧命运的途径，无奈，只能任悲剧与痛苦无限地轮回。体现了作者的对他们生命的关爱的情感，这也就是是佛教文化元素中的——悲悯的情感在沈从文作品的呈现。

三、《边城》回归自然感受本真人性的佛教元素

在沈从文笔下,与现代工业社会极度膨胀的物质功利性相对,人物身上都闪烁着一种杂合了庄禅境界的隐逸之风:以审美的心态对待周围世界,与大自然合谐相处,安闲恬淡,任运随缘。沈从文对语言的排拒与禅家的“不著文字”二者在对生命本体的感悟、把握方式上是相通的,从中也可见出沈从文创作的潜在意图:把握生命的本真状态。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的边城中,人物犹如深林野草,自生自灭,默默无闻,从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世事的变迁,岁月的更替,仿佛都在这里凝固了一般。《边城》中的翠翠的爷爷,“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⑩，在边城中翠翠爷爷摆渡时从来不多收过河人的钱财，赶集买菜别人总会多给他多于钱的东西，可见湘西人情的淳朴，回归自然本真的态度。本来,禅宗的产生便得力于吸收了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回归自然的哲学倾向,因而,对于自然,对于人的自由生命状态的追求,便构成了庄禅二者的精神契合点禅宗认为只有远离一切痴心妄想,回归人的自然本性,方能明心见性,洞悟成佛。所以“禅宗非常喜欢大自然,喜欢与大自然打交道”在禅家的眼中,自然界处处草长莺飞,虫鸣鱼跃,一片生机。沈从文笔下人物的这种自在生命状态无论是思想基础、还是表现形态,与禅宗有了相同的价值取向:反对“异化生存”,否定虚伪的现代物质文明,回归自由不拘的生存状态。在作品中,他一方面利用叙述人的身份,从审美的角度深入到充满“禅味”的湘西世界中去,并利用叙述语言引导读者感同身受,与作者、作品中人物发生共鸣沈从文又从这种生存状态中发现了其存在的悲剧性:禅家的生存方式体现为一种生命的“常”态。这种“常”态固然有其对抗于现代物质文明的审美的、精神的因子在内,但当周围世界处于急剧的变动之中时,这种古朴、宁静的“常”便被反衬成为凝固、僵化与保守,且一旦与“变”发生冲突、对抗,便会因其自身的落后性与脆弱性,终不免被毁灭的命运。

《边城》中所讲述的爱情悲剧，种深深的忧虑:生命固然美丽,但因其不能由自己来把握,因而终不免被引向毁灭。沈从文这种叙述上的,一方面尽情展现了湘西世外桃源一般的自由生命状态,另一方面,又凸现出了与这种生命形式相关联的保守、封闭、艰辛,以及被历史所遗忘、所抛弃的命运。沈从文徘徊于历史的“常”与“变”之间,使得他的作品在呈现出以自然、平淡、宁静为特征的“禅味”的同时,又洋溢着佛学“诸法无常”的人生漂泊感,从而使作品在审美上形成了复调色彩。以“乡下人”的眼光,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宁静、淡远、空灵的湘西图景:茶峒、白塔、溪流。生活于其中的,则是一群保留着原初自然之气、远离现代都市的乡下人:翠翠与爷爷、傩送兄弟等。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爱”与“美”的化身体现着作者理想中的人性美的追求。

在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中,文本的开始和结尾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差与对比:开始时总是用充满赞美、欣赏的口吻,不厌其烦的交代人物从表到里的健康、优美,而在收尾时却无一例外地给人物安排了不幸的结局。这似乎是阅读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时的一种“期待视野”:故事的开头愈是纯净、优美,故事的结局便愈会忧伤、不幸。不可否认,在情感的层面上,沈从文同世界上一切热爱真善美的人们一样,希望他深爱着的主人公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但是,当以理性的目光思考湘西、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时,沈从文便不得不带上了浓重的焦虑与忧郁,因为他所接触到的种种,都是善良、美好被、黑暗所吞噬。因而,翠翠、傩送兄弟一方面他们身上闪现着人类全部的“爱和美”;另一方面,他们却都摆脱不了悲剧性命运:翠翠独守空船,等待心上人的归来;这里所呈现的是生命的惨烈与美丽、悲痛与庄严。透过这些看似平淡的故事表层,读者分明感受到了来自作者的满腔同情与忧伤。正是由于作者这种独特的审美视角及自身深受佛教文化影响的原因，在《边城》中才有那么多的性灵真实的故事的展现。

综上所述，佛教文化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边城》的佛教文化元素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边城》中集中体现了悲悯的情怀、生命无常的感悟、回归自然的愿望就表明了其中所具有的佛教文化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