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联动

刘　莹3

【内容提要】　在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中,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日益相互交融和相互渗透。本文通过国际政治的经济化和世界经济的政治化阐述了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联动。

Ξ　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意识形态的对立日趋缓和,整个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不仅表现为两极格局向“一超多强”甚至多极格局转变,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经济的多中心化(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A PEC)不断深化。结构中的元素增多了,世界变得更错综复杂,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联动更加明显。

国际政治的经济化

　　萨缪尔森曾称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为“最完美的概念”。这一简单概念的内涵是: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均应依照相对效率进行组织。这就意味着应按专业化进行普遍的劳动分工,每个参与集团的收益也绝对取决于其对全局的贡献。但在现实世界中,市场被不同的并且通常又是相互对立的社会集团或国家所分割。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条件下,每个国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然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调整对外策略。国际政治的经济化已成为普遍现象。

在冷战时期及整个20世纪前半叶,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治利益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美苏两大集团政治上的对立、军事上的对抗、经济上的争夺,无不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和影响。西方国家极力反对主义,力图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取而代之,和平演变就是这种政治战略的重要体现。而社会主义国家,在坚决捍卫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以在世界范围推翻资本主义、实现主义为己任。这是一个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直接较量和激烈交锋的时期。在后冷战时期,世界各主要国家从两极格局瓦解的过程中,从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的事实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当代,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社会制度的优劣与否、意识形态较量的谁胜谁负,归根到底要取决于一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能否为经济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创造条件。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既可以有力地保障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的稳定,同时也可以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扩大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当今世界,虽然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治利益中仍占重要地位,但在国际事务中意识形态交锋的激烈程度已经大大减弱了。这表现在:意识形态已不是国家对外行为价值取向的惟一判定标准,谋求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优势已成为众多国家追求

92Ξ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的首要目标,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倾斜,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划分和组建区域性经济集团的做法已经改变,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摒弃意识形态纷争的前提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就连当年作为意识形态对立一极的领头羊美国也调整了过去的。克林顿在对华中做出的使问题与贸易最惠国问题脱钩的决定,就反映了美国着眼于21世纪综合国力的发展,更加重视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经济大国在亚太地区和世界事务中的作用,而不愿因意识形态纠纷而束缚自己的手脚。

一个国家能否保持政局稳定,一个政党能否赢得选民的信任,主要看其能否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并把经济搞上去。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执政多年的党派在大选中接连遭到失败,大换班,不能不说与执政党在经济方面政绩不佳、失掉民心有关。在国际政治关系上连连得手的老布什,在对苏联和东欧的战略中和海湾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并没有走向政治辉煌,却因选民对美国国内经济不景气不满而离开政治舞台。相反,尽管克林顿在任时屡屡受丑闻困扰,但因美国经济持续十年走强,支持率不降反升。撒切尔夫人虽在当政期间因创造了“撒切尔主义”的政治奇迹而名噪一时,但随着英国经济衰退的到来以及失业人数的增加,不得不挂冠而去。科尔的教民主同盟之所以能连续在大选中获胜,就是因为德国经济此时已开始复苏。第三世界各国更是把经济作为政治上是否成功的标准。90年代中期,墨西哥制度党和巴西社会民主党都因在竞选中提出了吸引人民的经济而上台执政。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作为规定并实现国家利益的力量要素,军事力量总是最重要的手段。而经济和科技的要素,则只有在转化为军事行动力和政治影响力后,才能在国家利益的实现中发挥作用。因为在那个时期,单凭科技和经济的力量,既不足以决定势力范围的归属,也无力打破西方冷战的铁幕。所以,我们所能看到的便只能是超级大国和地区霸权主义凭借武力争夺势力范围,美苏两国不惜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进行军备竞赛,谋取军事优势。那是一个以军事实力决定一个国家的权利大小、利益能否实现的时代。在后冷战时期,作为实现国家政治利益的手段,军事力量的作用降低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在采用军事手段问题上普遍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近年来,各主要国家纷纷进行军事调整,其显露出的倾向是:军事手段的运用更加侧重于威慑,更注重于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军事部署和军备建设着眼于加强旨在防止地区冲突的快速反应能力。这种调整反映了军事实力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更多地带有间接性的特点。相反,冷战后世界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追求其国家利益时,却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和科技的手段。海湾战争后美国带头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在波黑冲突中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制裁,在解决朝鲜核设施检查问题上美国等国家以经济制裁和经济技术援助两手交替运用,都说明了这一点。更引人注目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相互间的矛盾和摩擦时,更是把经济技术手段作为一种主要武器,经济制裁威胁或经济制裁措施频频出台。应当说,经济科技手段运用的效果是明显的。南斯拉夫放弃对波黑塞族的支持,朝鲜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的检查,已显示出了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和国家利益的手段,越来越具有直接性的特点。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它较之传统的武力手段,更具穿透性,更易于取得实效。经济科技力量能够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有效手段,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有着密切联系。正是在这种情

03况下,这种手段的运用往往会对一个国家的生存产生重大的和直接的影响。这是使得经济科技力量得以卸下军事实力的盔甲而直接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

世界经济的政治化

　　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和对外经济活动是整个国家对外政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对外目标的手段。任何对外经济和对外经济行为一经国家这一政治主定和实施就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整个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它是以促进国家整体利益的实现为目标的。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任何影响世界经济的和行为即使表面上似乎不具有政治的性质,也会立即政治化。当今世界经济中存在的经济区域化的现象,实质上是国家间关系领域即政治关系领域国际化趋势的表现形式。如欧盟是在欧洲各国的协调和干预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在当前国际社会中最为普遍的当属公司为了赚取利润而采取的政治手段了。

当代公司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迅速发展的。它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74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正式确认了“公司”这一名称。现在,全球已有3.5万家左右的公司控制了全球总产值的40%、国际贸易的50%～60%、国际投资的90%。公司已成为与主权国家并存于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相对的单位。由于缺少必要的和法律,主权国家对公司行为的有效约束还是个问题。有一些中小国家或经济非常开放的发达国家,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它的国内经济,影响着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决策。特别是近年来,主权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日益受到公司的货币和资本行为

的影响。跨越国界在其他国家建立公司,必然会遇到一些政治问题。例如,为解决重要的商务问题,经济企业要对付各国的,在经济手段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利用各种政治手段达到经营目标,甚至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影响东道国的对外或干涉东道国的内政。因此,政治作为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它也就成了经营和管理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句话,为了达到经济的重要战略目标,发挥政治影响、施加政治压力对公司就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和保持一个有助于其扩张、抵消其成本开支的国际性网络,实现全球战略。例如,近年来美国各大公司为了保护其在华利益,对美国和国会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游说,以影响国家的决策。以往一年一度美国国会审议对华最惠国待遇时表现得尤为充分。这也是利用政治手段达到经济目的的一种做法。再如,近几年来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欧盟机构权力增大,公司就通过“说客”左右欧盟的。公司等利益集团一般委托的事务所或者派出自己的代表机构常驻布鲁塞尔,以便跟踪、了解和影响欧盟的决策,维护各大公司的利益,于是形形色色的“说客”性质的咨询机构应运而生,且数量愈来愈多,对欧盟的决策影响很大。

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中利用政治手段主要起到以下作用:

第一,利用“”优势有效地对付东道国的。由于公司在许多国家都有经营活动,因此,它可以根据有利原则随时调整对投资地区的优先顺序,把自己的投资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当面对东道国的时,可以用停止新投资甚至撤出或转移现有投资的方法相威胁,迫使东道国企业或就范。

第二,借助母国的力量尽力使全世

13界向公司的贸易与投资开放。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官方援助和私人公司的国际投资与贸易之间有着互相促进的关系。前者从根本上讲是为后者服务的。如果私人投资在受援国没有前途,所谓官方援助也就停下来了;反之,如果私人投资在受援国有利润可赚,那么的援助就表现得比较积极,二者相辅相成。不仅如此,母国有时还直接出面进行干预,迫使东道国让步。由于国外投资往往纳入本国投资的保险系统,公司更有理由要求母国的保护。

第三,利用政治贿赂实现自己的经营目的。在商业经营中,政治贿赂虽然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但仍层出不穷。例如,1975年美国联合商标公司曾向一名洪都拉斯行贿125万美元,以期降低该国香蕉的出口税,被新闻界曝光。美国洛克希德公司曾在日本大行其赂,涉及到大批政界要人,甚至前首相田中也因此坐牢。应该指出的是,公司行贿更大量地是发生在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由于相关法律不健全和国内本身就成风,很多在与外企打交道时也以手中的权力相要挟,公开索贿,从而形成“权钱交易”。

第四,政治游说。主要是“院外集团”对本国和东道国的、议会以及国际组织的游说,对它们的法律和的制定施加影响,以保证有利于本公司的法规出台。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国家。20世纪初美国已经出现了这种对国会和进行游说的利益集团,五六十年代后非常盛行,这与大公司尤其是公司的发展是一致的。80年代以来,很多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出现了进行游说的利益集团,政治游说以本公司的利益为基点,其效果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例如,在对华贸易中,美国公司每年都要对国会和进行大量的游说活动,以促其批准对华实行的最惠国待遇,从而发展两国势头正旺的贸易。同时,一些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游说本国或东道国采取利己主义的经济,这种游说的结果显然不利于开展正常的贸易经济活动。

第五,塑造公众形象。制定专门处理公众关系问题的计划,改善公司在国际上的形象越来越成为国际经营中的一种重要的政治手段。公司的经营者们清楚地认识到,公司与政治家一样,也需要树立起良好的公众形象,这是它们的巨大的无形资产。如果公司的形象不好,引起了广大公众、国际组织、各国、新闻媒体、学术界、社会团体、宗教势力、生态主义者、金融界及股东的强烈批评,即使它有货真价实的产品,其损失也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树立自己的公众形象可以有多种手段。例如,在东道国或母国向失学儿童、贫困者损款;向有影响的体育赛事或文艺活动提供赞助;在各国与东道国发生冲突时,甚至是意识形态领域冲突时,不受影响,坚持向东道国投资;迎合东道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等等,不一而足,采取这些措施都可能在不同的公众群体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或取悦于某些政治集团。当然,客观地来说,这些措施虽然对某一社会集团的人可能是有利的,但对另一些社会集团来说可能就是不利的。

英国国际政治教授苏珊・斯特兰奇认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具体形势,很难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的确,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相互渗透甚至合二为一,在实践中被证明是相当难以区分开来的,两者的联动是必然的。任何将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割裂开来,或者片面强调某一方面,都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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