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民族研究

[摘要]（蒙）元是中国古代史中让人有许多思考的王朝，它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王朝，是中国疆域最为辽阔的王朝。其以一个少数民族取代了史界传统认为的中原汉族的正统地位，统治一个华夷通天下的局面，故其民族在中国古代历代民族中颇具特色。本文将对其民族的内容、特点、影响等，以及与另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清王朝的民族的对比进行研讨。

[关键字]蒙元; 民族;内容;特点;影响

元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统一王朝。它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为今天的中国铺垫下坚实基础，其对我国疆域版图的成熟更是影响重大。《元史》:“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书妹，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1]在如此辽阔疆域之上，对于一个人数较少民族统治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特殊情况，蒙古游牧民族从而采取了颇有特色的民族。

一、蒙元民族

民族是国家为协调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发展，处理民族事务而制定的各项规定、措施的总和，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与保证。蒙元一代，其民族中有以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各种保障，也有诸如四等人制的民族歧视性。

1.元代的民族

在政治方面，蒙元制定出的各种政治制度和设置了相关机构处理民族事务。具体内容有以下：

元朝是少数民族入据中原建立的统一王朝，在其统一和统治的历程中必然形成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空前交融的结果，而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模式、经济下的两种文明体系。一个是逐水草而徙，转迁不定，另一个又是安土重迁，筑室而居；游牧经济是以牧场和牲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农业经济是以耕地和生产工具为主要生产资料等等。故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的种种相反相悖之处，决定了双方之间必有的冲突存在。元朝统治者若想长驻中原，维持统治，便不至要调整和转变原有游牧文明下的观念，更需要找到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关联，实行及的转变。于是便有了对“汉儒”的重用。而元初蒙古贵族中亦有人主张“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2]，元世祖忽必烈在此情况下重用“汉儒”，取代蒙古旧制，足见绝不是简单的任用。忽必烈即位后，从中决到地方的各级机构中，均广泛任用汉族士人。在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所任命的十路宣抚使中，除两名回回人与汉化很深的女真人、畏兀儿人各一名外，其余均为汉人。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中书官也多以汉人充任。并在汉族大臣王文统、刘秉忠等策划下，设纲陈纪。“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并“颁章服，举朝仪，给体禄，定官制”[3]。这样初步奠定了立国规模。

元朝行政管辖主要设置行中书省，负责边疆民族地区军国重事，设有宣政院，以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十一个行省，将汉族和其他各民族都在其统治之下，行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潜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4]。在距行省较远的路、府、州、县区域内，分设宜慰司都元帅府， “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达于省。……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抚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5]这样，在边疆民族地区，元朝也如在内地汉区一样，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行政组织机构，使之上下层层节制，以保证元朝对各民族的统治。同时元朝还通过发达的驿站系统，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控制。元朝用这些行政建置，对中原汉族和边疆各少数民族实现广泛而直接的管辖。

元朝对除汉族之外的其他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封官赐爵，以此对其加以笼络和羁糜。例如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畏兀儿人廉希宪、契丹人耶律阿海、女真人赵良弼、河西人高智耀等人，都曾担任显官要职。元朝曾相继设立畏兀儿断事官、领北庭都护府、大理寺、大都护府等机构，最高长官为亦都护，由畏兀儿主巴而术阿忒的斤后裔世袭，管理畏兀儿各城及迁居汉地的畏兀儿人户。另外，还在边远民族地区实行土官制和与各族上层分子之间的联姻。

经济方面的主要民族:在此一点元代的民族中主要包括元朝与境内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之间的通贡、互市、移民实边、屯田以及对各族上层的实物赏赐等经济形式，以此来实现对各族的管理和加强相互间的联系与交往。如忽必烈采纳姚枢“布屯田以实边戍”的建议，在云南广兴屯田，几乎遍及整个云南行省。元代还从巩固边疆民族地区出发，不断移民实边。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汉人以及蒙古、色目的军士与工匠、民户被遣往边疆民族地区垦田、凿井、营造兴建者史不绝书。这样那些世居边远的少数民族纷纷内迁，散布于中原各地，造成了民族杂居的局面，导致了元代时期的民族大融合。经济方面影响最大的当属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即一系列重农措施的采用，这也是蒙古贵族采用。

军事方面的主要民族：蒙古民族是“以马上得天下”的尚武民族，这一亦贯彻到其民族之中， 对其控制下的汉族及其他各族的武力征服和军事控制。蒙古贵族集团用武力征服了其他民族，将中原汉地作为其武力防范和控制的重点:“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据全国腹心”[6]。对于边疆民族地区也驻有大量蒙古、色目与汉族的，对当地各族人民进行监视。“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7]。元朝的探马赤军便是以蒙古人为主体，包括色目、汉人在内的一支精锐，不但在元朝武力统一全国中锐不可挡，而且在元统一之后也成为其对全国各民族实行军事控制和的主要武装力量。

文化与宗教方面的主要民族：元朝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加强对各族的控制与统治，采取了尊崇儒学和宗教宽容。尊崇儒学，是其采用“汉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儒学是中原王朝传统的官方哲学，是其治邦的最高理论支柱，也是历朝封建君主成就大业的指导思想。而元朝统一中国，所建立的不但是一个以蒙古贵族为统治上层，以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为统治对象的统一国家政权，它更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继续。这种继续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便是对儒学的尊崇，而儒学作为汉族士人和官方的指导思想，元朝对它的尊崇体现在民族关系方面便是对汉族文化传统的重视和优遇。办学，从国子监到遍及全国的路学及县学；刊布了《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汉族所建中原封建王朝的有关历代君主政绩的成败得失和统抬之术的典籍，而且多设孔庙，祭祀尊孔等，儒学在元朝同样具有极高的地位。宗教往往成为构成甚至区别某一民族共同体的首要因素和标志，对于全民信教的民族更是如此。宗教宽容，元朝统治者对各民族宗教的，也正是其民族在宗教问题上的体现。蒙古族原来是以萨满教为其民族宗教信仰。但自成吉思汗时起，就对其他各种宗教采取宽容态度，兼容并蓄，只要不危及其统治，都予以保护和利用。萨满、佛(包括喇嘛教)，道、、等各种宗教并存，形成“一国多教”的局面。在吐蕃地区推行政教合一的宗教羁庶，这样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在元朝受到特别的尊崇和优特。史载:“世祖以其地广而险元，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8]，。为此在吐蕃地区专设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9]，由吐蕃萨迩法王、帝师八思巴总领其事。如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辖下的13万户就是由当地僧俗首领任万户长。而且还给予吐蕃宗教领袖以十分崇高的地位。自八恩巴起直至元未，历任帝师大都出自萨迩款氏家族，这已成为一种默认的定制。

二、元代民族的特点

元代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入据中原农业区并建立空前的统统一大帝国，族既是对历代统一中原王朝民族的继承，但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故其民族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鲜明的等级性:其将国内各民族分为四等的民族等级便是典型的代表。元世祖时，全国人分四等。依次是蒙古人、色目人(包括我国西北地区各族及中亚、东欧来到中国的人)、汉人(指原由金统治下的汉族、女真、契丹、渤海、高丽等族以及宋金对峙中四川地区的汉族)和南人(指南宋灭亡后南方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可见其将本族置于全国其他各民族之上，且在法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乃至科考上，各族都因处于其所划等级不同而各异。

县有显著的矛质性或双重性。这主要体现在元朝对待汉族的民族上，即既重视“汉法”的采用，同时却又极力歧视压迫汉人.元朝既是蒙古帝国的延续，也是中国各封建统一朝代之一。具有这两种传统的“蒙元”，自然难免其独特的双重性和二元制度。一方面要保持其本族的特色，维系其同族各色人等及其本土，同时又要适应中国正统朝代的种种要素，维系汉地的臣民。元朝最高统治者，既是蒙古帝国的大汗，又是中国王朝的天子。奴地是曾被征服地，同时又是其王土，而汉人既是被征服者和被统治者，同时又是赤子。这种两重性体现在其对汉族的态度和措置上，使其民族具有显著的矛盾性。元代民族中的这种矛盾性体现了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冲突，且贯穿元朝始终。

崇教重武。这也是元朝民族中一个显著的特点。作为北方蒙古高原上的劲族，凭借其骑兵优势而征服全国，入据中原.“起朔摸、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用武力造就了其“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辽阔疆域，将边疆民族地区纳入其版图之内.而统一全国之后，又建立了强大的，用于镇扼和控制各民族。元朝的除了探马赤军之外，还有蒙古军，汉军和新附军。正如前所述，不但在中原汉地和边疆民族地区都驻有大量蒙古军、探马赤军用以监视和镇守之外，还专门设立了一系列的军管机构。所有这些和措施都表明元朝统治上层对武力的重视。崇教则主要是体现在其对各种宗教的宽容上。这在前面已有论述。正是由元朝最高统治者及其他皇室贵族对喇嘛教的尊崇，以致于喇嘛教传入蒙古族，并取代其原来的原始萨满教的宗教信仰。这样元朝也通过利用和扶植吐蕃地区喇嘛教的势力，从而实现了对该地区较为有效的管理，而且由于喇嘛教传入蒙古，更加密切了蒙藏两族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元朝统治者“无意插柳”却带来“柳成荫”的结果。

三、对少数民族发展的积极影响

元朝结束了中国三百余年的割据局面。在此基础上，全国各族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密切了。许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定居内地，带来了他们的生产技艺和文化科学，大大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许多汉人徙居或从军到蒙古、、云南、东北等地，带去了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并同当地各少数民族人民一道共同开发和保卫着祖国的边疆。

自成吉思汗以来半个多世纪间，尽管蒙古贵族统治者主观上要实行民族压迫，但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是各民族间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强了，相互交往更密切了，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了。社会发展规律总是如此，当民族斗争结束时，民族融合便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民族融合始终伴随着民族斗争的存在而存在，对立统一、相辅而行。元代，我国各民族人民在这个贸易院墙阻隔的大家庭中，杂居相处，互相依存，不断接近，密切往来；在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又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互相吸引、共同发展，民族融合从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见，国家的统一是各民族获得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保证。

元代，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大发展，首先与元朝的完成统一及有效管理分不开。在统一的，强有力的元朝管辖下，各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同和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关系更密切了。“行省”制的确立，不仅从政治上加强了集权，巩固了国家统一，也为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元朝的统一给各族人民相互交往和学习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元朝的国都大都，既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国内各民族间相互联系，交际往来的中心枢纽。从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驿道四通八达。在各条交通线上，均设有健全完备的站和急递铺，以便“通达边情，布宣号令”。[10]。元朝的大统一和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管辖，保证和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大发展。各民族的大发展，反转来又巩固和加强了元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元朝大统一局面的出现和各民族间联系、交往的不断增强，有力地促进了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蒙古等族人民成批迁往内地，汉族人也大量来到边疆，契丹、女真等族人民早已进入黄河流域，各族人民杂居相处，互通婚姻，逐渐融合。当时，许多信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迁入中国，同维吾尔、蒙、汉等族民族逐步融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在元朝的广大疆域内，出现了各民族大融合的盛况。自古以来处于单一游牧经济的蒙古高原，在元朝的重视和扶植下，农业生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了。蒙古地区农业的发展，又有力的促进了畜牧业和多种经济的大致。靠近长城一带，除游牧外，还增加了定居的“舍饲畜牧”，丰州一带还出现了“垦耕牧养”的农牧结合。此外，手工业方面由个体家庭进一步发展到作坊作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蒙古地区出现了许多新兴城市。如和林、上都、集宁等，这对于蒙古地区的经济繁荣及吸收各兄弟民族文化等方面，均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使草原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真等肃慎系诸后裔居住的“白山黑水”地区，从1284年以来，元朝曾多次调遣乞儿吉思、蒙古及汉族军民，先后在茶剌罕（今黑龙江通河北）、剌怜（今黑龙江阿城南）、肇州（今黑龙江肇源）等地，进行垦荒屯田，发展山产。党项、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唐兀”地区，在元朝的大理扶持和引导下，山产获得了较大的、较快的发展。后来，元朝又将部分汉人（即南宋人）安置在西夏中兴等地区，让他们与当地民族共同发展农业生产。

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吐蕃诸部，不仅同内地驿站相通，元朝还在碉门、黎州两地（今俱在四川境内，当时属吐蕃地、直辖于宣政院）设置榷场，极大地方便了吐蕃同内地进行茶、马、绢、帛交易。通过互市贸易，汉藏人民之间的交往也日益频繁起来。当然，各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但就当时总的情况而言，各少数民族均有起色，有所前进。而且，这种发展还是史无前例的，较之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为显著出色。

3、元代的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还为国内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各民族人民在这个安定统一的大家庭中，杂居相处，互相接近，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为共同创造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各个民族都贡献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元朝作为一个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在经过对欧亚广大地区的征服后，在文化思想领域也主动或被动地吸收集合了多种文明长处，因此，整个元朝统治时期充满了“汉法”与“色目法”的主导地位之争。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中国各民族文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元朝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使不同地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双向交流加速。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技术传入阿拉伯和欧洲，推进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阿拉伯的医学、天文学、农业技术欧洲的数学、金属工艺，南亚的雕塑艺术等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信息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对未来历史影响之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可以说，中西方文明成就第一次出现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

在我国各少数民族在元朝大统一条件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发展。各少数民族在这个大融合、大学习中，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各方面都获得了较大幅度、较快速度的发展。各少数民族的大发展，国内民族关系的改善，又促进了元代及其以后长时期的国家统一。总之，正是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和汉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伟大的、辉煌灿烂的祖国。在这一点上说，元朝的大一统影响深远。元朝和清朝是我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这两个朝代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两个朝代，少数民族登上了全国政权的大舞台，充分展示了少数民族的聪明才智和政治才干。元朝和清朝的建立对我国许多边疆少数民族最终融入祖国的怀抱，最终成为祖国大家庭的成员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两个朝代的政权建立基础突显了民族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充分研究这两个朝代的民族及其得失，对我们新时期的民族制定与建立和谐民族关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宋濂.元史·地理志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2] 宋濂.元史·耶律楚材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罗贤佑. 中国历代民族研究:论元代的民族[M].青海: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03.243.

[4] 宋濂.元史·百官志七.北京:中华书局.1976.

[5] 宋濂.元史·百官志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6.

[6] 宋濂.元史·兵制[M].北京:中华书局.1976.

[7] 宋濂.元史·兵制[M].北京:中华书局.1976.

[8] 宋濂.元史.释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

[9] 宋濂.元史·百官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0] 宋濂.元史.卷101.兵志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