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B.Meigs和R.F.Mrigs在其合著的《Accounting》(1996) 中对纳税筹划下了具体的定文,他们指出在合理合法的经营活动范围内，能够使得经营活动实现少缴纳税收的方法就被称之为税收筹划。
侯蕾（2014）在《TJ公司的纳税筹划研究》中详细的阐述了纳税筹划与财务管理之间的关系，明确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进行纳税筹划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具体的案例，分析了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纳税筹划方案如何设计与应用，并给出进一步完善纳税筹划的措施建议。
闫广明（2014）在《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探讨研究》中分析了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必要性以及能够进行纳税筹划的具体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具体方法和建议。
黄静华 (2015) 在《试论企业纳税筹划的误区及对策》中分析企业纳税筹划时明确指出了现行的纳税筹划存在着许多的误区包括混淆纳税筹划与偷漏税概念等，同时也给出了针对解决误区的对策等，通过误区的解析明确纳税筹划存在的筹划风险，需要正确对待。
徐黎明 (2015) 在《TJJH所得税纳税筹划研究》中立足于纳税筹划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详细的阐述了企业在筹资过程中、投资过程中和经营过程中的基本筹划方法，通过对这三个过程的筹划方案设计，达到合理合法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目的，并结合案例进行解析 。
胡洪平（2016）在《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方法探微》中指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于现阶段企业而言，各企业应树立企业纳税筹划意识及思维，在我国相关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利用我国现行的税率优惠，针对企业自身发展现状，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不断降低税收风险，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提升。
张馨予（2016）在《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中分析纳税筹划可以充分利用税收优惠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能够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减少高新技术企业的税负，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段富云（2015）在《所得税筹划方式及应用》中指出各行业企业应从组织形式、销售收入、扣除项目金额、税收优惠等方 面入手，结合现阶段我国新颁布实施的税法及相关标准，综合筹划协调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在保证合法经营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调整并找到最佳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方案。
张红（2017）在《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研究》表示经济统计在现代企业运营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企业发展、成长的关键性工作之一。企业经济统计工作人员应该针对具体市场行情，作出切合自身企业需求的统计结果，为企业经营决策者提供有效统计分析，为企业适应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贡献自身价值。
苏波（2017）在《企业所得纳税筹划硏究》中指出合理的企业所得税筹划能够实现既定的节税目的，根据企化所得税纳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筹划，才能发挥最大效益，必要的研究开发费用支出，对企业节税及产品创新都是有利的，充分理解税收规定 能够更好地服务纳税筹划研究。
祁晓静（2014）在《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筹划研究》中指出高新技术企业筹划方案要着眼于企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充分利用法律给予的优惠条例，来选择税收筹划方案。
综上所述，在当下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市场竞争激烈残酷的时代背景下，纳税筹划越来越成为企业重要的财务管理活动，增加企业效益，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纳税筹划是一种长期的，事前筹划的活动，需要企业站在战略角度，从企业整体分析权衡来选择收益大，风险小的筹划方式。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研究——以科大讯飞为例
摘 要
国家在现在的发展中，税收收入是其非常重要的收入，税收收入稳定保证这国家的稳步发展。依法纳税是我国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所以每个公民都应该进行依法纳税，这样才能使保证有着合法稳定的收入来源。现在，企业所得税现在已经成为企业纳税筹划的重点。因为，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大小直接关系到整个企业的税负大小。根据中国国情进行税收筹划的方法不断进步，使企业所得税可以进行合理的有效的纳税筹划。对科大讯飞企业来说，需要运用税收筹划的基本理论并且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个实现最大效益减少税收支出的相关纳税筹划方案。本文主要分析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问题，首先对所得税税务筹划的概念进行概述，分析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原则及方法思路，然后从讯飞公司内部环境、外部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剖析公司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现状，最后通过分析讯飞公司所得税筹划空间，根据税收优惠和计税依据等方面制定出详细的合理的筹划方案。
关键词：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
ABSTRACT
In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tax revenue is a very important income. The stable tax revenue guarantees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Paying taxes according to law is a basic obligation of the citizens of our country, so every citizen should pay taxes according to law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a legitimate and stable source of income. Now, corporate income tax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ax planning for enterprises. Because the tax burden of the enterprise income tax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tax burden of the whole enterprise. According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methods of tax planning have been progressing, so that enterprise income tax can be reasonably and effectively paid tax planning. For the company, it is necessary to use the basic theory of tax planning and to formulate a related tax planning scheme to achieve maximum benefit and reduce tax expenditure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the company.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tax planning of hi-tech enterprise income tax. First, it summarizes the concept of income tax planning, analyzes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ax planning of hi-tech enterprise income tax, then analyses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company, and analyzes the tax payment of corporate enterprise income tax. In the end, we make a detailed plan by analyzing the income tax planning space of the company, and according to the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and the tax basis.
Key words: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Enterprises; Enterprise Income tax; Tax planning;
1前 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使得高新技术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可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使得企业需要时刻准备面临不同的挑战。高新技术企业应该更加重视，企业要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自身的企业竞争力，更要通过合理的财务管理活动对企业管理中的问题进行改善，以便企业发展的洪流中不断进步。所有的企业都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为了更大的利润企业需要不断降低经营成本。企业通过减轻税负，可以大幅度降低企业的费用支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使企业利润大幅增加。正因为这样，企业更需要进行合理的纳税筹划。
在当今社会无数的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可以说是其中最具有发展潜力和竞争力的企业类型。社会外部各种有利的给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因为这样，高新技术企业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完善企业管理，促进企业进步。在财务管理中纳税筹划有其独特魅力，在我国社会企业管理中起着巨大作用。由于我国国情，使得所得税税负偏高，而一系列优惠使得所得税的计算方法和征收方法变得非常复杂，所以进行企业所得税筹划十分重要。而且高新技术企业是新兴产业，企业人员更注重做出成绩而忽视了对企业财务管理方面的关注，这使得国家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各种优惠不能及时得到利用，使企业负担加剧。
总而言之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必须着眼于企业长期发展，关注企业财务管理活动，利用国家各种税优惠，促进企业经济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力，成为社会各行业发展的前列。
2 企业所得税筹划的理论基础
2.1企业所得税及纳税筹划的基本概念
企业所得税是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居民企业及非居民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以其生产经营所得为课税对象所征收的一种所得税。
纳税筹划是指为了企业达到节税的目的而通过对涉税业务进行详细规划，不能违反法律前提下，制作出详细完美的的纳税执行方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税收筹划的发展时间发展程度低下，因为计划经济的波及，使得税收筹划无法得到广泛认识。到后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经济因此得到快速发展，各种税法改革方案的实施，以及税收征收管理体系不断完善。企业也开始重视税收和税收成本。全国专家也在积极探索和研究税收筹划。我国钱教授曾经指出纳税筹划要在法律前提下，事先进行筹划活动，并且要利用到所有有利的条件，使得税收利益最大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企业的发展，我国的税收法律也在不断的完善。为了使企业真正享受到税收优惠，我国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税收的会计准则还有税收法律改革。企业内部建设也在不断发展完善，税收筹划的意识不断加强，税收筹划需要更加专业的人才，使得企业将税收筹划放在更加重要的的地位。
2.2 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原则
纳税筹划的合法性。要想使其具有合法性首先要求我们要充分了解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知识。同时，它应该和税务机关的人员进行交流了解相关法律流程，对其的实施过程进行准备，以减少差错减少税收风险。规划的目的是减少企业税收，但不是胡乱的进行摊销，违反法律原则。所以企业应该遵循其的合法性原则，了解相关法律流程，以防产出现不必要的税收问题。
纳税筹划的合理性。在遵循合法性原则的基础上，税收筹划必须遵循合理性原则。在税收筹划中，筹划行为要符合民族精神的。对于不符合国家精神的方案来说，这是违背理性原则的前提。同时，在纳税筹划的研究，我们还需要充分考虑其他经济法律以外的其他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以满足合理性原则的要求。
纳税筹划的事前性。在进行规划的时候要提前做好准备，分析每一项业务活动，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创造有利条件。企业纳税一般在期末发生，这就有利于企业在经营活动发生时提前进行纳税筹划，当然如果经营活动已经发生那么纳税筹划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企业必须提前进行纳税筹划。
纳税筹划的时效性。我国国情不停变化，各种法律条文也不断发展变化，这使得国经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税收正是根据这些变化而制定的。所以经济条件不同了，这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因此，我们要时刻关注当前的变化，抓住机遇，运用合理方法减轻企业税负。
纳税筹划的可操作性。我们必须充分考虑税法的规定，在一开始筹划规划设计条件和规划方法时，必须保证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税收筹划方案的可行性，同时也确保不影响纳税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益。
2.3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筹划的基本思路及方法
利用税收优惠。税收优惠是国家贯彻落实的，充分利用税收优惠，这会使得税收负担得以减少。我国对各行业各税种都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规划，对于其中一些特殊的存在，我国可以进行扶持帮助，这就会出现一些优惠。这可以减少税收优惠下的纳税人的税负。在纳税方面，现在实施了各种各样的免税、减税和其他优惠。充分的认识和分析各种优惠之后，纳税人可以在此方面进行纳税筹划，以便于使其减少税负。
考虑影响应纳税所得额的因素。我国法律明确指出，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等于在固定时间一共获得的应税收入减去各项扣除免减等在该纳税期间依法可以减除的所有支出后的余额。所以，在计算它的时候，企业收入和期间的所有扣除我们要格外注意。首先从收入的角度出发，如果其他因素保持固定，这时候应纳税所得额就和应纳税收入成为正比。所以，企业要采取有效的收入计算手段，找到正确的减免征税的方向，来减少税收。此外，扣除相应税收收入的支出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必须合理利用规定，增加允许的抵扣项目，通过调整送样，减轻税收负担。其次，如果企业在企业招待费、广告费等方面进行合理操作，这会大大降低税负。因为，企业可以通过提高这些方面的税前扣除额，进行节税。
3科大讯飞公司企业所得税纳税现状分析
3.1科大讯飞基本概况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在二十世纪末开始成立，它在智能语音与语言技术信息服务等领域有着过人的研究，在我国起着带头作用。
科大讯飞已经成为中国智能语音技术方面的先驱企业，它专注于在智能语音方面研发探索。它还荣获我国“国家863计划成果产业化基地”、“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等荣誉称号。它在语音方面的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发展，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当然讯飞公司也不负众望，在语音合成等方面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现在它已经被我国视为中文语音技术的领头羊，它将带领中国语音技术不断前进，进行创新发展。
3.2公司内外环境分析
外部环境：现在互联网技术已经渐渐成熟，人工智能已经进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现在众多企业已经将人工智能作为其主要发展目标，所以在现在的企业发展情况上看，科大讯飞公司会获得巨大的有利条件，但是因为行业盛行也会遇到同行的冲击，这有利也有弊。目前，也注意到其中有着巨大的发展前景，所以发行了诸多，为了促进人工智能的不断进步，对其进行扶持帮助的力度也在不断增加。国家可以直接对其产生巨大影响，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国家具体发行了许多税收优惠，来帮助高新技术企业度过税负难关，当高新技术企业税负减少之后可以投入更多的经费进行科研，使其得到快速发展。总而言之，现在高新技术行业得到了国家高度重视获得了国家支持，它将会顺利的飞速发展。
内部环境：科大讯飞公司是以人工智能以及语音等方面为主，在当今的经济发展潮流之下，该行业属于热门行业，但是同时因为该行业发展趋势加快，所以将会面临着更多的行业竞争。这就要求讯飞公司要在加强专业技能的同时还要拓宽其发展领域。
表3-1 公司财务重要指标变动 单位：万元
| 名称 | 2016 | 2017 | 变动幅度% |
| 营业收入 | 332,048 | 544,469 | 63.97% |
| 股东的净利润 | 706,144 | 771,772 | 9.29% |
| 现金流量净额 | 29,930 | 36,273 | 21.19% |
| 主营业务利润 总负债 总资产 | 1,726 319,517 1,041,394 | 275,488 538,782 1,334,034 | 67.24% 68.62% 28.10% |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讯飞公司财务变动大体呈良好趋势发展。尤其是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营业收入高达544469万元，而在2016年它的营业收入约为332048万元，其中的涨幅高达63.97%，这是公司的一次巨大进步。在表中还可以看到公司总资产由2016年的1041394万元扩大到了2017年的1334034万元，这是因为公司在这一年中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发展，它拓宽了行业内容并且使各项业务都能有序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公司总负债也由2016年的319517万元扩大到了2017年的538782万元。
表3-2 公司利润表部分（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 项目名称 | 2016 | 2017 | 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营业总成本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 332,048 1,298 3,023 ,874 72,945 -3,373 38,375 56,086 | 544,469 2,724 4,257 111,134 117,661 -2,584 53,952 57,705 | 63.97% 61.12% 40.82% 71.31% 61.30% -23.39% 40.59% 2.88% |
通过调查总结了科大讯飞公司的纳税情况。当前公司的发展势头强劲，随着公司业务的拓宽和增加，使得其收入得到极大提高，随之而来的便是税收支出的扩大。因为，该公司属于高新技术行业，并且通过审核获得了优惠资格，所以该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当然在享受优惠的时候，该公司纳税仍超过亿元，在2017年一年时间里，该公司一共纳税19596万元，企业所得税为主要纳税税种，占纳税金额的50%，金额高达9787万元。然后，还缴纳了占纳税金额的33%，以及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地方教育费附加、水利基金等。该公司依法进行纳税，不仅使公司发展合理合法，而其对收入来源提供保证，为国家和地方的财政增加发挥了可观的作用。
3.3 科大讯飞企业所得税税负现状分析
企业所得税在我国的税收构成中占较大比重，是每个企业纳税支出中不得不重视的部分。讯飞公司也不列外，该公司是一个高新技术企业，它在纳税的时候对企业所得税也一定要高度重视，通过上节可以看出企业所得税是影响整体纳税环境的重要因素，接下来主要从讯飞公司企业所得税的具体情况来分析。
表3-3 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情况 单位：元
| 年份 | 企业所得税 | 税收总额 | 企业所得税增幅（%） |
| 2011 | 39094.54 | 17372137.71 | - |
| 2012 | 81667.51 | 17495952.94 | 0.66% |
| 2013 | 12110457.63 | 48529407.94 | 102.27% |
| 2014 | 33872000.90 | 81435050.83 | 158.36% |
| 2015 | 32146887.88 | 634492.74 | -5.09% |
通过资料查出讯飞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在所有的税收支出中占较大比重，并且每年都大体是增长的趋势。在2013年之前企业所得税在所有税收支出中占比约为30%，但是到了2015年企业所得税占比大幅度增加，其所占总税收支出的50%，毫无争议的成为了该公司最大的税收种类。现在讯飞公司还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它的营业收入增加是必然的，所以它的税收支出也会不停增长，而其中企业所得税所占比重也会一直处于较高的位置。所以为了使公司可以更加稳定快速的发展，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筹划必须提上日程并加以重视。
表3-4 企业所得税税负率情况
| 年份 | 税负率 |
| 2011 | 1.16% |
| 2012 | 0.83% |
| 2013 | 1.05% |
| 2014 | 1.91% |
| 2015 | 1.29% |
4科大讯飞公司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方案设计
4.1 科大讯飞公司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空间
税收优惠方面：税收优惠可以进行充分利用，这会使得税收负担得以减少。我国对各行业各税种都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规划，对于其中一些特殊的存在，我国可以进行扶持帮助，这就会出现一些带有倾向性的优惠。这可以减少税收优惠下的纳税人的税负，尤其是对于高新技术企业。但是通过对科大讯飞的了解，发现在其财务以及纳税方面，没有把那些优惠完美的落实下去，这样就没有发挥出利用优惠来达到节税的目的，该企业的税收负担并没有得到缓解，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讯飞公司是一家国家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合理利用优惠可以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可以在税收优惠方面进行合理的纳税筹划。
会计方法选择方面：在税务方面的会计计算中有各种不同的方法，而每一种算法都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就会使应纳税所得额产生变化。现在，企业主要可以在固定资产折旧的计算方法上进行多种选择，每种选择多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以讯飞公司来说，该公司在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的选择上不是很合理，没有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来分析，所以税负大小可能不尽如人意。为了减少税收可以把这些看作纳税筹划的重点，通过对公司实际情况的分析，来选择最合理的会计方法。
费用扣除方面：现在的税法规定，不是将所有可以扣除的项目都全部扣除，而是要进行部分项目限额扣除，这就会出现不能充分利用所有可扣项目的所有份额的情况。以讯飞公司为例，该公司出现了业务招待费超过了允许扣除的比例，但是业务宣传费还没有进行充分扣除。有这种情况发生表明该企业多纳税了，这样税负自然会增加。所以，讯飞公司要减轻税负需要仔细分析每一项费用支出，通过比较计算选择最为合理的支出手段，尽量扣除所有允许扣除的项目。
4.2 税收优惠的纳税筹划方案设计
现在，国家发行了针对高新技术行业的优惠，如果企业被国家确认了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那么该企业在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时候税率可以下调到15%。但是该项优惠有项规定是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三年后需要进行再次申请并且通过，否则将取消其高企资格，国家也就不再提供其优惠。
科大讯飞公司是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它是在2014年再次进行国家资格审核并且顺利通过，这样接下来的三年都可以得到国家的优惠支持，享受15%的优惠税率。讯飞公司如果想要一直保持税率优惠，就要在三年期满的时候，达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需要该公司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加强技术创新，加强科研方面的投资比重，得到国家肯定享受税率优惠，减少企业税负。
我国在企业研究开发项目上也有相应的优惠，现在对于企业在研发新产品、研究新技术时产生的费用，而且没有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还能在企业研究开发的费用上加计扣除50%。企业如果在纳税的时候可以注意到这一项，就是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扩大研究开发的费用投入，这将会大大降低企业需要缴纳的税款。
科大讯飞公司是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它所经营的范围主要是语音软件等方面，这是需要企业不停的研发更新的，而产品的开发就需要企业对其投入资金，这些资金属于企业研究开发的费用，所以增加这些经费的投入，更加有利于企业产品开发速度，还能有效的降低税收支出。
4.3 会计方法选择的纳税筹划方案设计
固定资产折旧额和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息息相关，固定资产折旧有多种计算方法，而且税法并未强制选择某种方法计算，这样企业就可在其中找到节税空间，可以根据公司实际情况选择最合理的折旧方法，这将利于公司减少税收支出。
根据相关资料得知科大讯飞公司现在使用的是年限平均法。科大讯飞2017年从外地购买了一台设备使用，它的价值为3980000元，有五年的使用年限，残值率为4%，年折旧率19.2%。（假设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资金的利息率为10%）。接下来使用每种计算方法来比较节税情况。
方案1：采用年限平均法
表4-1 年限平均法下各年的节税额情况 单位：元
| 年份 | 年折旧率 | 年折旧额 | 折旧额的现值 | 折旧各年节税额 | 累计节税额 |
| 2017 | 19.20% | 7160 | 694621.44 | 104193.22 | 104193.22 |
| 2018 | 19.20% | 7160 | 631196.1 | 94679.4 | 198872.6 |
| 2019 | 19.20% | 7160 | 573884.16 | 86082.6 | 284955.4 |
| 2020 | 19.20% | 7160 | 521921.29 | 78288.18 | 363243.63 |
| 2021 | 19.20% | 7160 | 473779.2 | 71066.9 | 434310.33 |
方案2：采用双倍余额递减
表4-2 双倍余额递减法下各年的节税额情况 单位：元
| 年份 | 年折旧率 | 年折旧额 | 折旧额的现值 | 折旧各年节税额 | 累计节税额 |
| 2017 | 40.00% | 1592000 | 1447128 | 217069 | 217069.2 |
| 2018 | 40.00% | 955200 | 7895.2 | 118343.2 | 335412.8 |
| 2019 | 40.00% | 573120 | 430413.1 | 561.7 | 399974.65 |
| 2020 | - | 350240 | 239213.9 | 35882.9 | 435856.58 |
| 2021 | - | 350240 | 217148.8 | 32572.2 | 468428.8 |
方案3：采用年数总和法
表4-2 双倍余额递减法下各年的节税额情况 单位：元
| 年份 | 年折旧率 | 年折旧额 | 折旧额的现值 | 折旧各年节税额 | 累计节税额 |
| 2017 | 33.33% | 1273472.66 | 1157586.72 | 173637.45 | 173637.45 |
| 2018 | 26.67% | 1019007.35 | 841700.23 | 126255.32 | 2993 |
| 2019 | 20.00% | 7160 | 573884.11 | 86082.6 | 385975.6 |
| 2020 | 13.33% | 509312.66 | 347860. | 52179 | 438154.2 |
| 2021 | 6.67% | 255993.61 | 158716.45 | 23807 | 461962 |
通过上面三种计算方法来看，每种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都不尽相同，434310.33＜461962＜468428.8明显可以看出讯飞公司现在使用的年限平均法累计节税额最低，说明当前公司采取的折旧计算方式不合理，而如果使用双倍余额递减法可以多节税468428.8-434310.33=34118.47元。所以讯飞公司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固定资产折旧额可以更好地节税，选择合理的会计计算方法是纳税筹划很好的手段。
4.4 费用扣除的纳税筹划方案设计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这份条例明确指出了业务招待费的扣除标准，但是很多企业常常会对其并不在意，业务招待费在企业费用支出中占很大份额，过量的增加其费用将会使其超过条例规定的限额，这些超过限额的部分将不能进行扣除。业务招待费的定义比较广泛并不明确，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其相近的项目进行扣除，比如业务宣传费，通过赠送客户带有本公司宣传内容的礼品，这就可以对业务宣传费进行扣除，这样就增加了业务招待费的扣除空间。
以2017年科大讯飞公司为例，公司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444688147.38元，其年度业务招待费支出为034281.92元，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为53337555.36元。根据计算可知，在2017年允许扣除的业务招待费限额为5444688147.38×5‰=27223440.73元，而公司业务招待费实际发生额的60％为034281.92×60%=38420569.15元，显然公司2017年实际发生的业务招待费超出允许扣除的限额规定，而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允许扣除的限额为5444688147.38×15%=816703222.11元，其实际支出未超出规定的标准。因为公司没有提前筹划使得业务招待费超标，针对上述公司实际情况而言，在尚未筹划的前提下由于业务招待费超出扣除限额标准，导致企业少扣除费用38420569.15-27223440.73=11197128.42元，多交企业所得税的11197128.42×15%=1679569.263元。
经过上述分析，企业可以在该项业务发生前开始筹划。因为这项业务招待费超额了，而业务宣传费可扣限额却没有完全利用，以至其多交了部分企业所得税，我们可以利用业务招待费和业务宣传费相似的特点，将部分费用转换为宣传费，然后再次对其进行扣除，这样可以使企业所得税减少。对于科大讯飞公司上述业务来说，可以赠送客户带有本公司宣传内容的礼品，这样原来全都计入业务招待费的外购礼品计入到业务宣传费中再次扣除。根据资料，公司在当时赠送给客户的外购礼品费用为3735600元，若将其印上公司宣传内容，那么这部分可以在业务宣传费中扣除，这样科大讯飞公司还可以减少企业所得税3735600×15%=560340元。
5结 论
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信息技术水平也在日益提高，高新技术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使得各个公司都要做出改变使公司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时纳税筹划就成为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中的重中之重。纳税筹划需要企业提前进行，将战略眼光放长远，从自身出发分析企业实际情况，选择收益最大风险最小的筹划方案，增加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发展。
本文概述了我国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概念、原则以及基本思路，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科大讯飞公司的基本现状，找出科大讯飞公司纳税筹划的空间，首先利用国家的税收优惠来减少税收支出，然后选择最合理的计算方式计算固定资产折旧来降低应纳税所得额，最后最大程度的利用税法规定扣减项目纳税费用来减少纳税支出，当然每种方法都要结合该公司实际情况遵守合理合法的前提。通过上文分析得知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的确可以有效的减少税负，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企业效益，促进企业快速发展，所以进行纳税筹划对于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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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资料翻译译文
企业税收筹划与报告的激励机制：来自澳大利亚的经验证据
泰勒·格兰特利，格兰特·理查德森
企业所得税会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财务业绩、流动性、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这项研究扩展了先前关于企业积极降低公司税收的意愿的研究。它特别调查了公司避税与报告的公司税收地位的重大不确定性、董事的税收专长和税收归属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主要管理人员的基于业绩的薪酬激励。我们研究了不确定的税务位置和避税报告之间的关联，因为澳大利亚税务局（ATO）要求公司报告关于税务位置、应纳税额和税收恢复的不确定性。公司对税务风险的管理和披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监督。以往的研究要么没有提供具体的公司治理和薪酬属性，要么与公司避税有关，要么提供了不同的结果。因此，我们研究避税和具体董事会属性之间的联系，例如税务经验、税务关系和关键管理人员的基于业绩的薪酬激励，以确定管理机会、激励和能力是否会加剧或阻碍税收侵略计划的可能性。
澳大利亚企业已受到监督厅和其他税务机构（如国内税务局）对一系列企业避税活动的日益监督。特别是，收入转移、战略债务安置、研究和发展扣除、坏账减免、利息支出扣除和避税天堂的使用，最近都是澳大利亚税务局的重点领域。事实上，根据澳大利亚税务局：“澳大利亚的前200家上市公司产生更多的收入来自海外的来源。集团可能试图通过降低税收成本，例如，最大限度地将利润记录在低税收管辖区中，以减少税收成本。最近的媒体发布也强调了公司在澳大利亚经营的能力（例如苹果、谷歌和星巴克）利用跨多个司法管辖区的税法、规则和规章的差异，大大减少了他们在国际上支付的公司税数额。利用200家澳大利亚上市公司2006至2010年（1000公司年）的数据集，我们发现，公司税收状况的不确定性、其董事的税务专长以及其主要管理人员的基于业绩的薪酬激励与公司避税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另一方面，董事会成员至少有一个与税务相关的公司与避税有显著的负相关。这项研究作出了几项重要贡献。首先，它研究了公司避税与公司报告的税务位置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而在以前的研究中没有明确地加以说明。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披露的不确定性和计算公司的税务位置与避税有着正相关关系。事实上，公司有可能透露由于其复杂和混乱的避税活动参与税收的不确定性。风险或积极的税务筹划可能会掩盖公司的实际业绩，降低其应纳税所得额的信息含量。其次，本文研究探讨避税和其他变量如董事税务专业知识之间的关系，董事的背景与相关税务机构（例如，以税收和/或税务学院董事会），和基于绩效的薪酬激励的关键管理人员，是第一个这样做的。最后，这项研究补充了最近在美国进行的其他避税研究。
最近的研究认为不确定的税务状况复杂的国际安排表示积极支持税收行为的报告。积极的税收策略在税收立法和所得税估计方面给公司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当前的税收责任的不确定性（或当期所得税资产）估计可能会报告在公司的财务报表附注如果管理公司的税项负债估计面临重大不确定性（如税项拨备基于税收的全球变化是付费）或资产（例如，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基础上税收损失将可能在未来某一点补偿标准测算）。当一家公司报告重大的税收不确定性时，这表明它面临着某些税收风险。这些风险是由于公司的纳税申报（和财务报表）所报告的税收费用（和负债）与公司应向税务当局支付的费用之间存在不匹配的可能性很大。当公司与管理层进行复杂的安排时，当审计师在正确应用税收立法时遇到困难时，情况就会恶化。加强了对澳大利亚的税收风险和美国已经促使公司复杂的安排，包括居住在经合组织操作的广泛使用上市的避税天堂。由澳大利亚税务局申报税务状况近期实施要求企业分析和披露其所得税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他们的税位置和税额或税务回收。
鉴于税务局和国税局对税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披露要求越来越高，董事会（以及审计委员会）正在研究企业如何管理税务风险。特别是，董事会和税务局强调，董事会必须负责评估公司的税收状况、税务部门的战略、税务不确定性的确定和记录过程，以及将税务分析纳入业务决策的程序。此外，董事会必须确保公司的整体风险管理方案解决税收风险。董事会，并定期与税务经理和审计委员会，需要了解公司的税收地位不确定，重要的判断和估计和内部控制，除了周边的大交易的税收问题。
通过检查未实现税收利益会影响有效税率的量测在美国企业避税中如果实现，以及利息和罚金累计税收利益基于未实现利益相关。在澳大利亚，一个实体必须披露任何税务相关的或有负债及和资产与其规定的或然负债及或然资产。或有负债和资产可能会出现纠纷，例如，与税务局未解决的税务纠纷。澳大利亚公司根据管理层估计是否会在将来某个时候支付额外的公司税来确认预期的税务审计问题。如果公司的最终纳税结果与当前会计期间的当期和递延税项估计不同，则会出现这种情况。
威尔逊声称，倾向于使用表外融资倾向的公司在其年度报告中往往没有或大大降低报告的利息支出，而反映在他们的纳税申报表中的利息支出的数额，从而产生税收扣除。威尔逊断言是基于米尔斯和纽贝里研究，他们发现，企业信用评级较低的报告在他们的年度报告，记录在税收收益相比低利息支出。因此，避税可能与报告在年度报告中推导税收估计数的重大不确定性有关。
公司及其董事会正在进行的或未来的税务审计声誉受损，尤其是当积极的税收计划或安排成为公共知识。最近在澳大利亚的情况下和美国（例如，苹果、谷歌和星巴克）已经表明，在公共媒体上公开审查和评论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情绪，最终决定公司价值。举大美国企业的例子（如通用电气），在其披露的年度报告的声明表明，他们的税收策略不应该对他们的声誉有害。公司推断这些披露，他们的管理关注的是被称为“税收激进”或“企业公民”如果他们，例如，建立税务策略，过分依赖利用避税港。事实上，这种担心是因为对声誉和政治成本，随之而来的流动由于负面的媒体关注。如果一个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隶属于与有关的各种专业税务机构，那么他们更有可能确保公司的税收惯例符合法律要求（即适用于公司经营的司法管辖区的税收行为）、专业机构要求、同行惯例和社区期望与价值。不符合这些要求和惯例可能会对董事会成员和公司的声誉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董事会和公司暴露于潜在不合格造成名誉损害更可能坚持法律和专业要求不可能从事税收侵略活动。事实上，据澳大利亚总监税务：''的同时，这些企业也需要评估社会和政治关系的维护，对于每一个给定的管辖权进行业务。大型商业公司通常受到大量公共和监管形式的审查，无法支付公司资金而没有法律或商业义务。董事会也有一系列重要的法律义务强加给他们个人除了他们代表了“公司”。
本文研究探讨了公司避税与公司报告的税务位置不确定性、董事的税务专长和隶属关系以及其主要管理人员的基于业绩的薪酬激励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一家公司报告的税务位置不确定性，其董事的税务专长，以及其关键管理人员的基于业绩的薪酬激励与避税显著正相关。此外，董事会成员至少有一个与税务相关的公司与避税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我们的研究结果很重要，因为公司避税是管理机会主义、激励和能力的结果。这似乎是第一次明确研究避税与公司报告的税务状况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报告不确定的税务职位可以帮助税务机关从公开的信息（例如年度报告）中衡量侵略性税收安排的性质，并对财务报告有重要影响。我们的研究也似乎是第一个实证地研究避税、税务专家和公司董事关系的关系以及公司关键管理人员的基于业绩的薪酬激励。在我们的实证分析中，这些变量之间的显著关联突出显示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影响公司积极或有风险的税收筹划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我们调查结果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各税务机关（例如，税务局和国税局）最近要求更多地披露公司的税务风险。因此，公司董事会现在正在更仔细地研究企业如何管理税收风险。这项研究受到若干。首先，我们的样本来自公开上市的澳大利亚公司，我们根据公司税收数据的私人性质和保密性质制定了避税的代理措施。其次，本文研究只关注澳大利亚。为了确定我们的调查结果的一般性，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等其他司法管辖区进行类似的分析是有益的。
<出处>：泰勒·格兰特利，格兰特·理查德森《当代会计与经济学杂志》2014(10)：1-15
外文原文
Incentives for corporate tax planning and reporting: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ustralia
Grantley Taylor，Grant Richardson
Corporate taxes can adversely affect a firm’s financial positi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liquidity, operational results and cash flows (Grubert and Mutti, 1991; Shackelford and Shevlin, 2001; Dhaliwal et al., 2005; Beattie et al., 2006). This study extends prior research on the willingness of firms to aggressively decrease their corporate taxes. It specifically investigates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the reported significant uncertainty of a firm’s tax position, the tax expertise and tax affiliation of its directors, and the performance-based remuneration incentives of its key management personnel. We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reporting of uncertain tax positions and tax avoidance given that the 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 (ATO) requires firms to report uncertainties regarding tax positions, tax payable and tax recovery. The management and disclosure of tax risks by firms has come under increasing scrutiny by the ATO. Prior research has either provided little in the way of relating specific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remuneration attributes to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or provided mixed results. We thus examin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tax avoidance and specific board attributes such as tax experience, tax affili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based remuneration incentives of key management personnel to determine whether managerial opportunities, incentives and capabilities exacerbate or impede the likelihood of tax-aggressive planning.
Australian firms have come under increased monitoring by the ATO and other tax authorities such as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 for a range of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ctivities. In particular, income shifting, strategic debt place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ductions, bad debt deductions, interest expense deductions, and the use of tax havens have recently been major areas of the ATO’s focus (2010, 2012). In fact, according to the ATO: ‘‘Australia’s top 200 listed companies are deriving significantly more of their income from overseas sources. Multinational groups may attempt to structure their global operations to minimize tax costs by, for example, maximizing the proportion of their profits recorded in low-tax jurisdictions’’ (ATO, 2012, p. 43). Recent media releases have also emphasized the ability of multinational firms operating in Australia (e.g., Apple, Google and Starbucks) to exploit the differences in tax laws, rules and regulations across multiple jurisdictions to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amount of corporate taxes they pay internationally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2012). Using a dataset of 200 publicly listed Australian firms over 2006–2010 (1000 firm years), we find that the reported uncertainty of a firm’s tax position, the tax expertise of its directors, and the performance-based remuneration incentives of its key management personnel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On the other hand, firms with board members who have at least one tax-related affiliation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ax avoidance. This study makes several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First, it investig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a firm’s reported uncertainties of its tax position, which has not been explicitly examined in prior studie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disclosure of uncertainty related to the calculation of a firm’s tax position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ax avoidance. Indeed, firms are likely to disclose tax uncertainties due to their participation in complex and obfuscatory tax avoidance activities. Risky or aggressive tax planning may obscure the firm’s actual performance and decrease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its taxable income. Second,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tax avoidance and other variables such as directors’ tax expertise, directors’ affiliations with tax-related bodies (e.g., with The Board of Taxation and/or The Institute of Tax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based remuneration incentives of key management personnel, and is one of the first to do so. Third, this study complements other recent studies on tax avoidance carried out in the US
Recent research has considered the reporting of uncertain tax positions supported by complex international arrangements as indicative of aggressive tax behavior (e.g., Mills et al., 2010; Rego and Wilson, 2012; Lisowsky et al., 2013). Aggressive tax strategies impose significant uncertainty for a firm in terms of applying tax legislation and deriving tax estimates. Uncertainties over current tax liability (or current tax asset) estimates may be reported in a firm’s financial statement notes if its management faces significant uncertainty in estimating the firm’s tax liabilities (e.g., provision for taxes based on the global variability in taxes to be paid) or assets (e.g., estimates of deferred tax assets based on the criteria that tax losses will probably be recouped at a future point). When a firm reports significant tax uncertainty, it signals that it is facing certain tax risks. These risks occur due to the high likelihood of a mismatch between the reported tax expense (and liability) of the firm’s tax returns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what the firm should be paying the tax authority (e.g., the ATO). They are exacerbated when the firm is engaged in complex arrangements with management, and when auditors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 correctly applying tax legislation.
The increased focus on tax risks in Australia and the US has been prompted by the complex arrangements of multinational firms, including the widespread use of operations domiciled in OECD (2006) listed tax havens (see Appendix A). The recent implementation of reportable tax positions by the ATO (or FIN 48 Accounting for Uncertainty in Income Taxes in the US) requires firms to analyze and disclose their income tax risks and uncertainty in terms of their tax positions and tax payable or tax recovery.
Given the demand for greater disclosure of tax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by the ATO and IRS,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audit committees) are now examining how firms manage their tax risks. In particular, the ATO and IRS stress that the board must take charge in evaluating the firm’s tax profile, the strategies of its tax department, the process by which tax uncertainties are identified and documented, and the procedures in place to integrate tax analysis into business decisions. Further, the board must ensure that the firm’s overall risk management programs address tax risks. The board, which liaises with a tax manager and audit committee, is required to understand the firm’s uncertain tax position, significant judgments and estimates and internal controls, in addition to the tax issues surrounding its major transactions (KPMG, 2010).
Alexander et al. (2008) measure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in the US by examining the amount of unrealized tax benefits that would influence effective tax rates (ETRs) if realized, and the interest and penalties associated with unrealized tax benefits based on FIN 48. In Australia, an entity must disclose any tax-related 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contingent assets in accordance with AASB 137 Provisions, 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Contingent Assets (AASB, 2010). 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assets may arise, for example, from unresolved tax disputes with the ATO. Australian firms recognize liabilities for anticipated tax audit issues based on management’s estimate of whether additional corporate taxes are payable sometime in the future. This occurs if the firm’s final tax outcome is different from the current and deferred tax estimates in the current accounting period.
Wilson (2010) claims that firms with the propensity to use off-balance-sheet financing tend to have no or significantly lower reported interest expenses in their annual reports compared with the quantum of interest expenses reflected in their tax returns, which generates tax deductions. Wilson’s (2010) assertions are based on research by Mills and Newberry (2005), who find that firms with lower credit ratings report lower interest expenses in their annual reports compared with that recorded in tax returns. It is thus possible that tax avoidanc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reporting of significant uncertainties over the derivation of tax estimates in the annual report.
Firms and their directors may suffer reputational damage from ongoing or future tax audits, especially when aggressive tax schemes or arrangements become public knowledge. Recent cases in Australia (e.g., James Hardie) and the US (e.g., Apple, Google and Starbucks) have shown that public scrutiny and commentary in the public media may affect investor sentiment and ultimately firm value (Hanlon and Slemrod, 2009). Hanlon and Slemrod (2009) cite examples of large US multinational firms (e.g., General Electric) that disclose statements in their annual reports to indicate that their tax strategies should not be harmful to their reputations. The firms infer from these disclosures that their management is concerned about being labeled as ‘‘tax aggressive’’ or ‘‘poor corporate citizens’’ if they were to, for example, establish tax strategies that relied excessively on the use of tax havens. In fact, such a concern arises due to the flow-on reputational and political costs that ensue because of negative media attention. If the members of a firm’s board of directors are affiliated with various professional tax-related bodies that are connected to the government, then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ensure that the firm’s tax practices conform with legal requirements (i.e., the tax acts applicable to the jurisdictions in which the firm operates), professional body requirements, peer practices and community expectations and values. Non-conformity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and practices may negatively affect the reputations of the board members and the firm. Thus, the directors and firms exposed to the potential reputational damage resulting from non-conformity are more likely to adhere to legal and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s and demands and less likely to engage in tax aggressive activities. In fact, according to the Australian Inspector-General of Tax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se companies also need to assess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for each given jurisdiction in which business is conducted. Large business companies are typically subject to significant levels of public and regulatory forms of scrutiny and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pay out corporate funds without a legal or commercial obligation. Directors also have a range of important legal obligations imposed upon them personally in addition to the companies they represent’’ (InspectorGeneral of Taxation, 2011, p. 3). To formally test the influence of board member tax affiliation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hypothesi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a firm’s reported uncertainty of its tax position, the tax expertise and affiliations of its directors, and the performance-based remuneration incentives of its key management personnel. Our results show that a firm’s reported uncertainty of its tax position, the tax expertise of its directors, and the performance-based remuneration incentives of its key management personnel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ssociated to tax avoidance. Further, firms with board members who have at least one tax-related affiliation display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association with tax avoidance. Our findings are important given that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represents an outcome of managerial opportunism, incentives and capabilities. This appears to be the first study to explicitly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ax avoidance and a firm’s reported uncertainty of its tax position. In fact, the reporting of uncertain tax positions could assist tax authorities in gauging the nature of aggressive tax arrangements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e.g., the annual report), and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Our study also appears to be one of the first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tax avoidance, the tax expertise and affiliations of a firm’s directors, and the performance-based remuneration incentives of a firm’s key management personnel. The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found between these variables in our empirical analysis highlight the key roles that directors and top management personnel play in influencing a firm’s aggressive or risky tax planning activities. An important upshot of our findings is that various tax authorities (e.g., the ATO and the IRS) have recently demanded greater disclosure of firms’ tax risks. Hence, corporate boards are now taking a harder look at how firms are managing tax risks. This study is subject to several limitations. First, our sample is drawn from publicly listed Australian firms, and we develop proxy measures of tax avoidance due to the private and confidential nature of corporate tax data. Second, this study focuses only on Australia. To determine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our findings, it may be useful to conduct similar analyses in other jurisdictional settings such as Canada, the UK and the US.
Source: Grantley Taylor，Grant Richards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 Economics 10 (201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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