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小故事(三)

在井冈山，士兵委员会参与管理，代表士兵利益，在军中享有一定的权力，深受士兵的拥戴，尤其是对于投诚的和俘虏兵，影响更大。

杨至成将军亲身经历的和一个俘虏兵的故事就是民主主义作用的生动体现。

杨至成是红四军二十八团一营四连连长，1928年6月参加了三打永新的战斗。敌人是从云南来的杨池生，战斗力不弱。在永新的外围，杨至成所在与敌人的前锋营相遇。由于红军处于绝对优势，战斗展开不久，敌人就招架不住，开始动摇了。这时，敌人一个军官挥舞着驳壳，对着敌兵发疯似地大喊：“往前冲，小心别当俘虏，党抓住你们要剥皮抽筋的。”

在这位军官的威胁下，白军士兵拼命顽抗，死不缴，可是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红军的强大攻势，不一会就溃退了，红军抓了不少的俘虏。

战士们围着俘虏，个个虎视眈眈。俘虏呢，抖抖索索挤靠在一起，脸色灰白，双目无神，流露出绝望的神情。

见此情景，杨至成对俘虏们说：“不要害怕，红军一定会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一根汗毛也不会动你们的。”

但是这些俘虏兵只是呆呆地转转头，你看我，我看你，没什么反应。这时，杨至成发现有一个大个子的白军士兵，佝偻着身子藏在后边，衣服被撕得破破烂烂，还掉了一只袖筒。杨至成看见他这副样子，想起刚才拼刺刀时有个死不缴的白军士兵很像是他，便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白军士兵浑身一抖，脸抽搐得几乎变了形，上牙磕着下牙，十分艰难地回答：“姓曹……叫……叫曹福海。”

“刚才是你吧？几人个才把你拖住。”

“长官，不不不是我。”

“怎么不是你？你看，我的手都被你抓破了，还想抵赖？”一个战士在旁边插嘴。

曹福海听见这句话，像听到了死刑的判决书，他苦苦哀求道：“长官，积德呀，一家老小全靠我呢，饶了我一条命就是救我全家呀！”

从谈话中，杨至成知道曹福海也是个受剥削的农民，是被抓来当兵的。于是，杨至成把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向他讲了一番，最后问他愿不愿意参加红军。一提起红军，曹福海又变了脸色，又是什么“长官积德”、“救我全家”之类的话。杨至成又问别的俘虏，他们也苦苦苦哀求，就是不愿当红军。

尽管红军的生活非常艰苦，药品缺乏，但还是尽量让俘虏们住得舒服，吃得满意，带伤的还一律给予治疗。临走那天，团里又开了欢送会，会上，团首长向他们说明了天下穷人是一家、放下武器是兄弟的道理，希望他们回家之后，种田的种田，做工的做工。如果仍是当白军，再和红军打仗，口不要对着自己的兄弟。

散会后，又按规定发给他们每人几块钱的路费，还给每人发了一些简明通俗的传单，传单上写着“白军兄弟们，不要给地主资本家卖命”、“红军官兵平等，不打不骂，经济公开”等内容。发完东西，红军敲起锣鼓，高喊口号，把这些俘虏兵送出很远。重伤的俘虏还派了农民自卫军用担架抬着。俘虏们深受感动，有的人甚至失声痛哭。

6月底，江西的杨如轩、杨池生部再度向井冈山进犯，杨至成所在的在七溪岭阻击。敌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一打响，就是一场硬拼硬的恶战，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三四点钟，才把敌人打垮，俘虏几百。战斗打得很艰苦，战友们有的牺牲，有的负伤，大家心里又沉痛又气愤，有人指着俘虏的鼻子说：

“这回一个都不放，放回去还当反动派！消灭一个少一个。”

上级很快发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情绪。红四军党代表亲自给讲话，再次强调俘虏。之后，杨至成等人用了整整几天时间才把这些俘虏处理完。全军上下，人人动口动手，工作比上次更加细致周到，甚至连敌人的尸体都用棺材装好，写好姓名和战死地点送了回去。

到了这年的秋天，敌人又一次向井冈山进犯，战斗还是在七溪岭打响。这次的战斗只进行了半天，许多白军士兵便纷纷缴，其余的则溃散了。

说来也巧，杨至成在俘虏群中又看见了曹福海。这回他穿戴得整整齐齐，不像上次那样狼狈了，也丝毫没有畏惧的神色，只是低着头难为情地傻笑。杨至成问他：“又来啦？”

曹福海嘿嘿笑了两声，一副憨厚的样子。

杨至成又问他：“怎么没回家呢？”

“家在云南，怎么回去啊？”曹福海无奈地回答。

“那就留下来当红军吧，反动派再回家。”杨至成笑着说。

可是曹福海向四周看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还是放我回去吧，这回我只放了两，还是朝天上放的。”

杨至成心想，一回不行两回，于是又发给曹福海路费，给他开好路条，热情地把他送走了。

随着井冈山根据地的不断壮大，敌人的“进剿”也更加频繁。不久，杨池生和杨如轩的又来了，双方在七溪岭一接触，就有大批敌军拖跑到红军这边来了。

战斗结束后，二营的一位同志找到杨至成，说有人找他。

杨至成感到很疑惑，问道：“谁呀？”

“一个俘虏，他说一定要找你。”

杨至成忍不住笑道：“不打不成交，倒是真的打出交情来了。”可是究竟是谁呢？杨至成也想不起来。

杨至成正在想着，通讯员把那个俘虏带来了。杨至成仔细一看，原来又是曹福海。曹福海认出杨至成，也晃着高大的身躯跑上来，满脸得意地说：“这次我再也不回去了，免得老是当俘虏。你看，我还带了十几个兄弟。”

杨至成看看他的身后，直溜溜地站着十四五个白军士兵，他们和曹福海一样，一个个面带笑容，毫不拘束。

杨至成笑着问曹福海：“这回你是怎么想通的？”

曹福海叹了一口气：“唉，早先我常这样想，忍着吧，家里困难，每月多少还有几块饷钱，给家里寄去兴许能顶点事，谁知每月挣的钱还不够这个税那个捐的，当了几年兵，家里的老人孩子照旧挨饿受冻。”说到这里，他摇了摇了头，“我左琢磨右琢磨，觉得还是你们说得对，大权在别人手里攥着，穷人就别想有好日子过……”

杨至成把这件事向上级汇报后，便把他们编到了班里。曹福海到了红军中后，体验到民主主义带来的平等生活，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积极，战斗勇敢，很快当了排长。1929年1月，曹福海随红四军主力下山，奔赴赣南闽西，在大庾战斗光荣牺牲，成为烈士。

血洒思顺圩

王尔琢是井冈山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从南昌开始，他便随朱德下广东、转湘南，后来又上了井冈山。王尔琢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才干，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在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是红军初创时期的一位著名将领，可是在“八月失败”中，却牺牲在叛徒的口之下。

1927年7月，王尔琢来到南昌，在国民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任参谋长，参加南昌。随后，他随大军撤出南昌，挺进广东。军主力在潮汕地区失利后，王尔琢随朱德在粤、湘、赣边境游击。他不仅指挥打仗，全兼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鼓舞士气，稳定的情绪，成为朱德的得力助手。

在韶关驻扎时，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军事训练，王尔琢负责整个训练的具体实施，他整天忙碌，头发顾不上理，胡子也老长老长。何长工从井冈山下来与朱德联络时，看到王尔琢的神情，便和他开玩笑说：“你这把胡子，快赶上马克思了。”

王尔琢笑着说：“不成功，我一不剃头，二不刮胡子！”这虽然是谈笑之言，却表现了他坚定的信念。

1928年初,王尔琢协助朱德发动了湘南，陆续攻占了郴州、资兴、永兴、耒阳等几个县，队伍中把王尔琢和朱德、陈毅、毛泽覃一起并称为“四大金刚”。

1928年7月，湘赣两省敌军开始对井冈山发动了第二次“会剿”。湖南没有仔细分析当时敌我双方的形势，受“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要红军大队冒进湘南。二十九团官兵大部分是湘南农军，家乡观念重，思乡心切，听说有指示要去湘南，都嚷着要回老家。只得开往湘南，攻打郴州。

攻入郴州后，二十九团不听招呼，一部分战士还围住朱德提出要回乡。有的说：“我们离家已经很久了，树随山栽，人随田耘，我们要请假回去割禾。”有的说：“春起秋头，累死水牛。这个时候不回去，一家老小怎么活啊？”个别战士还骂叽叽的：“不批假期我也得回去，不信能砍我脑壳！”

王尔琢正在吃饭，看见这种情形，一气之下摔掉饭碗，大声喊道：“党代表，吃过饭集合。”

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忙问：“集合做什么？”

“我要缴二十九团的械。他们包围军长，要求下命令让他们回老家，你说荒唐不荒唐？”

何长工说：“错就错在当初没有混合编团，一个县编一个团最容易引起农民的乡土观念。现在不能来硬的，最好开个连长、党代表联席会议，说服他们。”

但是，敌人经过休整之后，当天下午就开始郴州城了，领导行动匆忙，失去了深入作二十九团工作的时机。二十九团的大部分官兵都趁撤退之机，径直朝老家宜章撤去，再也收拢不起来，后来只有肖克带了100多人追上了红军大队。王尔琢把二十九团的余部都编入了二十八团。

8月下旬，王尔琢与朱德等一起率二十八团返回井冈山，当走到江西崇义县境内的新义圩时，发生了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投敌的事件。

当红军大队向湖南桂东方向转移时，二营4个步兵连以及团部机连、迫击炮连担任前卫，袁崇全伙同二营党代表杜松柏、副营长曹振飞等人利用这个机会，擅自带领这支队伍向思顺圩方向开去，企图脱离大队，公开投靠赣敌刘士毅。

在行军途中，有几个连的连长发觉行军的方向不对，得知了袁崇全叛变的阴谋，于是，迅速带着连队脱离了他们。先后有3个步兵连和1个机连摆脱了袁崇全的控制，安全返回大队，并向军部作了汇报。但是袁崇全继续胁迫1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向崇义方向疾逃，并给朱德送来一封信，信末署名7个人。信中除咒骂党和红军外，指名要毙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等人。朱德气愤地说：“无论如何要把这7个败类抓回来，把受蒙蔽的引导回来。只要我们想办法揭穿袁崇全的阴谋，士兵们就会觉悟，一定会反戈一击。”

当天晚上，袁崇全带着两个连驻扎在崇义思顺圩。王尔琢因为和袁崇全是湖南石门同乡，又是黄埔军校同学，因此自告奋勇，愿意亲自去做说服工作，争取把他们劝回来。

王尔琢带领一个警卫排匆匆赶到思顺。在此之前，二十八团一营的100多名红军战士已包围了思顺圩。这时，天已渐渐黑了下来，四周变得非常寂静。袁崇全住在圩镇上的“寿昌杂货铺”，正在搓麻将。王尔琢一下马就走进村子里，向被胁迫的战士喊话：“我是团长王尔琢，你们不要害怕，我是来接你们回去的！”又特意对袁崇全喊道，“袁崇全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就说出来，不要采用这样的手段！”

许多战士听到团长的声音，纷纷跑了过来，袁崇全见势不妙，立即离开牌桌，拿起两支驳壳，冲到门口，便向王尔琢开射击。一梭子弹正击中王尔琢的胸部，顿时，血流如注。年仅25岁的王尔琢当场倒在血泊之中……

朱德、陈毅等人闻讯后，立即赶到了思顺。战士们掩面而泣，朱德也流下了悲愤的泪水。第二天，大家把王尔琢烈士安葬在思顺圩旁的虎形岭上。

10月中旬，红军回到井冈山后，在龙市会师广场为王尔琢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十分悲痛，亲自拟就了一幅挽联，由陈毅书写，悬挂在追悼大会的会场上。挽联写道：

一哭尔琢，再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井冈山是康克清军旅生涯的起点，在这里，她从一个农村童养媳，成长为一名红军战士。

康克清从小生长在赣江边。她的生父康年苟是万安罗塘一个贫苦的捕鱼人。由于家境贫困，康克清生下仅40天，就送给了邻村的佃户罗奇圭当了童养媳。过了不久，罗家的男孩死了，她又做了“望郎媳”，准备“陪”下一个男孩。可是，罗家后来并没有添上男丁，而是生了个女孩，不久也死了。这样，康克清便成了罗家的养女，养父给她取名叫桂秀。

康克清7岁时就开始放牛、拾柴禾、捡蘑菇，常常赢得奶奶的夸奖。过了10岁后，她除了包办家里的烧饭、舂米、推磨等家务外，还要到田里干农活，农闲时就织草绳换钱，干活能顶一个大人。

康克清14岁那年，村子里发生了水灾和饥荒，家里的日子也更苦了。这时候，北伐战争开始，大的浪潮也波及到了这个沉寂的乡村。一批在外求学的万安青年回到家乡，宣传道理，鼓吹妇女，号召剪辫子，反对裹脚等。康克清第一次听到这些新鲜的道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有一天，奶奶要康克清缠脚，说大脚妹子今后嫁不出去。康克清死活不肯，养母也不同意缠脚，因为她自己就是大脚，懂得大脚干活的好处。为此，这三代女人狠狠地闹了一场，最后还是康克清和养母赢了。后，康克清回忆起这段往事，还不胜感慨地说：“我参加，行军作战，走南闯北，还多亏了这双大脚哩！”

不久，曾天宇、陈正人受党的派遣先后来到罗塘发动农民、组织农会。罗奇圭受到宣传的启发，加入了中国党，成了村农协的。康克清本来就喜欢走动，也跟着养父参加了社会活动。不久，又加入了共青团，成了附近十个村庄的妇女视察员，并当上了少年先锋队队长。

大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万安。康克清是村里的积极分子，她和养父罗奇圭都上了地主挨户团的通缉名单。为预防不测，养母把她送到外婆家躲藏。形势稍有和缓，才把她接回家中。

时局动荡，家里对康克清很不放心，整天把她关在屋里捻麻绳、做鞋子。母亲则悄悄地为她准备嫁妆，打算选个吉日，将她一轿抬走。康克清像个关在笼子里的小鸟，渴望着自由。她怀念着前一段红红火火的战斗生活，盼望着能够出去当女兵。

这时家中正在紧锣密鼓地张罗康克清的婚事。家里要把康克清许给一个商店的职员，而且逼着她就要举办婚礼。她极力反抗这桩婚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正在这时，1928年9月中旬，、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从湘南回师井冈山，攻克遂川县城后，分兵到遂川和万安的农村发动群众。陈毅率领红四军的一个营来到了罗塘，康克清喜出望外，立即组织妇女给红军筹集粮食、蔬菜，还把土豪家的肥猪也捉来杀了，慰劳红军。

在主力红军的帮助下，万安赤卫队很快成立了。他们怕红军走后又会遭到敌人的，所以赤卫队100多人连夜跟着红军走。其中有7个与康克清年纪不相上下的农家女子也跟着红军上了井冈山。

其实到了队伍里，康克清才知道这支队伍是由陈毅率领的。后，有一次康克清和陈毅谈起往事，陈毅还幽默地说：“那回要不是我把你带出来，谁知道你现在是哪家的媳妇啊！”

在上井冈山的路上，到了遂川的堆子前，康克清第一次见到了朱德。她怀着胆怯而又好奇的心情，同几个游击战士去军部见大名鼎鼎的军长。她看到的是一个胡子拉碴，脸色黝黑，穿一身普通军装的老兵。

康克清上山后，还是随万安游击队一起住在小井，主要任务是守卫这一带的路口、红军医院。那一天，她第一次和接触。看见这个背着步的17岁女红军，英姿飒爽，便夸奖了她几句，并跟她拉起了家常。她情不自禁地讲述起自己悲苦的童年生活。问：“人家只有一个母亲，你怎么有两个？”

康克清回答说：“一个生母，一个养母。”

挺有兴趣地问：“哪个好啊？”

康克清直率地说：“生母不好，我生下来才40天就把我送了人。养母虽然打我骂我，但还是照顾我。”

兴致勃勃地听着，劝导她不要怪生母不好，那是因为土豪地主把家里剥削穷了，没法养活孩子才送人的。

这番亲切的谈话，使康克清受到了一次阶级分析的启蒙教育。

康克清上井冈山后，红军没有打什么大仗，主要是去宁冈挑粮、修哨口工事、慰劳红军医院的伤病员。冬天的井冈山气候十分寒冷。米饭冻在搪瓷缸里，嚼起来咯嘣咯嘣地响；浑身冻裂的口子，坐下去疼得都站不起来。特别是晚上睡觉，由于人多，只能在地上铺上一层薄薄的稻草，盖着一床线毯或夹被，两个人一铺挤在一起。尽管这样，还是冷得使人难以入睡。但是，这些对于从小就过惯了苦日子，一心要投奔的康克清来说。没有精神上的枷锁，这些艰苦她都觉得是乐事。

1929年1月14日，康克清和万安游击队的战友们一道跟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3月，她和朱德在长汀结婚。

艰苦奋斗渡难关

反动派在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频繁的军事进攻的同时，还采取了严密而残酷的经济封锁，割断了白区和根据地之间的一切经济来往，断绝了根据地的各种经济来源，妄图把红军饿死、冻死、困死在井冈山。

由于敌人残酷的经济封锁，军民的生活异常艰苦，根据地出产的木材、茶叶、茶油等土特产品运不出去。同时，许多生活必需品如食盐、布匹、药品等不能从白区输入，基本生活品十分缺乏。这样，根据地的物价变得十分昂贵，在根据地的中心茨坪和大小五井一带，一块银元只能买4斤猪肉，或10来斤蔬菜，食盐则只能买4两。

红军本来就没有正规的薪饷，包括、朱德等高级领导人在内的红军指战员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的伙食费。但是由于缺乏现金，就连这样低廉的生活标准也不能维持。时常吃的都是红米、南瓜、茄子，并且经常是缺油少盐的。最困难的时候，只能以野菜充饥。秋天蚊虫多，但战士们都没有蚊帐，寒冷的冬天，大雪封山，许多战士都是光着脚，穿着单衣。后来虽然解决了棉花，却又没有布。井冈山冬天的夜晚，温度常在-5℃～-6℃，但战士们床铺上却没有褥子和被子，有的只有一条薄薄的毯子，有的则以门板当床，稻草当被，有的就干脆钻到稻草堆里过夜。为了抵御寒冷，大家挤在一起睡，互相温暖，实在冷得睡不着，就跑到外去练刺杀、跑步、挖战壕。

当时最艰难的是伤病员。在保卫根据地的历次战斗中，红军也有一批伤员，加上营养不良、受冻或其它原因，官兵患病的也很多。1928年冬，红军伤病员已有800余人，约占全军总人数的1/8。伤病员如此之多，但红伍里却非常缺乏医生以及药品和医疗器材，甚至连最普通的碘片、红汞、纱布等消毒用品和品也时常缺乏。动外科手术时，经常是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使用最简陋的器械进行。伤员往往都是靠坚强的意志来战胜肉体上的伤痛。而许多本来可以治愈的伤病员，因为无药可医而成残废，不少重伤员因此牺牲在病榻上。

敌人的封锁并没有让根据地军民屈服。为了解决好经济问题，边界党组织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彻底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缺少药品，医务人员便依靠群众的力量，自己动手，上山挖来天星子、南天星、金银花、七叶一支花等草药。缺少医疗器械，则利用井冈山盛产的竹木，削制竹镊子、竹刮刀、竹药罐、竹水壶、木盆、骨折护木等。

为了补充的，1928年7月在茨坪创办了军械处，一方面维修原有的武器，一方面制造一些诸如单响、鸟铳之类简易的新武器。

1927年底，红军还在宁冈的桃寮办起了第一所被服厂，自己动手解决的军被、军服供应等问题。

同时，边界党还采取措施，活跃根据地的经济，执行正确的工商业，调动商人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到根据地来做生意。另外，在根据地开辟了宁冈的大陇和遂川的草林两个红色圩场，在茨坪、大井、白银湖等地兴办了公卖处。

1928年5月，在王佐的主持下，还在上井开办了造币厂，铸造“工”字银元，解决边界军民的现金困难。

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也是必不可少的东西，而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它却成为最缺乏的物质。随着敌人经济封锁的一天天加剧，食盐的供应越来越紧张，价格也越来越昂贵。为了解决缺盐的困难，边界党组织和群众大力熬制硝盐，以代替食盐。他们用老墙土放入水中浸泡，然后在铁锅里熬干水分，锅底就是一层白白的硝盐。尽管这种硝盐吃起来又苦又涩，很难入口，但总算是暂时解决了长期缺盐的困难。

有时，红军在打仗时也能缴获到一点食盐，红军将这些珍贵的食盐除留下一部分作为军需品外，其余的都分给了与红军患难与共的边界群众。

一次，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李尚发家里也分到了一小罐食盐，但他一直不舍得吃。后来，为了怕盐蒸发，他又用油纸（塑料布）把这罐食盐包好，小心地埋在屋后菜园子里的梨树下。在第三次反“会剿”时，李尚发把这罐食盐带在身边，在深山里坚持斗争。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家人几次提议把这罐食盐拿出来食用，但李尚发就是不同意，他要守着这罐食盐，等到红军回来。建国后，食盐成了最常见不过的东西了，李尚发把这罐食盐取出来，交给了井冈山博物馆，成为了井冈山斗争时期军民同命运共患难的历史见证。

为了构筑红军与地方武装休养生息的场所，使边界党政军领导机关机关有一个稳定和安全的工作地点，建设边界的经济、文化、军事和政治中心区域，1928年冬天，、朱德领导井冈山军民建设了两块坚实的中心区域，即军事根据地。一是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一是九陇山军事根据地。其中以茨坪和大小五井为中心的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以其优越的群众基础、险要的地形、广大的地域以及它在“工农武装割据”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成为整个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

为了建设好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特别号召井冈山军民要做好三件事：那就是“修筑完备的工事、储备充足的粮食、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

在根据地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敌人的经济封锁终于被粉碎了，他们企图困死红军的梦想化为了泡影。而井冈山的红色割据局面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的红旗仍然在井冈山上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