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进步与局限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自公元220年始至公元5年止的一段时期，经历了三国（魏、蜀汉、吴）、西晋、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各朝代的更替。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文人命运多蹇，常在忧惧和惶恐下讨生活，遭受和屠戮在历代中也最多。文学方面也多受民族融合、宗教融合等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魏晋南北朝文学在诗、辞赋、散文乃至批评文学各方面均有发展。是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

这一时期，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等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和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下面从魏晋南北朝文人乐府入手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进步和局限加以浅证。

关键字： 魏晋南北朝文人乐府的发展  内容

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的总趋势是以着重诗歌的艺术特质为导向的。注重文学的抒情特质，注重文体的表达功能，重视文辞的美学特点，重视表达技巧的丰富完善。从文学思想上看，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包含了抒情、风骨、辞采、骈丽、事典、声律等各方面的内容；从诗歌题材上看，唐诗中的各个题材种类，此时诗歌中均已涵盖；从诗人主体上来看，他们的文学自觉意识，他们的文学与非文学（“文”与“笔”）意识已完全具备，他们对诗的艺术美的追求也已达到成熟的高度。

乐府对建安及之后各体诗歌发展影响巨大。至东汉，文人仿制者很多，然而保留至今的篇章很少，至魏晋，则文人乐府极为繁盛，题材内容丰富，作家众多，形式则有五言、四言、六言、七言、杂言。综观这一时期的文人乐府诗，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魏晋时代(从220年一420年)约二百年，其主要标志是文人乐府诗歌的创作趋于繁盛。

汉末建安(东汉献帝年号)年间，曹操柄政，许多文人都归附曹氏门下，因此文学史研究者习惯把建安文学归入曹魏文学来论述，建安文学和曹魏后期的正始文学，是曹魏文学的两个重点。

建安时期，文人诗歌繁兴，钟嵘《诗品》说当时曹氏门下能写诗的文士有百来人，带来了文人五言诗的繁荣，其中的文人五言诗大部分为乐府诗。主要作家有：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此外，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踽等人，都擅长写诗，样式多数是五言诗。三曹中曹操的的乐府诗遒劲刚健、悲凉慷慨，往往无意于文辞，而文辞却往往错落有致，语言朴素，精彩自生，其内容反映了社会和民生疾苦，表现了诗人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统一天下的大志，主要有《薤露行》、《蒿里行》、《短歌行》、《秋胡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但操的诗始终是政治家的事，曹丕的诗则完全是诗人的诗，情思婉约悱恻，能移人意，却缺乏着刚劲猛键的局调，有《燕歌行》二首、《秋胡行》、《广陵观兵》等；曹植的诗虽无操的壮烈自喜，却较操更为苍劲；无丕之妩媚可喜，却较丕更为婉曲深入，有《盱嗟篇》、《箜篌引》、《野田黄雀行》、《名都篇》、《白马篇》、《美女篇》等。建安七子的乐府诗主要有：王粲的《赠蔡子笃》、《从军诗》五首、《杂诗》、《七哀诗》三首；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踽的《驾出北郭行》等。此外曹魏时期，左延年的《秦女休行》以五、七、杂言相兼而成，属于歌行体乐府诗。

建安诗人的乐府诗，尽管不时露出“诗歌”的痕迹。但诗人的气质、政治使命，与时世的交互作用，是他们的作品情调高昂、感情炽热充沛，化为慷慨悲凉的心曲，从而使乐府诗的风格为之一变。

首先，建安诗人增强了乐府诗的抒情成分。明徐祯卿说：“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曹氏父子在关注外部世界的同时，开始更多地指向内在的主体心境，把自我的情志体验多侧面表现在乐府诗中。

其次，建安诗人开始创作乐府徒诗。曹植作为建安诗坛最杰出的诗人，其乐府诗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他拟《苦寒行》为《吁嗟》；拟《善哉行》为《日苦短》；又拟《豫章行》为《穷达》。晋宋间陆机、鲍照等诗坛名家均直接取法于他，大开拟古乐府之风。

司马氏统一中国，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建立了西晋王朝。不久，西晋因少数民族的侵扰而覆灭，司马氏在南方重建了东晋王朝。两晋时期，文人辈出，文学昌盛。许多文人参与了乐府诗的创作，当时最有名的当数张华和傅玄。张华乐府有《壮士篇》、《游猎篇》、《博陵王宫侠曲》；傅玄乐府诗较有文学趣味：《燕歌行有女篇》、《秋胡行》、《明月篇》等。另外著名诗人还有陆机，起乐府诗主要有《苦寒行》、《猛虎行》、《燕歌行》等。

汉代从事乐府诗创作的文人与乐府民歌的作者不同，他们大都是中下层士人，为了寻求出路，不得不远离乡里，奔走权门，或游走京师，或拜谒州郡，以谋得一官半职。这些人长期出外，家属不能同往，彼此之间就不能没有上离怨别的情绪，因此当时的乐府诗主要包括以下几种题材：追求仕宦的热情；游子思妇之情；人生无常，及时行乐；朋友交情淡薄；概括在一起，此时期乐府诗主要是文人对于现实生活和内心要求的矛盾、苦闷的反映。

汉末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引起了社会思想的变化。自汉代自武帝以来，一直是儒家思想占独尊的统治地位。曹魏时期，适应新的现实的需要，名、法、兵、纵横等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思想界呈现一种自由的趋势，文学创作在内容方面也有了发展和突破。魏国统治者曹氏父子都爱好和奖励文学，招揽文士，围绕他们聚集了“七子”、蔡琰等众多的作家。这些作家大都认同曹操的统治，他们又都曾卷入了汉末的漩涡，因此他们的乐府诗歌创作一方面反映社会的动荡和民生的疾苦特别是军旅征戍生活，一方面表现统一天下的理想壮志和顽强的进取精神，悲凉慷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此外，正始文学阶段，由于统治阶级大肆政治上的异己人物，崇尚虚无、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有了迅速的发展，玄风开始盛行，反映人民疾苦和追求“建功立业”的乐府诗歌内容为揭露政治的黑暗恐怖和“忧生之嗟”所代替，诗歌表现的内容更加多样化。

乐府至南北朝，产生了大批创作作品，作者多为不知名的贫民，民间乐府达到了最高潮。同时文人乐府的创作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汉乐府偏重叙事，内容深广不同，南北朝乐府民歌以抒情为主，多为五言短章（北朝乐府有少量四言体），向小型化发展。以轻灵之体，状单一情事，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过，在质朴天然的民歌本色上与汉乐府一脉相承。

南朝宋代前期，出现了谢灵运、谢惠连、鲍照等著名诗人。谢灵运所作仿古乐府诗，现存的有二十余首，如《悲哉行》；谢惠连的拟古乐府诗有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如杂言一首《鞠歌行》。鲍照的诗今存约二百首，其中乐府八十多篇。如《梅花落》、《代贫贱愁苦行》、《代放歌行》、《代东武吟》，以上诸篇都是南朝二百年间乐府诗中少有的佳作，《拟行路难》十八首是其代表作。他的乐府诗运用七言和杂言样式，七言诗隔句用韵，改变了过去七言诗每句用韵的形式，而且常常换韵，加强了七言诗的节奏和变化，增进了表现力，因而对南朝后期和唐代的七言歌行有很大影响。

鲍照的妹妹鲍令晖拟古乐府，现存的也有很多首，如《拟青青河畔草诗》；齐代文人拟古乐府王融、谢眺可为代表。谢眺的若干五言小诗，语言精炼而又自然，情味隽永，如《蒲生篇》；王融的《有所思》亦是齐代拟古乐府的代表作品。

在长期南北时期，北方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一直落后于南方，文学也是如此，文人以乐府诗歌为手段，褒贬时世。此时出现了一些著名文人乐府作家及作品。如温予升《结袜子》、《凉州乐歌》、《捣衣》，王容《大堤女》，王德《春词》，邢劭《思公子》，魏收《苎歌行》、《永世乐》、《挟瑟歌》，裴让之《有所思》，但他们作品大抵模仿南方文人。无甚特色，北朝文人中最有建树的当数王褒和庾信，庾信原是梁代著名文人，遭侯景之乱，他早期的诗篇，多属宫体诗，后期由于生活环境的剧烈变化，诗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乐府诗如《燕歌行》、《杨柳歌》，亦可见北方文学的影响。王褒的乐府诗多是南北文学的结晶，他的作品有《关山月》、《从军行》、《饮马长城窟行》、《凌云台》、《入塞》、《燕歌行》、《出塞》，而尤以《燕歌行》、《出塞》为最优秀之作品。

南北朝时代，诗歌的面貌和魏晋时代颇有不同，南朝诗歌，不仅形式技巧上有新的变化，而且题材内容上有新的发展。南朝文人诗的代表当推鲍照。鲍照由于“身地孤贱”曾经从事农耕，生活在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处处受人压抑，在创作中，他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民歌的传统精神，描写广泛的社会生活，对受压迫的人民表示深刻的同情。此外，鲍照的诗歌反抗现实的精神十分强烈，《拟行路难》十八首比以前的乐府诗内容更加丰富，及时行乐、听天由命的思想同样存在，但是更多的篇章，内容有所创新，如“泻水置平地”、“对案不能食”二首，对士族门阀的压迫表现了清理的不满和反抗；“璇闺玉墀上椒阁”一首对爱情不自由的妇女表示深刻的同情，诗中女主人宁作“野中双凫”，不愿过贵家姬妾的生活，对向往爱情自由的女性是一种歌颂，诗歌中勾勒的女婢形象以往比较少见。

诗歌发展到梁、陈时代，诗人和作品的数量愈来愈多，但是诗歌的内容却愈来愈空虚堕落了，生活内在宫廷贵族周围的南朝文人，趋炎附势，生活荒淫，诗歌也因此充满淫声媚态，此时的‘宫体诗不值得多提。北朝诗歌基本上是沿袭齐、梁之风直到庾信由南入北，才给北朝诗坛带来转机。庾信诗歌，其前期主要是一些寄情声色的作品，他出使被留而屈节于敌国，是他生思想变化的转折点，其诗歌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诗反复倾诉对故国的深沉怀念，以算是北朝文人诗歌创作的新题材。由此可见，庾信的诗歌思想内容方面较前有开拓，他后期诗除了表现身世遭遇的痛苦外，还有北方边塞的风沙气息的描写，《拟咏怀》中“阵平不动，秋蓬卷欲飞”、“流星夕照镜，烽火夜烧原”、“轻云飘马足，明月动弓硝”等句子是南朝罕见的诗句，思想上也有新意。从汉末到隋朝约四百年时间内，文人乐府诗的创作非常繁荣，诗歌内容也非常丰富其中积极的内容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社会现实的反映

自有诗歌以来(如《诗经》、楚辞)，就形成了一个好的传统，那就是无论是民间作品还是文人都特别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可以说，自汉以来的乐府诗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最初的乐府诗更多的是民间的无名作者对于民间风俗、王政得失的咏歌。而汉末的社会大的现实不仅打乱了文人稳定的生活，也使文人面临着不同生活道路的选择，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作家群体，一方面积极入世，试图建立不朽的功业，一方面用自己的笔记下J，生逢末世的庶民百姓的苦难生活。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两首都是作者借古题写时事，前者感叹何进召董卓酿成大乱，毁灭了东汉王朝基业，“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游而且行⋯几句叙董卓作乱之事，叹东汉灭国之悲，慷慨悲凉。后者揭露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反映东汉末期的社会现实。如“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六句，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凄惨、悲凉的图画，这正是诗人正视民瘼，大痛大悲之情的充分流露。

（二）对战争、边塞题材的开拓

汉末至隋朝约四百年内，基本上处于长期割据(西晋统一至八王之乱只有八年)，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文人亲眼看到战争带来的灾难，因此借乐府来反映战争的诗歌从曹魏开始就比较多。曹操《苦寒行》、曹植《白马篇》、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都属于这种题材。除此之外，南朝诗人中，还有一些并没有经历过丧乱的作者，他们利用乐府古题，也写出了能体现“清拔而有古气”和“怪以怒”的特色的边塞游侠诗歌，如《边城将诗四首》、《战城南》、《入关》、《从军行》、《渡易水》以及《拟行路难》五首等。庾信《燕歌行》起首六句“代北云气昼昏昏，千里飞蓬无复根。寒雁邕邕渡辽水，桑叶纷纷落蔹门。晋阳山头无箭竹，疏勒城中乏水源。”以苍莽凄怆的笔调，描绘了一幅荒凉的边塞图。“代北云气昼昏昏”两句，写绝域的昏暗和苦寒。同时。也对战争中前线“无箭竹”、“乏水源”的极端困境进行了描述，体现战争之苦。

（三）对人生的慨叹

从汉末三国的纷争，接连着就是曹氏、司马氏的相互争国。朝中将士被杀戮很多，人民深受荼毒之苦。魏明帝时，甚至有“录夺士女前已嫁吏民妻者，还以配士。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见《三国志·魏志》卷三裴《注》引《魏略》)，故王弼注《老子》，主张一国之君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阮籍则更加主张无君臣之分；无贵贱的差别，这种无主义观念，主要受当时君主的懈怠从政的影响。随着佛教的传入，文人对生命存在的意义的思索越来越深刻。生命意识，宇宙意识的觉醒，加以社会长期的动荡不安，生命贱如蝼蚁，古人对生命的思索更现实，更迷茫。因此这一时期文人创作中对人生的咏叹的作品也比较多，其中最典型的当数曹操《短歌行》。

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人们生命意识的不断觉醒，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的作品越来越多，这类作品在文人乐府诗创作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四）对爱情的歌咏

歌咏爱情是诗歌的一个永恒昀主题，乐府民歌中的这一类作品特别多，文人笔下的爱情诗也不少。但是民歌中的爱情诗大多数比较短小，表现手法比较简单，和音乐而歌，感情的表露大胆而直率。而文人乐府歌咏爱情的作品则大多数篇幅较长，表现手法复杂多变，表露感情的方式更加含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人爱情诗的创作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变化多端。

曹丕的《燕歌行》二首可以算是文人乐府诗中歌咏爱情的代表作品。其中第一首写一个女子在秋夜里怀念远方作客的丈夫，“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写鸟儿都知道回家，独处深闺的少妇的丈夫却远游不归，此诗对少妇情切切、意绵绵的思念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两晋时期傅玄的《青青河边草篇》内容也是属于此种题材，作者从绵绵青草起兴，触发对身在远方的丈夫的思念，诗篇借梦境中与丈夫像鸳鸯一样形影不离的美好情景表达对夫妻恩爱、相伴相随生活的向往。鲍照的妹妹鲍令晖“有才思亚于明远，著《香茗赋集》行

世。”钟嵘《诗品》赞美她的诗“崭绝清巧”。她善长写离情闺怨，《拟青青河畔草》诗，便把一位征人夫妇内心隐微的思想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其中“鸣弦惭夜月，绀黛羞春风”两句，写尽闺妇千种情思，万般苦恼。由此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乐府创作中，爱情已经成为创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魏晋南北朝时代，虽是天下大乱的时代，但封建贵族穷奢极欲，以一种病态的狂热度过醉生梦死的岁月，当时“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晋书·傅立传》)，一部分文人乐府创作者本身就生活在朝廷，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十分了解，文人的思想也处于极度矛盾之中，一方面，社会的动荡让他们忧心忡忡，一方面积极的进取精神为否定现实的消极思想所代替，当自己的鸿鹊之志无法实现时追求声色成为文人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特别繁盛的时期当推南朝宫体诗创作。从而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乐府出现了较为消极的诗歌内容——对声色的追求。

事实上，曹丕的作品中就有类似的题材。如《大墙上蒿行》中的“上有沧浪之天，今我难得久来视。下有蠕蠕之地，今我难得久来履。何不恣意邀游，从君所喜，带我宝剑?今尔何为自低昂悲”、“排金铺，坐玉堂，风尘不起”等句子，反映了文帝生活的奢华，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声色生活的一种追求。此外，张华《轻薄篇》也是这类文人乐府诗的代表。作者以铺叙的笔法酣畅淋漓地描写了骄代王公、末世贵诗的代表。作者以铺叙的笔法酣畅淋漓地描写了骄代王公、末世贵族的淫逸生活。“被服极纤丽，肴膳尽柔嘉。僮仆馀梁肉，婢女蹈绫罗”等句子看出除王公、贵族外，连家中僮仆、婢女的生活都极尽奢华，“未世”是个挥金如土的“骄代”，越是荒淫越是色红如花，越是负罪越是志意沉溺。到了梁陈时期，诗人主要生活在宫廷，乐府诗人也不例外，他们的诗歌内容受到狭隘生活的，兴趣也以君主贵族的爱好为转移。

齐梁以来，有众多的乐府歌诗集得以整理，使乐府诗影响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乐府》篇紧随《眀诗》篇后步履单行，标志着乐府体系统理论的形成。魏晋六朝乐府泽被后人，既有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也有日益完备的表现形式；既有建安诗人与鲍照师心自用的成功经验，也有晋代至梁陈宫廷诗人食古不化的反面教训。在此基础上，以转益多师见长的唐代诗人才得以把乐府诗的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