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研究述论

S 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Vol.25No.6

Dec.,2001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研究述论Ξ

郭国昌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　要: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的关系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追寻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发生联系的背景和原因,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互动影响的规律是这一研究的主要内容;缺乏对宗教文化的整体性思考和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精神性探索是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研究的新突破在于对文学中终极关怀的整体把握。

关键词:宗教文化;终极关怀;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1)06-0017-05

　　新时期以来,文学和宗教的关系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毫无疑问,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根源于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热”;而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本身之间存在的或显或隐的联系也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当新世纪的门扉刚刚开起时,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关系的研究加以回顾也许是不无意义的。

一

从整体上看,文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是多层次的。然而,它们之间关系的亲疏程度却根源于作家对宗教文化的态度。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鲁迅语)的中国现代社会,作家们为什么会主动接受宗教文化?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关系研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对于中国现代作家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两套不同的宗教文化系统。一套是以教为主体的西方宗教文化系统,另一套是以佛教和道教为主体的东方宗教文化系统。佛教和道教经过长期的演化发展,浸润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虽然早在16世纪就已开始在中国传播,但大规模的广布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浪潮的推动下,无论是教,还是佛教和道教,都一同站在了历史的前台,接受中国现代作家的审视。他们有的青睐于教,有的注目于佛教,有的着眼于道教,有的可能同时涉足于多种宗教。在并不算沉寂的宗教文化传播浪潮中,中国现代作家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选择了切合自身的宗教文化。既然中国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两套相异的宗教文化系统,那么,中国现代作家对宗教文化的接受也表现为两套不同的目的,即:教文化接受目的和东方宗教文化接受目的。

中国现代作家接受教文化的目的虽然比较复杂,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表现为工具理性目的。也就是说,中国现代作家是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认同教文化的。王本朝的《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1]和许正林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教文化》[2]两文都是从“五四”反传统的文化背景出发,认为中国现代作家是为了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才主动地接受了教文化。在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中,刘勇的观点值得重视。作者并未单纯从某一种宗教文化入手,而是从宗教文化整体入手论析了中国现代作家接受宗教文化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现代作家大多坚持把宗教文化现实化、实用化的理论主张,这是“与中国现代文化及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相契合的,是和一切为人生的文化主潮相一致的。”这说明中国现代作家“是把宗教文化、宗教精神纳入中国现代社会变革,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轨道中来思考和吸取的。”[3]由于刘勇是从整体性角度提出问题的,因

Ξ收稿日期:20010629

　　　作者简介:郭国昌(1969-),男,甘肃静宁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而其概括性和辐射度不言自明。

中国现代作家接受教文化的目的还表现为对终极价值的追求。这是中国现代作家的一种更内在的精神性的人格追求,然而这并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较早涉及这一论题的是马佳。他以鹿地的《未央歌》、苏雪林的《棘心》、徐　的《风萧萧》等小说为例,具体分析了这些作品所包容的教文化意蕴及其作家们的终极价值关怀。作者认为《未央歌》“是把‘一种新的美的气息灌注到精神本身的内在形象里’,这种新的美的气息便是流贯小说始终的以精神为主导的宗教情调。”这种宗教情调即是“神圣的拯救意识,伟大的牺牲精神和向美趋善的广博爱心”;苏雪林则是基于对“宗教精神浸淫陶冶后内在的认同”和“欣悦于个人灵魂的被拯救”才接受教的。所以,《棘心》的宗教意蕴就是“作者直接面对宗教的心路历程”[4]。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提及,就是有一些中国现代作家是以批判或否定的态度接受教文化的。教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毫无疑问具有净化人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等优越性。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它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炮进入中国的,也曾经给现代中国人带来了严重的精神伤害。所以,中国现代一部分作家以对抗的心理来面对教文化也是理所当然的。郭沫若对教文化的态度非常复杂,杨剑龙的《论郭沫若的创作与教文化》一文认为“郭沫若对教仍然持批判态度,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并未否定教。”[5]

如果说以教为核心的西方宗教文化是一种外来文化,中国现代作家接受时未免有些疏离感,那么以佛教和道教为核心的东方宗教文化对中国现代作家来说就要熟悉得多。对中国现代作家来说,佛教和道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传统,积淀在他们的精神深处。尽管如此,中国现代作家在接受佛教和道教等东方传统宗教文化时,仍然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态度。以实用理性为目的接受东方宗教文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陈平原曾在1983年就指出:“佛、上帝已经由目的变为手段。信仰的最终目的不是通过神秘的宗教体验,获得与佛、上帝同在的最高幸福,解脱不幸和苦难,而是借用宗教净化感情、增强勇气,以自己的力量同不幸和苦难作斗争。”[6]该文较为中肯地说明了中国现代作家接受东方宗教文化的一种普遍心态。杨义的《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对道家文化的论争为背景,以鲁迅、郭沫若、林语堂、沈从文等人的创作为散点,从总体上论析了中国现代作家对待道家文化的心态:“贬抑者有之,重新诠释者有之,默默地从中汲取营养者有之。”[7]可以说,作者抓住了中国现代作家和道家文化关系的精髓。《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是谭桂林的博士论文提要。作者把中国现代作家与佛教文化之间发生的种种关系分为信念型、修养型、研究型、实用型等四类。文章指出:“前两种类型大致与作家的人格建构相关,后两种类型的划分则以作者的艺术情调与风格作为标准。”[8]这样的分类显然有助于我们清晰把握中国现代作家和佛教文化的关系,只不过分类标准的交叉性也带来了归类的矛盾性。

二

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的互动影响究竟有没有规律?如果有规律,它又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关系研究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对于人文科学研究者来说,规律的探寻要比材料的发掘艰难得多。这不仅是因为人文科学的研究者更趋于主观感受性,而且也由于人文科学的规律常常淹没于大量的表面材料中。就文学和宗教的相互影响来说,其中的规律也是不难发现的。然而在现代中国,由于“重估一切价值”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互动影响的规律性大多趋于隐蔽,反而不易发现。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的关系研究属于跨学科的范畴,要探索其中的规律就要求研究者不仅有丰富的文学知识,而且也要有对宗教文化敏锐的感受力。所有这些只说明了寻找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影响规律的难度,而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无规律可寻。

从文学和宗教关系的层次理论看,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的渗透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从总体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主题层面,一是形式层面。就主题层面来说,中国现代作家从当时的现实社会需要出发,汲取诸多宗教文化精神融进自己的创作,成为作品主题意蕴的一部分。就形式层面说,中国现代作家为了提升作品的审美效果,有时采用宗教式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从而使他们的作品具有更强的独创性。

中国现代作家对教文化精神的认同主要表现为博爱精神、牺牲精神、救世精神、宽容精神,等等。许多研究者大多是以此为基点展开自己的研究的。杨剑龙的《论“五四”小说中的教精神》[9]主要阐

81释了“五四”作家认同的教精神:牺牲自我积极入世的牺牲精神、相互了解互相慰悦的博爱精神、以善心扶助弱小、以慈爱回报无情的宽恕精神。同时,也有研究者提出了教文化的忏悔精神、祈祷精神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表现。总之,大多数研究者一旦论析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教文化精神,总是离不开这几个方面,重复和乏味在所难免。对于这个问题,研究者要想有新的突破,就必须寻找新的研究视点,开掘新的研究材料。

中国现代作家对佛教文化精神的借鉴主要表现为平等精神、超越精神、慈悲精神,等等。宋益乔的《佛教思想对许地山早期创作的影响》[10]一文提出许地山接受佛教的“众生平等”说,因而他的创作体现出平民主义思想,形成了“平民文学”创作的独特性。该文较早提出这一论点,对以后许地山研究颇有影响。罗成琰的《论丰子恺散文的佛教意蕴》一文认为佛教的“绝望哲学”对丰子恺的人生观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丰子恺并未“绝望”,而是对悲观主义赋予了一种深刻的、积极的性质:“呼唤人们在绝望处站起来,对自己有限的生命作真正必要的创造,把自己的生活造成有意义的价值生活。”[11]在丰子恺看来,这种有意义的“价值生活”也无非是在“虚融淡泊”的处世态度下,用佛教的超越精神来慰藉人的心灵,净化人的情操,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去体验人生的意义和实现人的终极价值而已。中国现代作家对道家文化的采纳主要表现为自然精神、达观精神,等等。郭济访的《论道家思想对许地山的影响》一文则认为许地山的人生哲学与道家的人生哲学形成了“暗合现象”

[12]。许地山以自己的作品道出了庄子人生哲学的真谛:人生之现状———可悲的命运;人生之态度———愉快地渡过去;人生之方法———自然自适的漂泊;人生之理想境界———天然地生活。也就是说,许地山主要是吸纳了道家“道法自然”、

“自然无为”的精神。从实质上说,道家文化精神主要表现为一种洒脱的人生态度和境界,研究者一般都抓住了这一核心。

和对主题层面把握的多样性和深刻性相比,研究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关系的形式层面规律的把握却显得单调而缺乏广度。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的互动影响不仅是深层精神的相互撞击,而且也是表层形式的彼此交涉。并且,深层的内容必须要依靠外在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所以,对形式层面研究的深入往往有助于主题层面的开掘。新时期以来,对形式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文化对中国现代

文学创作的渗透上。席扬的《许地山散文论》一文认为许地山的散文呈现出一种“仙”的审美品格。这种“仙”,既有庄子式的“浑然不计我在”,又有陶潜般“对‘南山’美趣的‘悠然’发现”,也当然还有“高僧真人面向兵灾血变只一句‘阿弥陀佛’的宽释和漠然。”[13]显然,作者把许地山散文审美品格的形成归因于道、佛等宗教文化的潜化,“仙”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冯健男的《人静山空见———灯———废名诗探》[14]从“诗情智化”和“深玄背景”的角度探讨了废名的跳跃性思维造成的诗歌的简洁表达方式。一般地说,对形式层面的探索大多针对的是单一的某种宗教与作家个体的相互影响,缺乏综合性的整体评价。

虽然形式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对教等其他宗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视而不见。相反,人们也在积极地进行着思索。宋剑华的《试论〈雷雨〉的教色彩》比较具体地论证了教文化对《雷雨》形式层面的影响。作者认为《雷雨》的矛盾结构模式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周朴园的性格从向忏悔的发展符合“上帝”的意愿,《雷雨》的环境布局是教色彩的直接外观。总之,《雷雨》的所有形式层面设置都起到了一种客观效果:“弱小者的悲剧,能唤起强暴者的忏悔意识,使人间充满‘和谐’与‘仁爱’。”[15]谈论《雷雨》和教文化的文章并不少见,然而大多数着眼于教文化精神与《雷雨》主题的某种契合,而这篇文章却从《雷雨》的形式层面与教文化结构的相似性入手,揭示了《雷雨》的教文化意蕴,其独特性即在于此。

三

一位西方学者布兰顿曾经这样说过:“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要在今天对我们共同的人性问题得到明智的理解,就必须了解人类的宗教,……而且,别的民族一直在力求解决的这个问题,是一个永存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要遇到这个问题,不论我们所处的时代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如何。”[16]虽然布兰顿是从西方社会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的,但它同样困扰着中国现代的一部分作家。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缺乏真正的宗教精神,但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的相互渗透是全方位的。因此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

如果从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开始算起,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的研究也已经经历了整整15年。对于这样“具有一种深沉而持久的趣味”(布

91兰顿)的论题来说,虽然我们每年有大量的论文发表,也有不少专著出版,但是,15年的时间毕竟还是太短。我们的研究还没有达到这一论题所应有的深广度。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研究肯定会走向深入。然而,我们必须明白,研究的每一次新突破,都是以一些带有总体性问题的解决为前提的。

就中国现代文学和发生相互关系的宗教文化类型来说,我们应当看到宗教文化整体观的重要性,应着力于从整体性的宗教文化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的互动关系。20世纪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开放意识和宽容精神的社会,几乎每一种宗教文化都有可以登上历史的舞台,供人们尽情地揣摩鉴别。尽管研究者分别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中蕴含的教、佛教和道家等宗教的文化精神,但是,由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对于作家个人来说,教文化、佛教文化、道家文化,以至侠墨文化都有可能进入他们的创作视野,成为作家创作的精神资源。因此,我们必须从宗教文化的整体性上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宗教文化精神,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种类型的宗教文化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刘勇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即是整体性研究的可贵尝试。比如在分析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时,他着眼于作品的融教文化、佛教文化和道家文化于一体的艺术玄想;在探讨废名的诗歌和小说时,他关注于作家的“把儒释道熔于一炉”的艺术心态;等等。另外,许多研究者也注意到林语堂的多重宗教文化精神的相融性特点。王兆胜在《林语堂宗教文化思想论》中认为林语堂的“宗教信仰表面矛盾混乱,其实内心里却是统一和清晰的,他以‘天地主宰’为支点,把各种宗教融合为一体。”[17]还有许多作家,比如周作人、沈从文、曹禺,等等,他们的宗教文化精神都不是单一的。我也曾在《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18]一文中指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中融汇了尊重人格、张扬人性的教的精神,贵生命、重自然和尚远古的道家精神以及实现自我超越、追求心灵自由和面向终极关怀的禅宗精神。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宗教文化精神的探讨必须从整体性入手才有可能得出比较公允、合理的结论。

就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相互渗透的层次来说,我们应当肯定终极关怀在文学中的价值尺度意义。前面已经说过,文学和宗教的相互渗透是多层次的,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以民主和科学为开端和主要内容的。因而在中国现代是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宗教文学。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之间是不可

能有相对意义上的完全重合,而只是点的相交或相似。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如何找到它们二者之间的交叉点或相似性才是最重要的。面对大量的研究论文,我们发现,大多数研究者都把目光集中在某种宗教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主题内蕴的渗透上。他们的任务也便成为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寻找某种既定的宗教主题,比如教的“博爱”或者佛教的“多苦”,等等。看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关系的这一点是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抓住了它们关系的关键。然而,我们还要看到,宗教文化的本质是终极关怀,这也是和文学本质上的相通点。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关系的研究还必须追寻终极关怀。比如对于死亡问题,这是每个人都会必然面对的。许多中国现代作家都曾以文学的方式进行过思考,然而没有人能够达到鲁迅的高度。鲁迅曾经说过:“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19]这说明鲁迅是正视死亡,并且最后由生存超越了死亡的。如果我们不从终极关怀的本质层面去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就无法准确理解鲁迅对于死亡的态度。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于宗教精神的认识比过去要宽泛得多,也更符合人类的本性。罗素说过:“现在,人们常常把那种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最美好前景的人,说成是具有宗教观点。”[20]这也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1]王本朝.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J].天津社会科学, 1991,(3).

[2]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教文化[J].文学评论, 1999,(2).

[3]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9.

[4]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140.

[5]杨剑龙.论郭沫若的创作与教文化[J].郭沫若学刊, 1997,(4).

[6]陈平原.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A].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上)[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32.

[7]杨义.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J].中国社会科学, 1997,(2).

[8]谭桂林.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J].文学评论,1993,(4).

[9]杨剑龙.论“五四”小说中的教精神[J].文学评论, 1992,(3).

02[10]宋益乔.佛教思想对许地山早期创作的影响[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1).

[11]罗成琰.论丰子恺散文的佛教意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2).

[12]郭济访.论道家思想对许地山的影响[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1).

[13]席扬.许地山散文论[J].文学评论.1992,(3).

[14]冯健男.人静山空见一灯———废名诗探[J].文学评论, 1995,(4).

[15]宋剑华.试论《雷雨》的教色彩[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1).[16](德)J・夏普.比较宗教学史[A].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

[C].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3.

[17]王兆胜.林语堂宗教文化思想论[J].中国文学研究, 1998,(4).

[18]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J].西北师大学报,2000, (3).

[19]鲁迅.写在《坟》的后面[A].鲁迅全集(1)[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84.

[20](英)罗素.宗教与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6.

责任编辑:莲姣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 el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 eligious Culture in the Study since the N e w Period

GUO Guo-chang

(L iterat ure College,North-west Normal U niversity,L anz hou,Gansu730070,Chi na)

Abstract:The rel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culture is the one of the questions in the study of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ince the New Period.Inquiring into the background and reason,and seeking the regularity are very important respects of the rel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culture.In order to gain the new progress,the scholars should ponder the ultimate concern in works.

K ey w ords:religious culture;ultimate concern;modern literature

(上接第16面)　参考文献:

[1]James B.Meriwether and Michael Millgate,eds,Lion in the

G arden,Ram House,1968.

[2]李文俊1福克纳评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3].Annette T.Rubinstein,American Literature:Root and Flower,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88.[4]李文俊.喧哗与骚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1

[5]单德兴.英美名作家访谈录[M].台北: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861

[6]罗伯特・汉弗莱.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M]1(美)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41

[7]Leon Edel,The Modern Psychological Novel,Rupert Havis, 19.

责任编辑:莲姣

On the U nique Signif icance of Time

Disorder in THE SOUN D AN D THE FUR Y

YU Min-shun

(Foreign L anguages Depart ment,Xiangtan Normal U niversity,Xiangtan,Hunan411201,Chi na) Abstract:The originality and variety of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SOUND AND THE FUR Y are marvelous.And time disorder is one of the most impressive features.Through a comprehensive textual analysis,the author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ime disorder plays two major functions in the novel,i.e.deepen the theme and create a unique art effect.Thus,it can well be said that time disorder is so important and indispensable a technique as to make THE SOUND AND THE FUR Y into a worldfamous masterpiece.

K ey w ords:time disorder;THE SOUND AND THE FUR Y;unique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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