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刘禹锡诗歌文风

摘要：刘禹锡的诗歌有着跌宕、豪健、俊朗、旷达的风格和积极健康的美学趣味，本文试着分析这种诗风的形成原因及其诗歌风格特点的具体表现。刘禹锡诗歌文风的形成与其二十三年贬谪远州的坎坷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且与众不同的个性是刘禹锡豪壮诗风形成的根本原因，而这种个性，与刘禹锡饱经磨难的仕途经历有关。

关键词：刘禹锡；文风；贬谪；豪健；个性

引言：制约作家创作风格形成的因素很多，其中作家自身的性格气质和个人际遇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通俗顺口的元白诗派与奇险怪崛的韩孟诗派双峰并峙的中唐诗坛，刘禹锡却旁逸斜出，自创一家之体。在少年得志，雄心勃勃正欲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之际而突遭重创，被一贬再贬之后，他能够以豪壮劲健之气创造了迁谪诗歌的崭新风貌。本文拟通过分析刘禹锡生平坎坷的经历，来探讨他的诗文风格“豪”的特点及表现。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出身于下层官宦家庭。早年科场得意，“贞元年中，三忝科第”（《夔州刺史谢上表》），赢得了“驰声溢四塞”（《谒枉山会禅师》）的美名。做官之后，一帆风顺，33岁那年到达顶峰。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去世，顺宗即位，改元永贞，在宰相韦执宜的主持下，受到重用的王叔文、王伾联合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实行政治革新，史称“永贞革新”。而正当他雄心勃勃欲有所作为时，却遭到了“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1）的谪贬。仅仅八个月之后，在宦官和守旧势力的联合进攻下，永贞革新失败，二王及八位主要革新派人物被贬谪到南方的荒远各州，降为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于是被时人目为“宰相之器”的刘禹锡，从此踏上了多舛命运的坎途。

政治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途中追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刘禹锡内心的伤痛是如何的刻骨铭心，自然可以想见。元和十年（815），刘禹锡、柳宗元等五司马被召回京师。朗州十年的贬谪却没有磨掉他的棱角，面对那些招摇过市的权贵，刘禹锡借游玄都观观花之机，写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以千树桃花喻朝中新贵，巧妙的讽刺他们靠打击革新派而猖狂得势的行径，坦荡的表明自己对守旧势力的轻蔑态度。此诗一出，刘禹锡便被恼羞成怒的权贵们定为眼中钉，不久因“语涉讽刺，执政不悦”再贬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

仅一个月的时间，翘首仰望日夜思归的长安又要分别了，谁又能解读尽其中的愤恨失望和凄苦呢。好友柳宗元也被贬为柳州刺史，两人同出长安南行，到衡阳分手。“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刘禹锡承受着与志同道合的好友离别悲伤的同时，更大的压力是承受着不忠不孝的罪名，带着八旬老母流徙南荒。其中的苦楚，哪堪言尽。此后，刘禹锡的命运一直颠簸，历任夔州（今四川奉节）、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于14年后才被召回京师。大和二年（828）回朝后，一度任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后又任苏州、汝州、同州刺史。晚年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71岁卒。

贬谪，是封建统治者惩治异己的杀手锏，也是朝廷闻之色变的“软肋”。以李白之豪放，长流夜郎时也吟出了“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的哀音；韩愈的“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又是何等凄楚；至于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现刺史》一诗，更是字字含悲，哀婉欲绝。相形之下，虽然朝中新贵一手遮天，但刘禹锡却能高昂头颅，积极乐观，坚持斗争，始终坚信“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坚信有一天诬枉会得到洗刷。可以说，正是贬谪成就了高标傲世、才学超群、倔强旷达的刘禹锡，使之在二十三年的辗转流离中，创出了一种新的诗歌美学风范。

刘禹锡的一生，诗歌成就极大，白居易称赞：“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唐诗纪事》）一个“豪”字，确实概括了存在于刘禹锡绝大部分诗中的那种跌宕雄健的风格和积极健康的美学趣味。

1．在贬谪的诗文里，他寄情的山水是明丽清新的。他纵目洞庭，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湖光月色，一派明净，绿水青山，相映成趣。而这正是他被贬朗州时的作品，与张说贬在岳州时“日见孤峰水上游”（《送梁六自洞庭山》）的一片愁人秋色有着显然的不同。

流放巴山楚水，他汲取当地的民歌俚调，写下了《竹枝词》、《杨柳枝词》、《踏歌词》、《浪淘沙》等系列诗歌，形式生动活泼，敢于标新立异别创新路，既有民歌新鲜质朴、爽朗明快的特点，又比一般民歌细腻凝练，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丰富了文人诗的内涵。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称赞这类诗歌“宏放出于天然”，抒情写意“无不宛尔成章”（《姜斋诗话》卷二）。如下面的几首：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脓愁。（《竹枝词九首》）

这首诗写一个深情的女郎在爱情遭到挫折以后的怨愁。诗人用比兴手法把女郎炽热而深沉的感情同美丽的自然景色融合在一起，写愁而不流于伤感。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竹枝词二首》）

“东边日出”是“有晴”，“西边雨”是“无晴”。天晴的“晴”与多情的“情”正好同音，由于借用这种双关隐语，使这首诗显得特别有情致。

2．刘禹锡的诗经过反复锤炼，语言精练自然，意象鲜明，内涵浓厚，特别经得起咀嚼。尤其是他的咏史诗，用精选的意象，虚实相生的手法来抒发对历史沧桑变化的感叹，又深沉又悲凉，历来为人所称道。如借六朝陈迹来总结历史教训的七绝组诗《金陵五题》，白居易读后“掉头苦吟，叹赏良久”，还说“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金陵五题〉序》）。像这首《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石头城，这座依山修建，以长江为天险的城池，地形险固，曾经是六朝时镇守南京的军事重镇。然而，陈朝灭亡以后石头城终于失去了它的重要意义，城垣逐渐颓败，变为一座空墟。豪华消逝，了然无痕，只有这四面的青山，长江的波浪和天边的明月，还在寂寞地守候着这座空城。这首诗不作一字议论，却在写景中暗示了朝代的更迭今昔的变化，令人回味无穷。

又如《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朱雀桥边，乌衣巷口，野草野花映照着夕阳，燕子在普通百姓家里飞出飞进，这是人人都看得到的眼前实景，说不上什么新奇。但第三句却突然一跌，运实入虚，借一只燕子，看到了几百年前显赫一时的王谢两大家族的烟销云散。小中见大，发人深思。

3．谪迁一生，屡受打击排挤的刘禹锡，他的身世感怀诗却绝少沾上感伤颓唐的情绪。相反，他的诗歌诗歌爽朗豪迈，充斥着奋发向上的精神和诗人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这不但在时人中是不多见的，在后人中也为数不多。如著名的《秋词二首》：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悲秋，从来就是诗人的职业病，他却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天高气爽的秋天使人心胸开阔，更有诗意。这首诗写得天朗气清，远胜春光，分明地凸现着诗人爽朗豪迈的心境，奋发向上的精神，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还抒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的雄心壮志。

在迁谪远州的漫长的二十三年里，他虽然也难免有过感伤和悒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积极振起，始终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希望与信心。他赞美经过砥砺，重为利刃的佩刀，借此表达他百折不挠的劲节与待时而起的雄心。直至晚年，诗人依旧保持着积极进取的锐气和坚贞不渝的志节：“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罢郡归洛阳闲居》）、“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赠乐天》）的自强不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乐天所寄咏怀且释其枯树之叹》）的通脱识度，“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始闻秋风》）的豪迈壮烈，无不表现出一种撼人心魄的豪放的力量。

肖瑞峰先生曾把刘禹锡的豪健放在唐宋大家中进行比较，他认为“李白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放；杜牧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的放荡；苏轼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旷达；辛弃疾的豪更多地表现为‘欲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激愤；刘禹锡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豪迈、亢奋、昂扬。”（2）此五子之中，与刘禹锡之风最为接近的应是苏轼和辛弃疾。但刘禹锡比苏轼更多一份执着，比辛弃疾更多一份通脱，所以亢奋而不狂躁，悲愤而不沉沦，洒脱而不放浪，执着而不拘泥，他是离现实人生最近的诗人。他的人生态度最少偏执，既不高蹈出尘，又不哀伤消沉；既保持积极进取的锐气、又保持着相对开朗豁达的心态。

注释：

（1）黄永年，《旧唐书•宪宗纪》上，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2）肖瑞峰，《刘禹锡诗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页。

参考文献：

1、卞孝萱：《刘禹锡年谱》，中华书局1963年版。

2、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