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褒禅山记 汇总

第四、

1、阅读下面一首诗，完成后面的问题。

梅 花          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说说你对第二句诗“凌寒独自开”的看法。

答：“凌寒独自开”显示了诗人对梅花的感情，表达了不惧恶境的心境。

2、阅读下面一首诗，回答问题。(6分)

登飞来峰  王安石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①这首诗中，“浮云”一词的寓意是什么?(2分)

②诗人善于把抽象事理寓于具体形象中。这首诗揭示了怎样的人生哲理?(4分)

答案：①眼前的困难、障碍、挫折等。(2分)②只有站得高，看得远，才能不怕阻挠，不被眼前的困难吓倒。(意思对即可，4分)

3、阅读下面这首宋诗，然后回答问题。（6分）

北陂杏花① 王安石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②。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作尘③。

[注]：①此诗系王安石晚年所作。此前诗人亲手创立的新法被一一废止。陂(bēi)：池塘，这里指池边或池中小洲。②占春：占领春光，指包含浓郁春意。③碾作尘：意即备受践踏。

（1）你认为“一陂春水绕花身”中的“绕”字用得好不好?为什么?（2分）

（2）前人评价这首诗时说：“安石遗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淡之中。”这种悲壮之情在诗中是如何表现的?请简要分析。（4分）

【参】

（1）（2分）好。一个“绕”字，使春水富有动感、充满生机，表现了（或赋予）春水爱花惜花的情致。（认为好，其回答与之语意相近即可；如果认为不好，只要言之有理即可酌情给分）

（2）（4分）在诗中诗人用“作雪”和“成尘”作喻，形成对比，（1分）再以“纵被”和“绝胜”强调了宁愿为理想献身也不愿同流合污的悲壮感情。（3分）

4、又题

（1）“各占春”描写的是什么景象？（2分）

（2）前人说这首诗“恰是自己身份”。你同意这种观点吗？请从艺术方法和思想内容方面说明自己的看法。（4分）

【参】

（1）池边树上的花和池中花影一样妖娆，同样娇媚生动，树上真身，水中倒影，相映生辉，相得益彰。（必须指明花和花影）

（2）同意。（1分）艺术方法：托物言志（象征、以物喻人），诗人以杏花自比，借杏花抒情言志。（1分）思想内容方面：池边杏花妖娆纯洁，即使飘落了也仍保持其高洁，比南陌落花被玷污强得多；表达了诗人虽被排挤，仍保持刚强耿介、孤芳自赏的自我人格，不失高远之志。（2分）

5、阅读下面这首宋诗，然后回答问题。（6分）

江 上　　王安石

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徊。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1）“晚云含雨却低徊”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有什么作用？（3分）

（2）这首诗歌也于寻常的景物描写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请简要分析。（3分）

　　【参】

（1）拟人。“低徊”本来是指人的徘徊沉思，这里用来表现含雨的暮云低垂而缓慢移动的情形，静中有动，情趣横生。

（2）在孤云低垂、青山缭绕、无路可行之际，却忽然看见远处忽隐忽现的帆船驶来，这告诉人们：山重水复之际，往往也是柳暗花明之时；困难与黑暗中往往蕴含着希望和光明。

6、阅读下面这首宋诗，然后回答问题。（6分）

孤  桐   宋·王安石

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宵不屈已，得志本虚心。

岁老粮弥壮，阳骄叶更阴。明时思解愠，愿听五弦琴。

注：明时，即政治清明的时代。解愠，指减轻老百姓的疾苦。桐木是制作琴的上好材料。椐《孔子家语》记载，舜帝善弹五弦琴，作南风诗，唱曰：“南风之熏兮，可以鲜吾民气愠。

1.哪句完整地表现了梧桐树旺盛的生命力？

2.这首泳物诗，借梧桐表现了怎样的情怀？

1、颈联。2、①以梧桐自况，表明自己的志向高远，虚心，不屈服于环境的坚韧顽强的精神；②为解民于倒悬而宁愿献身的抱负。

第一、词法

一、古今异义

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於险远。

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二、词类活用

1、名词作动词

唐浮图慧褒始舍於其址。

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

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

2、使动用法

火尚足以明也。

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

三、一词多义

道

有碑仆道名词，路、道路

何可胜道也哉动词，说、讲

策之不以其道名词，方法

四、虚词

以

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

所谓华阳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

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

余与四人拥火以入。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

有志矣，不随以止也。

至於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其

唐浮图慧褒始舍於其址

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

距其院东五里，

所谓华阳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

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

问其深，

则其虽好游者不能穷也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

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

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

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

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古人之观於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

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

乃

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太子丹恐惧，乃请荆卿曰。

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

所谓华阳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

第二、句法

一、判断句

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

所谓华阳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

所谓前洞也。

第三、难句翻译

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

问其深，则其虽好游者不能穷也。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

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

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

第三、文学文化常识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杰出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

王安石少怀大志，博学多思，幼随父宦游各地，见多识广，深谙民情，目睹了北宋“民劳财匮”的社会状况，在哲学，经济，教育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新的思想体系－“荆公新学”，旗帜鲜明的标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一丝清新的空气，对后来中国学术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同时为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部署水利兴修，创导贷谷与民（为“青苗法”之发端），政绩有声，且对理财必须“资之天地”（即靠发展生产）有独特的见解。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向仁宗上《言事书》，力言当从培养、使用人才的各个环节着手改革吏治，兼及理财、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实为后来变法的早期纲领或理论雏形。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呼吁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神宗时，强烈呼吁及时改革，“有为之日，莫急于今日；过今日臣恐有无所及之忧”。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王安石，便是这样一位历史的过客，留下了印迹，留下了身后的是是非非，却并没有留下辉煌。要说有辉煌的话，那也是文学，而非政绩。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因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

所以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强，何况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那些所谓的杰出的人不懂得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导致的后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