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与陈寅恪的差距

作者：壶公评论

发表日期：2010-8-6

　　义宁陈氏的思想属于曾国藩的思想范畴。武大历史教授、陈寅恪晚年的弟子刘适认为，陈师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伯严效忠清朝，力主维新而终遭贬斥，维新事业付之东流是陈师心中永远的伤痛，他对清朝是完全没有孤臣孽子的心情的。

　　由此而外，我们事实上能够这样看待陈寅恪，他所继承的曾国藩、及其父祖的传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律和关于社会稳定的担当，自律和担当与200年来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相关。

　　陈寅恪虽然突破了曾国藩与陈宝箴等维护满清的局限，但是因此说陈寅恪是自由主义者却也荒谬了，他的前行只是在两种西化模式，即西方自由主义和俄式主义中间寻找一条属于中国的道路。

　　李慎之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把陈寅恪纳入自己的自由主义者的阵营?是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寻找一个源头?还是为自己的“家族”寻找一个伟大的祖先?可惜我们看到的陈寅恪是在寻觅中国历史、文化和人性时所表现的特性，而我们同时看到的李慎之则是借助西方文化谈自由的盲目特性，无论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两者之间都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李慎之引陈寅恪为自由民主的同盟，李慎之却是陈寅恪的一个反证，经历“自由民主的中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的两种西方模式之后的现代中国人，在否定一个阶级的专政之后却也能够正视中国自由主义的每况愈下，注意到了自由斗士的幼稚及其对社会利益的轻率。

　　李慎之是一个情感化的自由主义者，与胡适一样，他不能够在中国文化中找到自由民主的基因。他不了解中国文化，当然，他不可能与1935年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的10位教授为伍。在他，大约十分欣尝：“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就是在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没有了中国人。”在他看来，只有“荡然”才有引进自由民主的可能。

　　李慎之是一个肤浅的自由主义者。他也不能进入1933年发表了《中国文化之出路》的中山大学教授陈序经等人的序列。其实他并不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例如从赎罪到自律;也不认为中国文化唯有彻底西化才有出路――他的自由缺乏宗教感而类似于自然。这两点尤其可以证明于这一点：

　　他把所有的社会妥协都视为压迫，例如他把中国现代政治视为后极权主义。他是这样认识后极权主义的：

　　“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李慎之从有色眼镜的背后看待中国，他在否定一个事实：执政者的更替是一类自然现象，重要的是执政理念的进步――是否贴近于时代，是否体现了大善。

　　为什么要用自然的现象否定绵延的信念呢?为什么要用浪花的消失否定河流的存在呢?

　　李慎之描述的现代中国是一个如此晦暗的色调，较之龚自珍对满清的描述尤过之。他并不是要接受西方文化――如果没有基体，又谈什么接收呢?或者说，他认为中国应该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他主张的是。之后的中国又将如何?李慎之不能回答，因为他并没有一种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责任感，他表现出一个小人的肤浅。

　　李慎之主张什么?

　　李慎之有浓重的哈维尔式的小国寡民的情结，李慎之不乏犹太人的亡国心态，李慎之囿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思维。

　　李慎之以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为自己的楷模。他认为：

　　“自由是哈耶克永恒的理想，他继承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以个人主义出发，强调维护人的自主。这种自由包括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经济自由。”

　　在以集体主义为基本人文特性的中国文化面前，李慎之的“个人主义”如同撞击在石壁上的回响――如此空洞，如此无奈。

　　李慎之充满激情地称颂：

　　“捷克现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首先以戏剧家著名，后来又成为突出的、哲学家。。虽然他拥有极其耀眼的头衔，但是历史将永远记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

　　上面的文字来自李慎之为《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所作的序。在这一篇文章中，李慎之有意识掩盖不同国家不同的国情，例如：

　　捷克是希特勒铁骑蹂躏的国家;捷克是斯大林统治下的一个国家;捷克只是一个小国;捷克没有一个的文化，更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连续的、生气勃勃的文化系统。

　　如此重要的一些评判社会的要素，在李慎之这里都可以视而不见，他只关注他的“自由”，而他关注“自由”的原因只是因为他忍受不了所谓的“后极权社会”。 李慎之真的做到目空一切了，当然这个“一切”指的是偌大的中国。

　　李慎之有自己评判社会的标准，名曰“真实”，“真实”是可以达于“自由”的管道，例如：

　　李慎之关心哈维尔的“在真实中生活”，“在真理中生活”。在他的目光中，中国所有的存在都是虚假的，或者说所有的一切只有符合他的标准才是“真实”。

　　李慎之崇拜哈维尔的这样的话：“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

　　他写到：“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

　　李慎之崇拜哈维尔的这样的话：“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

　　李慎之没有意识到，当他自鸣得意地提倡这一类标准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扼杀气象万千的大千世界;他至多只能说明他或他那个群体的理想，却以蹂躏更大的、其它群体的生存信念为代价。

　　李慎之是不负责任的，如果他是一个合格的自由主义者，至少他应该效法――本来应该是他的前辈，例如严复、梁启超、胡适等人对中国社会的剖析，并且因之而担当相应的社会责任。在李慎之的言论中，难以找到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如严复、胡适等人的影子――他们的自由主义是以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所展现的事实和需要为皈归。当然也更不可能与陈寅恪有所共鸣――陈寅恪，一个以家族三代人的生死存亡担当了民族兴亡的正人君子。

　　在中国文化传承中，李慎之所处的位置是叛逆。当我们分析中、西方文化的区别，很容易明白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是泾渭分明的存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决定了中、西方过去的历史，也决定了现在和未来两类社会的走向。

　　我们当然能够承认任何具有生命力的自然存在都具有兴衰和阴阳的特性，认识存在的这一个自然性质，才能明白光明与黑暗。正如严复与梁启超，他们都曾经视西方为榜样，但是第一世界大战及其前后发生于西方的危机促使他们产生了文化之兴衰与阴阳的意识。意识到中国文化的衰落仅仅只是暂时的，中国文化的阴阳转化需要我们自己去完成。可是，李慎之没有这一方面的意识，因此，即使处于盛世前夜，他仍然把一切看得如此黑暗。

　　在中国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李慎之所处的位置是失败。李慎之所主张者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那一个被称为“旧中国”的制度。关于这一个制度，它始终以主流或支流存在于近代中国史，但是它留给中国人的印象却始终是阴暗与失败，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不适宜于中国，这个不适宜的原因只在于文化中集体主义的规定性。

　　自从满清道光年间的政客徐继畬认识到美国式文明，到1911年孙中山在中国实践了两次美国式文明，虽然我们对美国式文明与徐继畬一样充满兴趣，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孙中山在中国的实践是失败的。

　　孙中山的第一次实践失败于袁世凯，今天的历史记录对袁世凯诟病许多，但是史实告诉我们，当其时，无论是先知先觉的海归如严复还是传统理学的传人如杨度都是袁世凯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甚至包括孙中山阵营中的汪精卫等一批充满朝气的青年。因为当时中国所面对的最急迫的课题是“驱逐满清，恢复中华”，民主无非侈谈，更何妨是美国民主。这一次“民主”实践的不适应症造成的社会影响是二次和军阀混战，偌大中国白骨蔽野、民不聊生。而更大并且更深远的影响是，中国人无法清算满清，无法在思想意识上摆脱作为奴隶的思维而返回中国人自身的文化氛围，这个课题延续至现代而不知终结于何日?

　　孙中山的第二次实践失败于蒋介石。蒋介石的政治以自由民主为表，为里，国家处于状态，种种“民主政体”分土裂茅;更主要的是国共对立，假民主遇上了真民主。当时所面对的不只是政治上的统一，而是文化上的认同，可是蒋介石做不到这一点，他只能让位于。这一次“民主”实践的不适应症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三次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它的残酷与血腥我们至今难以忘怀，它为中国留下了一穷二白的惨破局面。而更大并且更深远的影响是，中国人的目光被引向民粹文化的根源地欧亚的北方，当现代的人们因为俄罗斯文化和小亚细亚文明所造成的困惑隐隐生痛的时候，我们的面前茫然依然。

　　自由民主是人类社会自然演变的必然产物，是人类寻求自身的新文明的体现。自由民主是一类文化，根源于人性而结论于认同。它不是思想者思考的结果，而是思想者寻觅的事实。寻觅、思考和发现，需要的是一类缜密的逻辑思维，并且以之应用于我们社会自身的历程。

　　陈寅恪以及他所推崇的王国维，都是倡导这一思维方式的思想者。他们都能够深刻地理解西方文化，近代中国，王国维是引西方思维研究中国社会的第一人，陈寅恪则是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的“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吴宓语)陈寅恪誉人或自奉的“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就根源于此。

　　在他们这里，没有拿来主义――尽管他们的手边有大量的可取之物――甚至比孙中山还多，但是他们明白，那是别人的东西，随便应用有害民族。他们希望自由民主从中国的文化中长成，重新构建新中国的文化模式和社会建构，以取代自孔子以来的旧文化和旧的社会建构，但是，作为开拓者，他们太难了，王国维颐和园投湖是一类思维的困窘，陈寅恪诗吟：“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也令人感动这一代思想者的苦熬。

　　关于自由民主，制度模式的拿来或者每况愈下，文化模式的探索却方兴未艾。李慎之之路死了，陈寅恪之路已经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