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英语unit3 译文

“罗素，假如有一件事我不能容忍的话，那就是做轻易放弃的人。”

虽然她已离开人世，我母亲却依然在我的脑子里大声嚷嚷，有时天还未破晓她就催我起床，“罗素，假如有一件事我不能容忍的话，那就是做轻易放弃的人。”

我一辈子都在听她讲这句话。而今躺在床上，在黑暗中睁开睡眼，我就能感觉到她和那个一无是处、游手好闲的人对持的那股凶劲儿，那个人就是我心中，他宁可缩回被窝睡觉，也不愿意抓住新的美好的一天。

我在心里默默地：我不再是个孩子，我已经作出了自己才成绩，有权晚点起床。

“罗素，你完全没有进取心了，只想当个无所事事的懒汉。”

自从我还是个穿着短裤整天乱跑的小男孩起她就用这种战场上的喊声来鞭策我。

“你一定得弄出个名堂来！”

“绝不要做轻易放弃的人！”

“伙计，得有点儿抱负吧。”

在我心目中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文明人嘲笑物质主义者和追名逐利的人。这种人饱读哲学大师和社会批评家的著作，他认为花费整个生命去追求金钱、权利、名誉是粗俗不值的。。”

母亲还对我说：“有时你的行为显得自己还不如能之你于死地的那点火药或一粒子弹值钱。”

自从外公死后母亲一直过着艰辛的生活，除了一大堆债务外公什么也没有留下。家里的房子成了别人的，孩子们四散各处。我那染上夺命结核病的外婆患了自杀抑郁症被送入医院。刚上大学的母亲不得不辍学去找工作。

后来母亲在结婚后5年内生下连我3个孩子。但是，1930年我爸爸离开了人世，母亲一贫如洗，不得不将最小的孩子奥德丽送给别人收养。也许母亲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情就是让我叔叔汤姆和婶婶葛黛收养了10个月大奥德丽。叔叔汤姆是爸爸的亲兄弟，他在铁路上有一份好工作，能够给奥德丽舒适的生活。

母亲带着我和另一个妹妹直奔新泽西州暂时寄居在她哥哥艾伦家里，成了投奔我那好心舅舅的穷亲戚。母亲后来总算在一家洗衣店找到了一份周薪10美元，修补杂货商穿用的工作服的工作。

假如我现在是总统或者是富有的商人，妈妈应该会更满意的。虽然母亲很爱我，但她并没有欺骗自己。在我高中毕业之时，她意识到了我缺少那种日进斗金或博取群众爱戴的能力。从那以后她就开始把我往写作的路上推。

母亲的家族有从事写作的传统。从她的外公开始似乎就有一种语言基因代代相传。她的外公是一位教师，他的女儿露利是诗人，儿子查理后来成了《巴尔的摩先驱报》的通讯员。在世纪之交，南方还没有从因为内战而大伤元气的状态下恢复过来，写作在当时是一条谋生之路。

 最好的证据我母亲的一位表兄埃德文。他是纽约时代周刊的执行总编。他曾经遍游欧洲，这证明文字可以将你带到那些远离弗吉尼亚边远山区无比美好的地方，令你的亲戚惊讶而又嫉妒。母亲常以艾德文为例，告诉我一个不是很有才气的男人能走多远。

“艾德文并不比任何一个孩子聪明，看看他今天在哪儿了？”母亲总是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以至于我长大后认为艾德文詹姆士不过是碰上了好运气的平庸之辈。也许母亲也是那样看待他的，但她的话中应该有更深远的含意。她是在告诉我不需要很聪明就能达到艾德文的高度，通往巅峰的路是努力、努力、再努力。

当母亲看到我或多或少有些语言天赋的时候，她就开始努力要让这种天赋成长发挥出来。虽然家里穷得叮当响，她还是下狠心来给我订购了售价为39美分的月刊《世界最伟大的文学》。

我很仰慕那些伟大的作家，但读起来使我最快乐的是报纸。我如饥似渴地读着报纸上关于犯罪、恐怖事件和发生在遥远他乡的骇人听闻的杀戮。关于那些死在电椅上的杀手的报道令我入迷，我甚至对死刑犯订的最后一顿快餐都特别留心。

1947年，我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时了解到《巴尔的摩太阳报》需要招募一名治安记者。另外有两三个霍普金斯的同班同学也在争取这个职位，为什么最后我被录用了是个谜。这份工作的薪水是30美元一星期。当我在母亲面前抱怨这样的待遇对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是一种耻辱的时候，她拒绝给我同情。

“假如你在这个位置上好好干，”她说，“也许你是会有所作为的，到那是他们就不得不给你涨工资了。”

7年之后，我被《巴尔的摩太阳报》任命为驻白宫记者。对于大多数记者而言，成为驻白宫记者被看成是离上天只有一步之遥。那时我29岁，踌躇满志。我回家对母亲讲自己晋升的事想看到她高兴。但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

“嗯，罗素啊，”母亲说，“假如你把白宫记者当好了，你会有所作为的。”

进取、进取、再进取，这是母亲给我设定的方向。小小的进步是不足以自我满足的。那些因成功而沾沾自喜停下来欣赏自己的人是不会持久的。即使你已经到达顶峰，你也最好不要放松。“爬得越高，摔得越痛”是母亲的至理明言。

在我从事报业的前几年，我就怀着幼稚的要抱负她表兄艾德文的怪念头。假如我能成为非常杰出的记者，让在不知道我和艾德文关系的情况下雇佣我，这难道不是件快乐无比的事情吗？如果艾德文将我请到他那宽敞的办公室，对我说“年轻人，能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吗？”，“我是你的穷表妹露西伊丽莎白罗宾逊唯一的儿子。”这回答是多么绝妙的报复啊。

后来我的这种不着边际的少年狂想果真变成了现实。《纽约时代周刊》真的派人敲开了我的家门，尽管在我到达时，艾德文表兄已经有事离开了，美国新闻界还是给予了我一个绚丽的奖励----做《纽约时代周刊》的专栏作家。

那不是新闻报道专栏，而是一个用不同文学体裁评论新闻的专栏，如散文、讽刺、夸张的模仿、有时甚至是小说。这一切证明母亲早就看出我是这块料并引导我走文学之路是完全正确的。

我负责的专栏后来赢得了它该得到的所有奖项，包括1979 年的普利策奖，但母亲却不得而知。她在前一年换了脑瘫住进疗养院，她从此与生活没有了接触。

我只能去想象她得知我获得普利策奖消息时的反应。她肯定又会说：“好样的，伙计，这证明了只要你下定决心，埋头苦干，某一天你一定会有所成就。”

母亲一直宣扬而且我一直遵循的价值观终于开始遭受攻击。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念开始分化。那些承认自己想要获得成功的人被鄙视为在“激烈竞争”的凡尘中愚蠢地浪费生命的物质主义者。“进取精神”这个词开始从我们的语言中消失。

我也努力按新时代的标准行事，决心不再象母亲逼迫我那样逼迫我的孩子们，不再用那些陈腐的苛求非要他们大有作为。

新时代崇尚关爱和自我满足，崇尚消极的东方哲学要人安于现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我来说显得荒谬，但是我也得承认也许母亲已经将我变成了一个粗俗的物质主义者（她的信条中的一个缺陷就是对金钱和地位的强调），我在新时代一直对自己怀着异教徒般的怀疑。

当意识到自己未能使孩子们充满抱负的时候，我心碎了。一天晚上在用餐的时候，我听到自己大声吼道：“你们难道就不想有所作为吗？”

孩子们满脸疑惑：有所作为？这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奇怪的字眼啊？我能够清楚地分辨他们的想法：这不是爸爸的吼叫，是他饭前喝下的马提尼酒在作怪。

其实不是杜松子酒在吼，是我的母亲在吼。酒只是借给我勇气向他们宣布那个想法。是的，上帝可以作证，我一直相信成功，一直相信如果没有辛勤的工作和严格的自律，一个人不可能有任何成就，也不配有成就。

事实最后证明，那些曾使我感到暗淡无望的成绩单并没有预示我的孩子们一败涂地，而是预示了他们拒绝平庸，这令我应该感到欣慰。而今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彼此都怀着好感，家庭团聚是过得非常愉快。

家庭就是如此，我们在自己身上承传去世的老一辈，并将他们传给自己将来四散各地的后代，让已经去世安息在教堂目的的人们很久以后仍然活在我们心中。

“罗素，假如有一件事我不能容忍的话，那就是做轻易放弃的人。”

我的天啊！我听见我的母亲还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