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英语教程5课文1-5翻译

Unit One    恰到好处

　　你见过一个笨手笨脚的男人往箱子上钉钉子吗？只见他左敲敲，右敲敲，说不准还会将整个钉子锤翻，结果敲来敲去到头来只敲进了半截。而娴熟的木匠就不这么干。他每敲一下都会坚实巧妙地正对着钉头落下去，一钉到底。语言也是如此。一位优秀的艺术家谴词造句上力求准确而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差不多的词，不准确的短语，摸棱两可的表达，含糊不清的修饰，都无法使一位追求纯真英语的作家满意。他会一直思考，直至找到那个能准确表达他的意思的词。

    法国人有一个很贴切的短语来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即“le mot juste”, 恰到好处的词。有很多关于精益求精的作家的名人轶事，比如福楼拜常花几天的时间力求使一两个句子在表达上准确无误。在浩瀚的词海中，词与词之间有着微妙的区别，要找到能恰如其分表达我们意思的词绝非易事。这不仅仅是扎实的语言功底和相当大的词汇量的问题，还需要人们绞尽脑汁，要观察敏锐。选词是认识过程的一个步骤，也是详细描述我们的思想感情并表达出来使自己以及听众和读者深刻理解的一个环节。有人说：“在我思想未成文之前，我怎么知道自己的想法？”这听起来似乎很离谱，但它确实很有道理。

    寻找恰如其分的词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一旦找到了那个词，我们就会感到很欣慰：辛劳得到了回报。准确地用语言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我们描述的事物。例如，当有人问你：“某某是怎么样的人？”你回答说：“恩，我想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但他非常……”接着你犹豫了，试图找到一个词或短语来说明他到底讨厌在哪里。当你找到一个恰当的短语的时候，你发觉自己对他的看法更清楚，也更精确了。

    一些英语词汇词根相同而意义却截然不同。例如human 和humane,二者的词根相同，词义也相关，但用法完全不同。“ human action (人类行为)”和“humane action ( 人道行为)”完全是两码事。我们不能说“人道权力宣言”，而是说“宣言”。有一种工具叫“humane killer ( 麻醉屠宰机)，而不是human killer ( 杀人机器)。

   语言中的坏手艺的例子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有人邀请一名学生去吃饭，他写信给予回复。请看他的信是这样结尾的：“我将很高兴赴约并满怀不安（anxiety ）期待着那个日子的到来。 ”“Anxiety” 含有烦恼和恐惧的意味。作者想表达的很可能是一种翘首期盼的心情。 “Anxiety” 跟热切期盼有一定的关联，但在这个场合是不能等同的。

    乌干达一政党领袖给新闻界的一封信中有一句这样写道：

    让我们打破这自私、投机、怯懦和无知充斥的乌干达，代之以真理，刚毅，坚定和奇异的精神。

    这一激动人心的呼吁被最后一个词“奇异（singularity）” 的误用破坏掉了。我猜想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思想的专一，即抱定一个信念永不改变，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被次要的目的干扰。而singularity 指的是古怪，特性，是将一个人从众多人中区分出来的那种东西。

    即使没有出现词语误用，这词仍可能不是符合作者意图的恰如其分的词。一名记者在一篇有关圣诞节的社论中这样引出狄更斯的话：

    任何有关圣诞节的想法和文字已经被禁锢(imprisoned )在这句话中……“Imprisonment” 暗示着强迫，威逼，这么一来似乎意思是有悖其初衷的。用 “包含(contained )”或 “归结（summed up ）”就要好些。“概括（epitomized）”也行，尽管听起来有点僵硬。稍微再用点心我们就能准确地找到 “mot juste (恰倒好处的词) ”，那就是“distilled”.它比包含和归结语气更强。“Distillation (提炼)”意味得到本质（essence）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把这个句子修改为：

    所有有关圣诞节的想法和文字的精华都被提炼到这句话之中。

    英语词汇丰富，运用灵活。一个意思有很多种表达方式。但是无论意思上如何相近的词总是存在着些许区别。作为学生就要敏感地意识到这些区别。通过查字典，尤其是通过阅读，学生对这类细微差别敏感性将逐步增强，准确表达自己意思的能力也相应提高。

    罗利教授曾经说过：“同义词是不存在的。句子用词改变了，句子就不再是原来的意思了。”这也许过于绝对，但是很难驳倒。措辞稍有变更，意思会有微妙的变化。看下面两个句子：

（1） 童年时候我喜欢去看火车开过。

（2） 当我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喜欢看火车开过。

乍一看这两个句子的意思完全一样。但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细微的差别。在

我童年时候比当我是小孩子的时候更加抽象。而看很可能比去看更强调看火车这一动作。这个例子不是很明显，可能有待商榷。但每个人看了下面例子后一定马上同意。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区别。

（1） 他死的时侯很穷。

（2） 他断气时穷困潦倒。

在某种意义上，expired 是died 的同义词，in indigent circumstances 是poor 的同义词。

但当看整个句子时，我们就不能坚持认为两句是一样的了。措辞的变化往往意味着风格的改变，并给读者以不同的感受。也许当好一个 谴词造句的工匠比当好一个与木头钉子打交道的木匠要难一些，但是只要我们付出努力和耐心，我们就能提高自己的技能和敏感性。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还可以提高阅读能力。

　　英语为各种活动和嗜好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词汇。就那走路来说，通过我们拥有的各种各样的词语的意义范围有多么广阔。我们可以说行军，踱步，巡逻，潜进，跨过，践踏，重步走，蹦蹦跳跳地走，昂首阔步，高视阔步，徘徊，沉重缓慢地走，溜达，曳足而行，摇摇晃晃地走，侧身而行，跋涉，蹒跚学步，漫步，徜徉，漫游，闲荡，悄悄地走。

    即使不包括俚语在内英语就有四十余万单词，这很可能让学习英语的外国学生感到气馁和沮丧。但千万不要灰心，因为超过半数的词已不再通用。就算大文豪沙士比亚也只使用了两万左右的词汇。今天普通英国人的词汇量在12000到13000之间。一个人的词汇量当然是尽量扩大的好，但仅仅10000的词汇量就够他说话写字表达丰富的意义了。关键是你要扎实地掌握你知道的单词。粗略地认识三个单词还不如准确地掌握两个。衡量一个木匠的好坏并不在于他拥有工具的数量多少，而是在于他运用工具的技艺如何。同样的，衡量一个作家好不好不能通过其认识单词的数量，而应通过其找到恰如其分的词的能力。这个词要不偏不倚正中要害，一言中的。

Unit Two：大逃亡

图省钱是露营的一个主要动机，因为除了开始时购置或是租借一套露营装备外，总费用算起来要比住旅馆开支少得多。但是，和一般的看法相反，这决非是仅有的，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动机。如果一位游客漫不经心地驾车驶入欧洲无数常年营地之一，花20镑租用一个空位，那么他可能会碰见一辆本特利汽车，更可能会望见一辆福特·康索尔和一辆雷诺或一辆梅塞迪斯并排停放着，不过双人自行车则不容易看到。

现代露营装备一年比一年讲究，这对那些厌世嫉俗者来说是一件有趣的自相矛盾的事情。而对于发誓用露营来摆脱烦恼的人来说，却带来了更光明的前景。学社会学的大学生来露营是另一种形式的摆脱现实，他们的目的很可能是根据观察到的露营现象去写论文。现代露营旅游的人往往讨厌住“斯普兰迪德”和“贝拉维斯塔”这样的大酒店，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付不起钱，也不是为了躲避物质享受，而是因为他们害怕酒店。他们可能很富有，但给看门人和房间女服务员多少小费，心中却根本没有数；他们在家可能是主人，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对酒店的经理表示不满。

露营使人们免除了这些忧虑。诚然，露营地本身也存在以露营装备和方式取人的势利现象，但如果有这种情况，露营者也容易理解，知道如何对付，但在露营地里根本不会有管人的“人上人”和酒店里的等级制度来使露营者的假日过得阴郁低沉。

除了以上动机外，还应再加上一个。当前崇拜汽车现象可以用与所有权相伴的和自由意识来解释。因此开车去露营会给这种快乐意识增加一种优雅意境。

从自己的家门出发到国内国外的山区或沙滩上露营然后返回，一切都很便利。完全在自己掌握之中的私人汽车不仅是到达假日天堂的工具，而且也是逃离假日地狱（如海滩太挤，当地天气恶劣）的方便工具，因为汽车就停在帐篷外面，或者汽车本身可能就是露营帐篷的一个组成部分。

理想主义者像反对旅行社安排一切的一揽子旅游一样反对露营的作法，说这种封闭的作法使到国外旅游者失去了了解所去国家人民的机会。他们争论说，心胸狭窄和自我封闭是并存的。但这种说法在受人欢迎的欧洲露营场地是站不住脚的。假日旅馆有只接待来自一个国家的旅游者的倾向，有时会达到排他的程度。而露营驻地则相反，是高度世界性的。在大多数地中海露营地里，德国人占优势似乎是个普遍现象，确实如此，但并没有特别的优待。禁止露天晒衣服、禁止用水龙头冲洗汽车的布告和邀请露营朋友参加舞会、乘船观光的招贴不仅印成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而且也印成英语、德语、荷兰语。用饭的时候，德国泡菜味和大蒜味争相散发，法国人的早点咖啡和英国人的咸肉煎蛋竞相比美。

有组织的露营活动的明显发展是否意味着较的自我封闭式露营的最终消失，还很难说。市政当局当然希望获得露营者的场地费和其他光临的好处，则对那些查不出有固定营地或住处的游荡者保持警惕。但最重要的或许是露营者自己，即他们引起了多少场野火，留下了多少垃圾。总之，他们是否弄得土地的主人和乡间的居民同他们反目。只有优良的童子军活动才能保持不朽的童子军所衷心热爱的各项自由。

Unit Three:   我的朋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虽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但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来描述他的话我会选择纯朴。或者有关他的一些轶事能让你理解我为什么这么说。有一次，遇上了倾盆大雨，他摘下帽子揣在衣服下面。别人问他为什么，他以令人钦佩的逻辑解释说，雨会淋坏帽子，而他的头发淋湿了却不会坏。这种直达问题核心的诀窍以及他对美非同寻常的感知就是他主要科学发现的秘密所在。

　　1935年，在坐落于新泽西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我第一次见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是第一批被该院邀请的人，在工资方面学院任由他提条件。令院长惊鄂的是，爱因斯坦要求的薪水简直办不到---- 他要得太少了。院长不得不恳求他接受一个大一些的数目。

　　我对爱因斯坦很敬畏，犹豫再三才就我一直在考虑的一些想法向他请教。当我终于鼓起勇气敲响他的门时，听到一个温和的声音说：“进来。”声调有些上扬，带有欢迎和询问的语气。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见他坐在桌子旁边，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算着什么。他的衣服很不合身，头发乱蓬蓬的，极具个性，向我热情地微笑着表示欢迎我的到来。他的平易自然立刻让我放松了下来。

　　当我开始阐述自己的见解时，他叫我把方程式写在黑板上，这样他就能明白它们是怎么展开。接着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惊鄂但又非常可爱的请求：“请你漫漫地写，我理解东西不快。”这种话竟出自爱因斯坦之口！他说得很温和，我笑了。从此残留的畏惧之情都烟消云散了。

　　爱因斯坦于1879年出生在德国的乌尔姆市。他并非神童式的人物。事实上他说话很晚，他的父母甚至担心他是弱、智儿。上学后,虽然老师们看不出他有什么天分，但天才的迹象已经显露。例如，他自学微积分，老师们有些怕他，因为他总问些他们回答不出的问题。因此，十六岁时他就问自己是否当人跟着光波跑得一样快的时候它会好像是静止的。由这一天真的问题的引发，十年之后他创立了相对论。

　　爱因斯坦没有通过苏黎士瑞士联邦工艺学校的入学考试，但在一年后被录取了。在那，他除了完成规定的学业外，还自修了物理学的经典著作。他申请教学职位没有通过，终于在1902年在伯尔尼找了一个专利督察员的差使，三年后，他的天才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令人难忘的1905年，他创造了很多非同寻常的东西，其中就有相对论极其著名的衍生公式，E≒mc （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以及有关光的量子论。这两个理论不仅具有性，而且表面上看来是相互对立的：前者与光波论联系紧密，后者则表示光似乎由粒子构成。但这个不为人知的年轻胆地将这两个理论同时抛出----- 而且他的这两个理论都是正确的，至于他为何是正确的，其中的缘由过于复杂，此处就不多说了。

　　与爱因斯坦一同工作是令人无法忘怀的经历。1937年，我和波兰物理学家利奥波德.因费尔德问他能否与他一起工作。他听到这个提议很高兴，因为他有个关于地心引力的想法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这样我们不仅了解了作为朋友的爱因斯坦，也了解了作为专家的他。

　　他专心致志的强度和深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着手解决一个棘手问题时，他会像动物追咬猎物一样坚持不懈。当我们的工作遇到似乎难以逾越的障碍时，他会站起身，把笔放到桌子上，用他腔调奇特的英语说着“我要显一显”（他发不准“想”这个音）。然后他会踱来踱去，用食指旋着一缕灰白的长发。

　　他的脸上会出现一种梦幻、恍惚却源自心灵深处的表情。没有精神高度集中的外表，没有紧锁的眉头，只要平静的内心交流。时间一点点流逝，突然之间爱因斯坦停止踱步，脸上有挂上了温和的笑容。他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有时解决方法非常简单，我和.因费尔德为自己没有想到恨不得踢自己。但神奇的推理在爱因斯坦头脑深处悄悄地进行，我们既看不见也领会不到。

　　妻子的去世给爱因斯坦带来极大的打击，但他坚持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是更加努力工作的时候。记得那段悲伤的日子里，我到他家和他一起工作。他整个人形容枯槁，悲痛哀伤，但他还是强打精神集中精力。为了减轻他的痛苦，我有意识地将讨论从常规的讨论引向复杂的多的理论问题。爱因斯坦果然逐渐沉浸在讨论之中。我们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到最后他的眼里已经没有一丝悲哀了。我离开时，他带着令人感动的诚挚感谢我说“这真有趣！”他从悲哀中暂时解脱，试图找到合适的话来感谢我，这也正表达了他的一种深刻的感情。

　　爱因斯坦是个多才多艺的业余音乐家。我们曾一起演出二重奏，他拉小提琴，我弹钢琴。有一天他对我说莫扎特是最伟大的作曲家，使我刮目相看。贝多芬“创造”了他的音乐，但是莫扎特的音乐是如此纯净，如此美丽，给人一种感觉他是“找到”这些音乐的---- 莫扎特的音乐好像一直就作为宇宙内部美的一部分存在着，等待被人发现。

　　正是这种莫扎特式的纯朴构成了爱因斯坦研究方法的特点。例如，他1905年的相对论就是建立在两个简单的假想之上的。其一是人们所说的相对原理，粗略地说，就是我们判断我们是在静止还是在平稳地运动。其二，无论发光体的速度是多少，光的速度是一样的。如果你想一想一根棍子在湖里搅动出水波，你会发现这个假设是多么正确。无论是从固定的码头还是从飞驰的游艇上搅动棍子，水波一旦产生，就不受外界影响，而且它们的速度与棍子的速度一点关系都没有。

　　 分别看这两个设想，就其本身而言，非常合理，甚至好像是显而易见的。但把他们放到一起考虑时，它们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是一个略逊一筹的人，就会放弃其中之一而被吓跑。爱因斯坦毅然坚持这两种设想——正因如此，他给物理学带来了彻底的。因为他证明了只要我们放弃对时间本质所怀有的信仰，它们毕竟是能够并行不悖的。

　　科学就像是卡片屋子，时间，空间概念在最底层。时间稍有改动就会使房子严重倾塌。正因如此爱因斯坦的工作才显得非常重要——而且颇具争议。在普林斯顿为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七十周年的会议上，在会上发言的人中，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试图表达出爱因斯坦成就的神奇性质，但他却说不出话来，只得绝望的耸耸肩，指着他的手表，用一种惊异的声调说：“都是打这儿来的。”他的无言正说出了我所听过的对爱因斯坦天才的最动人颂词。

　　爱因斯坦的工作都是用铅笔安静的在纸上完成的，看上去远离日常生活的喧嚣。但是他的思想太具有性，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战和无理的愤怒。事实上，为了将迟到的诺贝尔奖颁发给爱因斯坦，遴选委员会不得不避免提到相对论，而假装这个奖主要是为了表彰他在量子论上的杰出贡献。

　　政治事件层出不穷更是了他宁静的生活。纳粹在德国上台执政后，他的理论被官方宣布为错误的，仅仅因为它们是一个犹太人提出的。他的财产被查抄，并有消息说悬赏要他的脑袋。

　　当美国的科学家担心纳粹可能会开发原子弹，寻求途径要美国当局警惕其危险性时，他们根本没有被注意。绝望之下，他们草拟了一封由爱因斯坦签名的信，并直接将信寄给了当时在任的罗斯福总统。正是这一举动导致了全力以赴研制原子弹的重大决定。爱因斯坦没有积极参加这一过程。当他听说了他的E=mc2公式引起的痛苦和破坏时，他居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此他的眼中笼上了一丝难以言传的悲哀。

　　爱因斯坦身上有一种另人困惑的古怪。这可由我最喜欢的关于他的一件轶事说明。事情发生在他到普林斯顿第一年的圣诞前夕，一群孩子在他房子外唱圣诞颂歌。唱完后他们敲开他的门向他解释说他们在集资买圣诞礼物。爱因斯坦听了后说道：“稍等一会儿。”他穿上外套，戴上围巾，从匣子里取出他的小提琴。接着他加入孩子们的队伍，当孩子们挨家挨户唱《平安夜》时，他在一旁伴奏。

　　了解了爱因斯坦和他的工作意味着什么呢？我该怎样总结呢？就像那位绝望的指指他的手表的诺贝尔奖得主一样，我也找不到恰当的言辞。它就像伟大的艺术所揭示的内容一样，就在于让人看到原来隐藏的东西。比如，当我在人际罕至的沙滩上漫步时，我想起他对宇宙简单性的不懈探索，那种情景带有一种更深刻、更哀伤的美感。

Unit Four  

为上大学做准备

从1884到1885，这段时间对于我来说是了不起的历险。我来到贝克莱，参加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入学考试，但是我的希腊语，拉丁语和其他几门功课不及格，不得不推迟一年再考。这时父亲慌了。那年我十八岁，我想，他可能认为我的失败是他造成的：他以为他为我选错了学校，但是真正合适我和我这类人的学校并不存在。当时的确有些学校将来自西面八方的男孩们送进了大学，那些男孩都比我小，后来我渐渐地和那些孩子熟悉了。中小学、大学乃至世界都是为他们（那时的男孩，将来的男子汉）准备的。我常嫉妒他们，但更多时候我庆幸我和他们不一样。

一般来说，被选中的男孩都是已经受过教育，去担当己任的。他们记住老师让他们学的所有东西，不管自己想不想学，也不管理解了没有，他们都能记住并背诵出来。在我看来，激发他们学习的动力并不是好奇心：他们很少谈论我们的学习，我提到与我们读过或听到的内容相关的事情时，他们或是神情茫然，或是无动于衷。他们学习的动力是：打败对手，独占鳌头，为学校争光，这样的学习动机是我所不解的。

我的父母没有亲自教育我，他们把我送进学校，给我找音乐老师和美术老师。他们尽其所能为我提供各种机会；但是同时也给我自由，给我另一种生活方式：骑马、射击、养狗以及在旷野漫游。如我所示：我对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职业和今生的美好的东西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我学得很好，学习课程如果恰好和我的课外兴趣爱好相吻合，我就校内外都学。阅读的内容超过了老师的要求，而且认真投入。时至今日，这些课程我仍记忆犹新，就像我仍记得并爱着那些男女、少年，他们与我交友，让我多少了解人性的深浅；但是，给我上课的老师，我倒是没记住几个，那些我似乎和我生活无关的课程，我也忘记得差不多了。

一些其它课程也很有意思，而且也应该能使我感兴趣，但从来没有人尝试激发我对这些课程的兴趣。这些课程就这么摆在我面前：这些是上大学必须学的，这些课程的老师没有调动我好奇又活跃的大脑，结果就是我没有认真地学这些课程，仅仅掌握了一些反复灌输的东西---学校教育的基础知识。我叩响大学之门时，我只是在某些学科上为大学学习做了准备；我急切渴望找寻一些深奥的问题的答案，这种探寻使我不断学习以提高自己，特别在一些还没有现成答案的领域里，我知道在这些领域仍然有很多的疑问：比如，科学和玄学领域。对希腊语、拉丁语、数学和那些当时教育标准要求掌握的“知识”，我一点也不感兴趣。

父亲发现了这一点，把我作为特殊学生送到旧金山的一所最好的私立学校，为去贝克莱而进行“填鸭”式的学习。父亲在那里为我聘请了一位老师—---伊夫林·尼克松先生，让他课外辅导我。当然，依惯例，父亲也给我很多自由：一个房间供我学习和睡觉，没有人监督和照顾我，我可以来去自由。我真的来去自由。在旧金山，我独自外出漫步，思索问题，就像以前在萨克拉门托乡间漫游一样；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海边；在那里我重温希腊英雄的生活，重温罗马将军的生活，重温各个时代诗人的生活。有时我入迷得忘我，但是我从来不把自己当成英雄，少年时代也是如此，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伊夫林·尼克松先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变化。他是第一个使我对必须要学的课程产生兴趣的老师—不是对自己感兴趣，而是对外面世界感兴趣，对意识文化的世界产生了兴趣。他是诗歌狂人，尤爱古典诗歌，他朗读或背诵希腊诗歌的时候，诗歌中的希腊人就栩栩如生；浪漫的情怀和优美的语言就像我耳畔的歌，我渴望像他一样，不当英雄，更不当诗人，而成为希腊语学者，这样就可以奏响这美丽的语言。生活充满了意义，充满了目标，充满了欢乐。但是，我少年的模仿和勇气远不是以使那些伟大的、变化无穷的诗篇再现生命。我写了一点诗，仅是为了学写诗的技巧，不想去做伟大是事，或者成为伟大的人--尼克松先生曾经这样说。

他过去常常说：“我是无名之辈，小人物，是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凯撒、教皇们、将军们和政治家们为之歌颂、战斗、工作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是一切美好的语言和行动的鉴赏者。”

是所有美好创造的受用者，而非创造者，这是一个全新的、崇高的角色。伊夫林·尼克松是其出色的代表。他是英国人，我听说他曾在牛津大学拿过两个第一，之后以为健康的原因来到了旧金山。旧金山有一群这样的人，他们各有各的故事，在牛津和剑桥他们既是学者也是运动员，他们炼就了强壮的肌肉和肺活量；然而，学者经常需要伏案工作，不需要也很难保持发达的肌肉和肺活量，肺部疾病迫使他们离开牛津、剑桥。

他们告诫说：“远离大学的田径运动，不要练出今后日常生活用不着的发达肌肉。”

在学校里尼克松先生教我希腊语、拉丁语和英语。在他家里，他为我开启了另一类课程的美妙和意义，而这些课程恰是我大学入学必考的。我为他而学习，我更是为自己而学习。他看出来了，他看出我渴望找到问题的答案，他笑了。

他大声说：“我不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大人们回答不了小孩淳朴的问题，我们只能强调突出你的问题，让你自己为寻求答案而痴迷，再假设我们的问题，来激励你，鞭策你去寻找答案—一个或二个，然后告诉我们！这就是年轻的意义，去回答成年人不能回答的问题。”当我显出沮丧和犹豫的神情时，他就会像恶魔一样向我吼叫。

“去吧，孩子，世界是属于你的，一切都还没做呢，一切都还不为人所知，最伟大的诗篇还不曾创作出来，最好的铁路也还没有建造出来，最理想的国家蓝图还没有勾画出来。一切都等待着你们去完成—--是的，一切。”

他一次又一次地这样说。最后，为了激励我，他把礼拜六七点到八点这段时间定为我们的特别时间，这样我就可以和他那帮朋友一起待到很晚，他的那些朋友是受过教育的、想法相互冲突的痴迷之人，有四或十人，都是英国人，全是牛津和剑桥的学者，到美国养病。他们对所有的学科感兴趣，谈论起那些学科，他们都满腹经纶，很有学者的严谨风范，但是显然难就任何话题达成共识。他们中友极端的保守者，有自由主义者，还有极左分子：威廉·欧文，我想肯定他是罗伯特·欧文的后裔，那是英国早期社会主义第一人；这些人中至少一人是罗马天主教徒，他向我传授教精神使我难忘。他最得意的观点是：清教徒信奉的是回约，是公正的教派，但是对的有关爱和宽容的教诲却知之甚少；他们中还有清教徒，他们都学过教历史，当辩论激烈，难分伯仲时。他们会引用确切的权威之言，而且经得起原文的检验。我记得有一次那位天主教徒引用了监督教皇的诏书。结果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面对挑战，他竟逐字逐句地引用了拉丁语原文。我很惊讶：他们怎么知道那么多，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然而，我更惊讶于他们竟然也有不知道的。除了确凿的事实，他们对任何事都不能达成共识，他们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他们不承认有绝对的真理。

我听到的是自由而又有激情，是妙语连珠而又慎思周密的谈话。他们的大脑利如锐器；他们的态度平和恭谦；从不两人窃窃私语，也不插趣打诨，他们总是当众谈论问题；他们在就某事进行阐述时，每个人（不管立场如何）都会积极地说出他所知的事实，或者他所记得的某位哲人的观点，或者某位诗人的精彩片语，使讨论更加透彻了明，精彩纷呈；即使意见相左，他们也会保持温文有礼的态度；他们津津有味地品着加州红酒，他们抽着雪茄，房间都弥漫着浓浓的烟雾；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时，陈词激昂，感情真挚，却决不有失风度，这才是真正的谈话。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谈话，后来听过，那也是少之又少，而且绝对没有周六晚上旧金山的谈话那般精彩，这些谈话为我上大学做了准备。

我默默地坐在后面倾听，对我而言，这些谈话既精彩睿智、学识渊博，又包含对不知之事的清醒认识，揭示了大学毕业生是一无所知的真理，真的，他们有证据，知道世上历代智者对万物的论说，但他们不下最终定论。绝对没有。我必须自己到大学里学习，寻求更多的知识，我十分渴望这样做，看起来我必须马上进大学，以前我的脑袋就忙于思考问题，那时就更是如此，觉得脑袋里到处是洞洞，就像空瘪的肚子，饥饿难耐。我的问题很清楚：我似乎不仅仅是饿了，而是为着某些特别食物而饥饿，我的好奇心不再像以前那般模糊混沌了。

Unit Five

为何样样失灵？（为何什么都没用？）

　　根据著名学者摩非所发明的法则，“任何东西如果有坏的可能，它就一定会坏掉。”摩非法则的推论为劣质商品问题提供了依据：任何东西如果可能会失效，它就一定会失效；任何东西如果可能解体，它就一定会解体；任何东西如果可能停止运转，它就会停止运转。虽然摩非定律永远不会被推翻，但是它的效应通常却是可以被延缓的。人类生存多半想能确保物品出厂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坏掉、解体、失效或停止运转。要想预防摩非法则对产品产生效应需要智慧、技术和承诺。如果这些人为的输入得到专门的质量监控仪器、机械和科学的抽样工序的辅助，那就更好了。然而，单单是质量监控仪和抽样调查将永远不能制胜，因为这些物件也受制于摩非法则。质检仪器需要维修；计量器也会出故障；X光和雷射光束需要调整。无论技术如何先进，保持高质量需要智慧、活跃的思想和行动。

　　回忆一下史前和工业化前人类的物质文化也许有助于说明我的意思。博物馆里展览着简单的工业化前的社会所用的手工物品，只参观一次就足于打消质量得依赖技术这种观点。手工物品也许设计简单甚至原始，但其制作意图却是要终生耐用。我们敬慕“手工制作”的标签并愿意多花钱购买当今数量递减的手工艺人推出的珠宝、毛衣和手袋，就是承认了这一点。

　　波摩印地安人的篮子编得如此紧密，以至于用它来盛开水而滴水不漏；爱斯基摩人的皮船具有一系列无与伦比的综合优点，既轻巧结实又经得起风浪。这些东西的质量源泉是什么？仅仅因为它们是手工制作的吗？我认为并非如此。不熟练不经意的手做出来的篮子或船只也会和机器制的篮子或船一样迅速分崩离析。我宁可认为我们之所以敬慕“手工制作”的标签，是因为它让人联想起的不是生产者和产品之间的技术关系，而是一种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贯穿史前时期，保证产品最高程度的耐用性和持久性的是这一个事实：生产者和消费者不是同一个人就是同样的个体或是近亲。男人们制作自己的长矛、弓、箭以及抛掷尖物；女人们编制自己的篮子和网兜，用动物皮毛、树皮或纤维做自己的衣服。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物质文化变得更复杂，族人或村子里的不同成员采用技艺分工，如制陶术、编蓝术或制船术。尽管许多物品是通过实物交易获得，生产者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亲密持久充满关爱的。

　　男人不可能为自己做一把飞到一半尖头就会脱落的长矛；女人也不会用烂草编织自己用的篮子。同样一个妻子缝制的毛皮风雪大衣是给丈夫在零下60度的温度下出去为家人打猎穿的，那么针针线线都会密密细缝、十分牢固。如果造船的人是开船人的叔伯、父亲，他当然会利用当时的一切技术，制造出最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船只。

　　相比之下，人们很难去关怀陌生人或给陌生人使用的产品。在我们这个工业批量生产和批量营销的时代，质量是个不断出现的问题，因为那种曾经使我们对彼此负责、对产品负责的亲密情感和个人关系已经消亡，并被金钱关系所取代。不只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素不相识，从事生产和分配各阶段工作的男男女女---- 从管理人员到生产线上的工人，从办公室助理人员到销售人员，彼此都互不相识。在较大的公司也许有成千上万的人全都在为同一产品工作，却从不对面相遇或知道对方的名字。公司越大，劳动分工就越复杂，漠不关心的关系就越严重，因此摩非法则的效应也就越大。公司的发展使得工资单上的行政官、工头、工程师、生产工人和销售人员层层增加。由于每个新雇员为整个生产程序所负责的分额在减少，他们与公司及其产品的疏远就可能增加，同时还以来可能忽视或甚至故意破坏其质量标准。

Unit Six:   新闻将我们引向何方

　　不久前我应邀参加了一次有关美国报业的作用的公众研讨会。还有另外两个嘉宾也出席了。一位是知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另一位是美国一家主要报纸的编辑，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新闻工作者---- 在据实报道的方式上坚忍不拔、积极进取且见识过人。

　　据我所知本次研讨旨在审查传媒的义务，并提出实现那些义务的最佳途径。

　　在公开讨论时，观众席中的一位男士向两位嘉宾提问，“为什么报纸和电视新闻节目都充斥灾难？为什么新闻界的男男女女对悲剧、暴力、和失败是如此关注？”

　　主持人和编辑作出了回答，好像是自己应该为坏消息的存在而受到谴责一样。他们说，新闻工作者只负责报道新闻，而不负责制造或修改新闻。

　　我不认为这两位新闻工作者回答了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先生并没有因为世上的歪曲报道而谴责他们。他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报道得最多的是歪曲的事件。新闻媒体的运作理念似乎是凡是新闻皆坏事。为什么呢？是不是着重报道负面新闻是一种传统——是新闻工作者所习以为常的对日常事件作出的反应方式？

　　在此或许分析一下我们如何定义“新闻”一词会有所帮助，因为这是问题的起因。新闻应该是报道过去十二小时，最迟二十四小时内所发生的事情。然而，突发事件往往具有爆炸性的：一名狙击手杀了几名行人，一名劫持了飞机上250名人质，欧佩克石油组织宣布原油价格上涨25%，英国货币又贬值10%，一辆载有放射性废料的卡车与一架水泥搅拌车相撞。

　　然而，一味聚焦这些报道，则是失真的画面。人类文明成果远远多于灾难总和。每种文明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进步。但进步不会立即发生，也没有爆发性。一般来说，它是一点一滴逐步发展的，在某个特定时刻是微不足察的。但是所有微小的进步都参与了历史性的巨变的实现，使社会更加美好。

　　就是这类活生生的历史，绝大多数的新闻媒体没有予以充分的反映，结果导致我们对社会的正面发展了解不足，对灾难却知之甚多，这又使人产生失败和绝望的情绪，而这些情绪易于阻碍社会进步。爆发性新闻大餐另人忧心忡忡，大大削减了自由社会所需的动力，绝望和偾世的情绪使人没有动力迎接严峻的考验。

　　我并非暗示可以编造“积极”的新闻来抵消头版上灾难报道的作用。也没有把青年会作用的深刻报道定义为“正面”新闻。我要传递的观点是，新闻媒体的职责是搜寻并报道重大事件，无论它们是否有关冲突、对抗或灾难。这个世界是天堂和地狱的绝妙结合，两个方面都需要关注和观察。 

　　我希望新闻界人士能从更宽广的角度审视自己的职责。是时候认识到人类事件中可以作为新闻报道的范围领域是极其宽广的。例如，有几篇新闻文章报道过固氮作用——植物通过这一过程能固定氮肥，由此减低了肥料需求量？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为这一前景而努力，希望借此解决饥荒。对远东地区水稻产量提高的巨大进步又了解多少？事实上，世界上还有许多类似的重要发展，这些都值得做重要的新闻综合报道。

　　主持人和编辑说得对，新闻工作者并没有责任来塑造世界，但是他们有责任影响我们的态度。我们认为自己是怎样的，那我们就是怎样的。我们只能实现那些我们自己敢于设想的目标。新闻工作者为我们提供我们对自身以及这个世界认知的写照——这种写照最好是逼真的肖像，而不是扭曲的漫画像。因为我们就是根据这一写照来做决定，筹划未来的。

　　按照华特.里普曼的说法，新闻记者是大众的哲学家。他曾经写道？“后天习得的文化并非由基因遗传，美好社会的甜美的生活虽然可得，但却不是一旦拥有就永远不失去。如果美好生活中的智慧没有被传下来，所得一切也将化为乌有。”

　　有了对美好社会中美好生活的准确报道，我们可以采用伯纳德.德.查维斯建议我们的利用历史的方式，并以此来利用新闻——在我们的经验之上提高自己。因此，使他们能“像坐在巨人肩上的矮子，比前人看得更高更远。”

Unit Seven 物品：一次性社会

　　芭比，一个12英寸的塑料少女型娃娃，可算是历史上最出名最畅销的玩偶了。自从1959年问世以来，全世界的芭比娃娃销量总数已经达到1200万个，比洛杉矶、伦敦或巴黎的人口还多。因为这种娃娃形象逼真，有可以梳妆打扮的特点，所以小姑娘无人不爱。它的制造商马特尔公司还出售娃娃的全套服装，包括平时白天的穿戴，出席正式晚会的礼服以及游泳衣和滑雪服。

　　最近，马特尔公司又宣布生产了经过改进的芭比玩偶。新的式样体型更苗条，有“真正”的眼睫毛，有扭摆自如的腰肢，因此比过去更具人性化。马特尔公司还第一次推出了以旧换新的折价活动，宣布小姑娘们想买新芭比的，可以用旧娃娃折价来换。

　　但是，有一件事马特尔公司没有宣布，那就是：通过折价换取技术上改良后的新款娃娃，今天的小姑娘（也就是明天超工业化社会的公民）可以学到有关这个新社会知识的重要一课，

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短暂了。

　　在我们周围的人造物品的大海洋背后，有一个比它更大的天然物品的海洋，但是这些用新技术创造出来的环境正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每一个人。塑料或水泥结构、街灯下汽车的彩虹色反光、喷气飞机窗外看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景象----这些都是人们生活中熟悉的景象。人造物品进入了人的意识并对其加以渲染。和天然环境相比，人造物质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是以爆炸性的威力在不断地猛涨。这种情况今天如此，在未来的超工业社会里将益发如此。

　　提到物品的重要性，反物质主义者总不免要嘲笑一番。但物品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物品有着实际用途，而且还因为物品有心理上的影响。我们在发展与物品的关系。物品影响着我们的连续感和不中断感。物品在情境结构中起着作用；缩短了我们和物品联系的时间，就会加快我们的生活的节奏。

　　不仅如此，我们对物质的态度还反映了判断价值观念的基本能力。旧式的姑娘，一如她们的妈妈、奶奶，有一个娃娃就爱不释手，不到日久破烂了，是绝不肯丢掉的。新派小姑娘不一样。有了经过改进的新娃娃，她们就会高高兴兴交出旧娃娃。这两类小姑娘有着天渊之别。这种区别比什么东西都更令人注目。这种差别体现了过去与将来、持久耐用与短暂速成的新旧社会之间的对比。

　　人与物之间关系变得越来越短暂了。观察、研究一下折价换娃娃的小姑娘周围的文化就可以看清这种情况。她们很小就懂得，生活中很快出现又很快消失的物品，绝不只是芭比娃娃一个。尿片、围嘴、纸餐巾、手纸、纸巾、不回收的汽水瓶---- 这些东西在她们家里全都快速用完，然后无情地加以清除。小松饼买来时是装在烘罐里的，罐子用一次就扔掉了。菠菜就装在塑料袋里，在开水锅里烫过后，袋子也扔了。电视烹饪节目在一次性盘子上烹调并经常它们盛菜。们的家就像一个庞大的加工机器，物品从这个机器流人流出，而且进出的速度越来越快。她们出生以来，就被包围在一种用完就扔的文化中，无法自拔。

　　一件东西用过一次或用过很短一段时间就换掉，这种主意同社会的本质以及具有贫困传统观念的人是背道而驰的（格格不入的）。不久以前，专为法国广告业进行市场研究的尤里尔　罗尼告诉我们，“法国的家庭主妇不习惯于用完就扔。她们喜欢保存东西，连旧东西也保存着，舍不得丢掉。我们曾为一家想推出一种一次性塑料窗帘。我们为此作了一次市场调查，结果发现阻力很大。”不过，在整个发达世界里，这种阻力正在日见消失。

　　一位名叫爱德华　梅兹的作家指出，１９５０年初期，很多到瑞典访问的美国人，看到这个国家那么干净，感到非常惊讶，“美国路边到处都是啤酒瓶和软饮料瓶的确令人感到害羞。瑞典却一点也没有，看到这种情况，我们真肃然起敬。可是你瞧，到了６０年代，瑞典的公路上也突然冒出很多瓶子来。到底是这么一回事？瑞典也变成一个买了就用，用完就扔的社会，学起美国的样子来了。”今天，日本的纸巾非常普及，因而人们认为布手帕非但不卫生，而且也不时髦。在英国，花６便士就可买到一把一次性牙刷，上面涂了一层够刷一次的牙膏。甚至在法国，用完就扔的打火机也很普遍。短期使用或仅用一次的产品，从纸质牛奶盒到作为发射太空飞行器的火箭越来越多地制造出来，越来越多地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近来发明的纸质和类似纸质的服装把一次性处理的潮流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时装店和廉价的服装店雨后春笋般开辟出五彩缤纷设计新颖的纸制衣服专卖部。时装杂志展出各种各样的纸制长袍、大衣、睡衣甚至结婚礼服。在一本杂志的图片中有一个新娘穿着一条白色拖地长裙，披着一长串纸制花边。图片说明写道，这些花边在婚礼过后大可改作及棒的厨房窗帘。

　　纸质衣服尤其适合儿童。一位时装专家写道：“不久小姑娘们就可以洒冰淇淋洒在衣服上画画，或在上面剪出图案，而她们的妈妈会在一旁对于她们的这些创新给予亲切的微笑。”成年人如果想要表现自己的创造性，可以买一套配有画笔的“自己上色的服装”，价钱不过两美圆。

　　当然价格是纸制品激增的关键因素。因此，有的百货商店专售一种简便的A字型连衣裙。这种连衣裙是用一种叫“魔鬼也会动心的人造纤维尼龙混纺布料”裁制的，每件只要1.29美圆。顾客买一件这种衣服穿完后丢掉要比把一件普通的衣服拿到洗衣店洗还便宜。这种裙子很快就会上市。但这涉及到的不仅是价格的问题，因为延伸“用完就扔”的文化在心理上也起着重要作用啊。

　　我们发展“用完就扔”的思想是为了适应“用完就扔”的产品。这种思想影响了很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产生一套急剧变化了的财产价值观念。但是对商品随意处理的能力在社会上－普及，又意味着人与物之间的持续时间缩短了。我们不再在较长的时间内和单一的物品发生联系，而是在短期内和一连串取代该物品的其他物品发生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