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深刻地理解这一论断，对于深入领会十七大的精神实质，准确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认真落实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历史要求具有现实意义。

　　两种经济发展类型

　　依据所追求的目标，经济发展可以有不同类型：或是侧重于实现更多经济产出的单纯的经济增长，或是侧重于追求经济发展质量全面提高的经济发展。与所追求的目标相适应，经济发展亦有不同的实现方式：前者主要包括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的外延扩张式的粗放型增长和依靠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实现的内涵提高式的集约型增长等两种方式，其核心在于单纯地追求和实现国民经济更快的增长速度和总量的扩张；后者则不仅包括单纯的经济增长，而且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与和谐等各方面。其实质在于全面地追求和实现国民经济更好的发展质量和整体的协调。

　　显然，在作为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中，蕴涵着两者在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上的一系列差别。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总是沿着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的经济发展、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道路演进的。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对其具体发展方式的选择总要受到其本身所处的经济、社会历史阶段的制约。

　　“四高一多”带来的不均衡

　　长期以来，基于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及整体技术水平的，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和物质消耗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因此一贯呈现出高投入、高增长、低效益、高污染的典型粗放式增长特征。

　　以2006年为例，是年我国以占世界总量15﹪的能耗、30﹪钢材消耗、54﹪的水泥消耗的巨大投入和消耗仅产出了占全球产值总量的5.5﹪国内生产总值。而同期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远未达到“十一五”限定的年均目标，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未得到根本好转。为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降低增长成本，提高和保持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早在1987年即提出要将粗放经营逐步转变为集约经营。1995年更在提出实现经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同时，明确提出要实现国民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力求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高投入、低产出，高增长、低效益的状况。由此，伴随着经济的根本转变，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逐步开始了从粗放到集约的第一个历史性转变。

　　然而直到今天，在我国经济迄今为止的快速增长过程中，原有的以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多占地为特征的“四高一多”式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仅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而且又积累了较多值得高度重视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不仅表现为以投资消费关系不协调、“一二三产业”发展比例不协调、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不协调、国际收支不协调和自主创新能力低下为表征的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也表现为以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所引发致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为特征的经济发展中不和谐因素的存在；不仅使我们为经济增长所付的代价日益增大，使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也使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内在的结构性的矛盾。

　　资料表明：2003年以来，我国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都保持在25﹪左右，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40﹪，最终消费支出比重则从2001年的59%下降到2006年的50﹪，且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汽车、 化工和建材等少数产业上，投资的“潮涌现象”十分明显，导致能严重过剩；1994年以来，我国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常年“双盈余”，导致外汇储备规模剧增，已从1994年的516亿美元增至2007年6月底的13326美元。这不仅增加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也推动了资产价格的上涨。

　　除非有有力的干预，否则上述矛盾的持续和发展将会极大地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并最终导致发展本身的不可持续。更重要的是，在当前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和较低通胀率的表象下，上述矛盾和问题的存在可能隐藏着较大的，且十分现实的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

　　显然，当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未来发展的因素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是已扩大和涉及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因此，只有在宏观上加强对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干预，才能实现和确保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即高质量）又快（即高速度）地发展。因此，及时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具有第一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近30年的改革和发展也已为实现这一转变提供了包括经济、市场供求格局、经济运行环境和物质基础在内的良好的基础条件。简言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因此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结构转变与协调发展

　　根据十七大关于转变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方针，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落实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是应继续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增加经济增长方式本身的可持续性。为此必须处理好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降耗和环保的关系，积极推广和倡导节约、环保、文明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是应着力加强对国民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以提高其自身发展的协调性。为此必须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积极控制固定资本投资，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完善消费，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刺激消费发展。必须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努力提高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振兴第一产业，全面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必须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必须实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立创新型国家。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确保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是应努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性，以确保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为此必须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社会效益，努力使经济发展更加有助于社会和谐的实现。必须在经济发展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积极维护社会公平。必须更加重视教育、卫生和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妥善调整社会分配关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更加关注和改善民生，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努力实现以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共享发展为目标的和谐发展。（作者为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李省龙/第一财经日报)

———访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所研究员常修泽

    常修泽指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资源和环境代价。这种情况与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直接相关。因此，只有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同意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进一步明确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提出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这一点很重要。

    常修泽表示，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些新情况值得关注。一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已不仅仅是国内的事情，而是具有国际战略意义的问题。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源和环境问题对世界经济格局会产生重要影响。二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面临的形势严峻。最近公布的《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今年一季度，工业特别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长过快，占全国工业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近70%的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化工等六大行业增长20.6%，同比增加6.6个百分点。关于这一问题，在实际调查中也可以见到。比如，一些直接使用资源的原材料行业，像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利润较高，资源税又较低，一些地方出现国有资本向此类行业增加投资的现象。作为企业在竞争中追求利润是可以理解的，但地方部门究竟应当如何考虑行业状况，如何推进竞争性行业国有资本的战略调整，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常修泽认为，当前要进一步落实好节能减排的各项工作，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的决策部署上来，狠抓节能减排责任落实和执法监督，发挥的主导作用，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同时，还要在怎样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下足功夫，切实推进结构调整，在结构上找出路。常修泽说，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联系紧密。要坚持以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切入点，积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立足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线，促使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为此，要着力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用新的思路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有效缓解能源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因此，我们要着力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大力发展主要面向生产者的服务业，细化深化专业化分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还要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继续发展主要面向消费者的服务业，扩大短缺服务产品供给，满足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二是广泛应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制造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加速发展时期，已初步具备支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诸多条件。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好这些条件，促使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改变以往大量依靠要素投入来推进工业化的做法，注重投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优化方向发展，注重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大力开发和使用经济上合理、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生态环境友好的先进技术，使技术创新成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强大力量。三是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实施教育优先和人才强国战略，为我国加快高技术发展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和人才支撑，从而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产生积极影响。

    进一步落实好节能减排的各项工作，还要在创新模式，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等举措上找出路。常修泽说，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经济发展方式不同，循环经济要求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发展效益，其物质循环模式是“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不仅可以减少资源消耗，而且可以大大减轻环境污染，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我们要立足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动发展，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作为着力点。要实现这一转变，不仅要靠企业的积极努力，还要靠科技、和市场机制的配合，要在深化改革、完善、健全法制、强化责任等多方面找出路，努力形成全社会节约资源的消费模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任务(学习贯彻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内容提要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根据现阶段我国发展的客观实际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本保证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深刻认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大战略意义和紧迫现实意义，扎扎实实地把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这项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任务落到实处。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把思想统一到精神上来，努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意义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必然要经历若干具体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呈现不同的特征，我们必须根据该阶段的特征提出切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和方针。比如，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经济发展落后，我们深切体会到首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必要性，在发展中更多地注重增加经济总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逐步认识到，单纯依靠消耗资源和使用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型增长，既是低效益的，又是不可持续的，进而加深了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重要性的认识。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党的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党的十四大提出，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更明确提出，实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都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此进行了全面概括，第一条就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的确，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惊人，国家实力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发展成绩举世瞩目。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存在的各种问题也十分明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主要表现在，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缺乏核心技术；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失调，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失调，以及区域、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表现在，经济效益低，能源资源消耗大，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高。针对我国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的战略任务。这是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长期实践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根据现阶段我国发展的客观实际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措施之一，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前提条件，主要包括以下三项内容。

    第一，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长期以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GDP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消费增长速度。2001年至2006年，我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8%，而按累计法计算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高达21%。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0年的22.4%急速增加到2006年的41.3%，同时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65.1%下降到39.2%。这种状况使得消费与投资的结构性矛盾更趋突出，十分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投资增长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必须保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又必须密切注意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不协调状况，防止投资的过快增长，努力调整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促进消费与投资的结构调整，关键不是压缩投资，而是努力扩大消费。扩大国内消费的关键是努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只有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扩大国内消费的问题，才能协调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关系。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顺差。特别是2005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顺差急剧增加，2007年顺差数额预计为2600亿美元左右。贸易顺差连年急剧上升，使得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明显上升。保持贸易顺差总体上是有利的，但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经济增长主要还是应依靠内需拉动为主。因此，我们在注意协调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关系的同时，必须注意协调好内需与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关系。

    第二，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产业结构问题是影响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工业增长带动。1979年至2006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4.6%、11.4%和10.7%，而2001年至2006年仍然分别为4.1%、11.1%和10.3%，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工业带动的状况没有改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由2002年的44.8%攀升到2006年的48.9%，而同期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则由41.5%下降到39.4%。三次产业结构不协调的问题日益突出，加剧了资源环境压力。

    调整产业结构，首先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农业的稳定发展，不仅是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根本，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基本途径。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没有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依然存在。2004年以来，我国逐步取消了农业税，对农民种粮给予直接补贴，设立了粮食最低收购保护价。这些措施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都有了明显提高。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继续保持农业较快增长和农民收入较快增加的难度在加大。

    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当前调整产业结构的重点任务。“十一五”规划要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3个百分点。完成这一目标，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就不能低于第二产业。但实际情况是，近两年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均慢于第二产业两个百分点左右。

    我们必须立足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发展，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使农业生产由弱变壮；提高工业生产水平，使工业由大变强；加快发展服务业，使服务业发展由慢变快，实现三次产业协同带动经济增长。

    第三，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多地依靠增加物质要素投入，而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因而导致了物质资源消耗大、综合利用率低和环境成本高、生态保护差等问题。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许多重要矿产资源相对贫乏，如果不及时改变资源消耗过大的现状，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我国的环境问题也不容乐观。虽然2007年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全面完成“十一五”规划制定的节能减排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尽快扭转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缺少世界名牌的现状。目前，我国出口商品中有90%是贴牌产品。我国纺织服装出口占世界贸易总量的24%，但自主品牌不足1%，而且没有一个世界名牌。我国彩电、手机、台式计算机、DVD播放机等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但关键芯片要依赖进口。我国企业必须将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外国专利持有者。这种现状，使得我们不得不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依靠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来换取微薄的利润。随着资源紧缺程度的加深、生态环境压力的加大、国际竞争和人才争夺形势的日趋严峻，我们必须更加重视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管理创新来带动经济增长。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保证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保证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科学发展观为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明了方向。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是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为了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刻反映了破解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矛盾的要求。内外需不平衡、国内需求结构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以及机制不健全，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多年而实质性进展不明显的根本原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更广泛、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既包括了经济效益提高、资源消耗降低的要求，也包括了经济结构优化、生态环境改善、发展成果合理分配的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求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又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由经济增长扩展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只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解决以下一些突出问题。

　　一、必须认清我国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

　　一是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导致资源性产品价格上升。人口众多，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国内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使我国工业发展依靠资源性产品进口的程度不断提高。到2006年我国石油进口量已占石油消费量的40%，铁矿进口量已占国内需求量的50%,进口的铝土矿占国内需求的比例为33%，进口的铜矿占国内需求的50%。另一方面，我国工业构成中的重化工业显著提高。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比例由1998年的55∶45变为2006年的69∶31。资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业的比重上升，加剧了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在资源供给紧约束的情况下，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其结果，必然导致工业生产成本上升。

　　其次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加快。从总体上讲，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现阶段仍然具有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比较优势。但这并不等于我国可以长期保持低工资水平不变。持续30年的计划生育，使我国人口总量已进入低增长时期，城乡青壮年劳动力的比例在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不断调整，农民从事农业的收益逐步提高。在这一背景下，工业部门劳动力的供给呈现下降趋势，工业工资水平不断提高是个必然趋势。2006年与2000年相比非农产业职工工资水平上升了一倍。

　　三是企业的资金供给条件和人民币汇率不断变化。银行贷款利率的多次上调，加大了企业资金成本；目前银行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比2002年提高了将近25%；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逐步升值，使我国的贸易条件发生新的变化。从2007年7月1日起，国家降低了2200多种商品出口退税的税率。这些变化，使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相对下降。

　　四是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成本在逐步提高。在现代社会化的大生产条件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中运行的。企业既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也要兼顾外部经济性的要求。利润最大化是有条件的，即在追求出资人利益的同时，也必须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提高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水平，加大对污染物的治理以减轻环境污染，都会增加工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五是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我国进出口贸易规模日益扩大并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贸易大国，加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的贸易摩擦也日益增加。特别是通过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等技术标准措施，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上述变化不是暂时的、个别的，而是长期的和全方位的。它直接制约和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和效益。应对这些变化的根本出路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式增长转向集约式增长，使经济发展转移到提高资源配置和运行效益的基础上。

　　二、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向又好又快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环境治理和保护标准不断提高，劳动力的成本逐年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国际贸易摩擦增加。在这种大背景下，粗放型的高增长将难以持续。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改变过度依靠能源、原材料、土地资源的大量投入、压低农民工低工资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状况。今年上半年，我国GDP比去年同期增长11.5%，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8.1%，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5.9%，居民消费品零售物价上涨了4.4%。这种高增长如果持续下去，有可能转向经济过热。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继续实行从紧控制的是完全必要的。

　　三、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产业结构是生产要素配置的结果，同时又是再生产过程的新起点。我国工业结构的突出矛盾表现在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生产集中度低、生产工艺和技术落后、能源消耗高、严重污染环境的资源密集型中小企业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全国工业增加值平均只有28%左右。在工业成本构成中，80%以上是转移的物化劳动，资源耗费高是我国工业成本上升的最主要因素。降低物化劳动的消耗是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最重要的途径。资本密集型行业应推进生产要素向大型企业集中。这种集中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人认为提高基础产业进入门坎，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国有大企业集中抑制了民营资本进入基础性产业，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从法律上和上看，并不存在阻碍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密集型基础产业的障碍，但是民营资本的进入，必须适应资本密集型产业有机构成高、资本投入强度大的特点。在煤炭开采、火力发电、石油化工，钢铁及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水泥、玻璃等工业，要以大型和特大型企业为主导，淘汰那些规模不经济、技术经济指标落后、严重污染环境的中小型企业。

　　四、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应当贯穿于从资源开采、加工、流通到消费和回收再利用的全过程。首先要提高开采过程的资源利用率。在放开不同经济主体产业准入的同时，必须实行统一的开采准入标准，达不到资源回收比率的企业不得取得资源开采权。还应通过提高资源占用税的经济手段，挑肥拣瘦、丢弃可采资源。由于采矿造成地面环境及建筑物破坏，应建立规范的环境保护补偿机制，由开采者承担地面治理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必须发挥市场机制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中的调节作用。在勘探、开发的上游环节，要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源交易市场，规范市场主体和市场交易行为，加强市场监管。一是依法明确资源的所有权主体；二要坚持资源的有偿占用，通过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的方式替代行政审批，避免开采、占用权出让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三是合理确定资源价格，要保证资源勘探、环境保护、生态补偿所需要的各项成本的支出需要，要有合理的市场利润回报以及必要的社会扣除，使资源所有者的经济权益能够得到保证。必须通过市场调节的手段，改变资源开采者不承担外部社会责任的状况。在资源加工利用环节，价格应当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充分发挥价格对资源加工和消费的引导作用。要逐步调整稀缺资源定价偏低的状况，通过价格杠杆调节供求关系，抑制对资源性产品的浪费。例如，保障我国食品安全的可耕地属于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需要严格保护。除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外，应当提高土地转让价格，制止用低价、甚至零地价的优惠招商引资的做法。通过提高污染物排放的技术标准和购买污染排放权的收费标准，迫使生产经营者加强对生产过程废弃物的治理和回收利用，实现清洁生产，降低排放成本，增加企业收益。

　　五、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包含资源配置过程的协调、区际经济关系的协调和社会产品分配的协调等三个方面的要求。具体地说，一是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由于地区之间既有的经济规模不同，增长的起点不同，实际的差距仍然较大，这种差距也只能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缩小。二是每个地区不必追求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是要着力培育和发展本地区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促进资源空间配置的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统一。三是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使生产要素能够顺畅流动。为此，必须进一步理顺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使资源性产品调出地区和加工制造业基地都能获得合理的税收和利润。四是经济布局的疏密程度与人口分布以及自然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实行产业疏导，在加快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同时，促进企业分布过密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五是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严重污染的状况得到有效治理，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得到切实保护。六是各个地区的城乡居民都能够均等地享受到与现阶段我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等基本的公共服务。通过增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改变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这些地区广大农村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状况。

　　六、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环节。我国目前科技研发与经济发展两张皮、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科研院所通过技术市场向企业转让科技创新成果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大多数科技成果未经过工业性中试，其技术的可靠性还有待完善，其经济可行性还需要市场的验证。技术创新必须以企业为主体。根据市场和各类用户提出技术创新的需求，由企业组织实施，并负责资金的筹措等生产要素的组织。科研院所和大学根据企业提出的技术需求，参与技术创新过程，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性和复杂性，技术创新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分工的基础上。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应具有系统集成能力和对社会化分工的协调能力，按照十七大提出的要求，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目前我国科技人员的分布仍然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大学，占到科研人员总人数的50%以上。因此，必须改变我国科技研发的人力资源与企业生产能力及经营能力相分离的状况，大力充实企业的科技人员，加强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以实现科技要素、生产要素、经营管理要素的直接结合。由于我国工业技术水平与工业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继续引进先进技术仍然是缩小差距的有效途径。例如我国的大型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设备制造业、石油化工装备、数控机床、汽车生产装备制造、机车车辆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家用电器制造业等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引进技术实现的。与此同时，要改变以往重引进、轻消化吸收的弊端，在上鼓励企业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及其再创新。

　　七、推进生产社会化

　　在继续推进生产经营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必须推进生产社会化的改革和调整。长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我国社会再生产活动的社会化程度很低，阻碍了生产集中化和专业分工，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有效途径。生产性服务业是从工业企业分离出来的专门为工业生产服务的企业。它包括工业设计、设备安装与维修、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仓储、配送、产成品整理和包装等直接为生产服务的业务，还包括市场调查、企业经营管理咨询、财务会计、法律等为企业经营管理服务的业务。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大多是技术与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由于专业化的分工，它有利于减少企业不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提高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作为研究室的副主任，郑新立在十年前亲自起草了朱    基任职期间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基本。如今，在他看来，尽管美国经济存在变数，但内需的启动远未达到1997年时那般迫切，不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提振内需，有备无患。

内需的结构问题

　　《中国经营报》：相比于美国、日本等经济大国，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中，出口的比例明显很高，这是否会增加目前我国经济局势不稳定的可能性？当国际经济环境出现变动的时候，这样的经济结构是否会有危险？

　　郑新立：从GDP这个角度来看，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美国的GDP当中15%左右来自出口，日本的GDP中出口的比例在30%左右，但中国在这项数据上，2006年高达60%以上，2007年的数据现在还没有出来，这确实存在很大的结构不合理。

　　不过，中国目前的情况，并不能简单与美国日本进行对比，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已经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而中国正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劳动力成本较低，在国际间的产业转移方面确实拥有优势，经济的发展需要利用这种优势完成基本的积累。这也就导致了中国的GDP中，出口的比例过高。

　　但这是否就意味着经济局面的“不安全”，要仔细分析国际经济环境的局势，尤其是美国的次级债问题。实际上，目前美国爆发的次级抵押贷款并没有对日常消费品产生太大影响。而这是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产品种类，因此短期内不会给中国出口带来过大影响。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如果有更为合理的内需结构，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局面自然是好事。

　　《中国经营报》：中国的特殊性并不能代表目前的内需不存在问题，你认为，目前中国在内需本身的结构上存在哪些问题？ 

　　郑新立：在内需方面，实际上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投资拉动，二是消费拉动。从目前情况看，虽然整个内需的增长还是比较快的，但是主要是由投资拉动的。所以，宏观主要是防止投资拉动的内需过快增长。

　　目前内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扩大，而是调整结构。让居民消费拉动的内需提高起来，同时控制住投资拉动需求的增长，这样最终会形成一个合理、健康的内需环境。

提振内需有多种路径

　　《中国经营报》：造成这种内需结构的问题在哪？

　　郑新立：首先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过程中，个人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企业利润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就导致了居民虽然有消费意愿，但却没有消费能力，这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他们是居民拥有消费能力，但消费意愿已经很低，因为市场饱和了。

　　另一方面是保障体系的问题。现在，普通居民的消费有很大的后顾之忧，要考虑看病、孩子上学问题，同时还有住房问题需要解决。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储蓄存款居高不下，即便在资本市场大发展的情况下，全民的储蓄率在全世界仍然处在高位水平。

　　《中国经营报》：既然中国的内需结构上存在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们至今看到的宏观，实际上还是在“抑制需求”呢？为什么不出台鼓励和刺激消费的？

　　郑新立：从目前的经济总体局面上来看，主要的问题还是要防止从偏快转向过热，现在CPI的高涨就很说明这个问题。此时此刻出台对消费的刺激难度很大，而且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短期内刺激消费的出台还没有十分的紧迫性，毕竟我们在刺激内需上积累的经验远远多于控制偏快与过热方面的经验。

　　《中国经营报》：那么一旦世界经济整体环境发生逆转，中国的出口受到严重的威胁，需要启动内需之时，我们是否有新的内需增长点？毕竟1997年的内需启动，已经使大量非市场化的领域推向了市场，当我们再面临一次像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时，如何启动内需？

　　郑新立：现在，城市公共事业，例如供水、供热包括供电、发电等领域，还都没有启动完全的市场化改革，很多日常消费品虽然有供过于求的倾向，但城市公品还是供小于求，处在稀缺的阶段。因此，如果我们面临了必须启动内需的局面，首当其冲的可以启动这部分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另外一方面，大型基础设施是通过投资拉动内需的绝好渠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了高速公路建设，而把铁路排除在外。因此，如果有再度启动内需的需要，铁路也将是大规模投入的领域，这将拉动大量的投资，并增加企业的就业机会。此外，教育也可以继续深化市场化的改革，教育的内需也是很大的。

南方周末　  　2008-02-21 14:39:23 

　　宏观经济状况再度扑朔迷离，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着实让人心惊肉跳：1月份新增创历史天量的8036亿元贷款，而消费价格指数(CPI)则同比上涨7.1％，创下11年来的新高。

这几个“刷新记录”似乎再次警告了“双防”的任务艰巨。去年12月3日至5日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8年的经济要务是“双防”：防通胀、防过热。

为实现这一目标，十年来货币首次强调“从紧”，要义是全力收缩中国市场上的流动性。从2007年至今，央行已11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6次加息，另外还直接采取了强硬的“窗口指导”。

但眼下看来，在国内通胀的势头和经济过热并未被及时驯服，而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却似乎陷入衰退的泥潭，内忧外患之下，2008年中国经济正以一种不确定的音调拉开全年的帷幕。

　　短期难解通胀难题

　　国家统计局2月19日公布，1月物价指数中，城市上涨6.8％，农村上涨7.7％；食品价格上涨18.2％，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8.5％，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6％。逾7％的通胀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雪灾是罪魁祸首。1月10日起国内较大范围发生雨雪冰冻灾害，电力短缺、交通运输受阻，这直接影响到部分地区的物价水平，尤其是食品价格。

自2007年开始的这轮通货膨胀由粮油肉蛋等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引发，但这种态势在今年初并没有好转的迹象，主要原因是供应不足、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扬、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国际粮价飙升推高粮食进口成本并进而导致国内粮价的上涨。

更为不利的是，涨价的趋势目前也扩散到非贸易行业包括水电燃料、租金、装修、文娱、旅游、家庭服务、中药、车辆维修、交通费用等，更多的其他行业则准备提价。最恶劣的灾情已经过去，而通胀却似乎仅仅是个开始。美国进入新一轮降息周期，导致美元持续贬值，美元指数屡创新低。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向全球输出大量美元，造成世界范围内的货币供应过多、流动性过剩，资本流动性大幅提高。另外，国际大宗商品主要以美元标价，不断贬值的美元使得大宗商品的身价相对上升，进一步促使石油、农产品、有色金属等能源和基础产品价格暴涨。事实上，由于国际市场上能源产品和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2007年前10个月全球通货膨胀普遍呈上升趋势。

与此对应，1月中国的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1％(去年12月为5.4％)，创三年以来新高，其中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8.9％。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也加剧了我们治理通胀的难度。

   因此，即便是央行不断地以提高准备金和管住信贷、发行央行票据等方式抹干流动性，但效果并不明显。

“中国经济今年的最大难题就是通货膨胀，”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经济学家陶冬指出，“食品通胀居高不下，已经改变了人们的通胀预期，相信今年的工资、租金上涨会明显加速，同时服务业和能源价格进一步上升，非食品通胀升温。中国的CPI今年至少为6％，甚至到8％。”

    如何治理通货膨胀，眼下从紧的货币似乎难以奏效，人民币加速升值作为一个药方的呼声日高。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访华，也对总理和周小川强调这个观点。

   赞成者认为，汇率的快速升值，将有效降低输入型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对资源类产品——特别是大宗能源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中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需要选择，是“小幅升值加大幅通胀”还是“大幅升值加小幅通胀”？他认为后者的益处更加明显。

 “当然，中国的通货膨胀同汇率有关，但并非全是汇率之过。即便不存在外部失衡问题，11.4％的经济增长速度、全球范围内石油、矿产品和粮食价格的上涨等因素的存在也足以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而即便人民币大幅升值，在几个季度内也难以看到通胀明显下降，等经济增长放慢，一轮经济周期从高涨趋向平缓后，通胀才会下来，这需要很长时间。

　　信贷紧缩会进一步加强

　　根据公布的最新数据，1月份新增贷款8036亿元，这委实让跌眼镜。

此前普遍预计，加上季节性的因素以及2007年被暂缓项目重新上马，1月份贷款增量最多不超过4000亿元，现在贷款增加到8000多亿，这出乎大家预料。

　　“主要是去年年底被抑制的需求积累到1月份才释放出来，去年银监会是按季度来核定贷款指标，所以大家1月份都多放一些，怕到后面被卡了。不过，从3月份开始，银监会将开始按月核定指标，信贷紧缩会进一步加强。”一位国有商业银行的支行行长透露。银根偏紧的局面估计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2月14日，央行即猛踩资金回笼的“油门”，在公开市场发行三期共计1950亿元央行票据，创下近一年以来单次央票发行的最高纪录。

    货币实际上已经起到了抑制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作用。各地的楼市已经出现了价格下调。据了解，从去年10月份全国楼市出现有价无市开始，到现在，一线城市房价大多都出现了回调，深圳、上海等地降幅一度达到20％以上。连地产界龙头万科都不得不承认“楼市出现了拐点”。

   另一边，国内股市更是遭遇了超过千点的崩盘式下跌，年线不保之后引来市场恐慌性的杀跌情绪。春节前的三个交易周里，A股上证指数连跌5.55％、8.08％和9.26％，三根长长的周阴线让沪深两市总市值缩水6万亿。

    2008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究竟如何？对经济过热的担心一直如影随形。在影响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容易失控的莫过于投资增长。

    中信证券在其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提醒道：紧缩可能受到换届效应的影响。这份报告说：“2008年是党代会召开后的第一年，经验表明，这样的年份全国的发展热情一般都是很高的。这种热情表现在各地对项目建设、对投资的膜拜和追求上。”

   而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去银行化”现象，即银行的信贷周期以及央行的指向对投资的影响力愈来愈小。固定资产投资中，仅有17％的项目依赖于银行贷款。在资本市场畅旺、资产泡沫横行、海外热钱涌入的时代，中国人民银行的法力其实有限。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也在进一步恶化。美国房市将继续恶化，而近期各项数据也显示，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的迹象愈加明显，美联储于1月22日紧急降息75个基点，但这短期内很难改变美国经济颓势。此外，OECD综合领先指标连续四个月下跌，表明受美国拖累，欧洲及日本经济也将放缓。中金公司预计，中国的外部需求将受显著影响，以人民币计算，2008年出口增速将从2007年的17.9％下降至10％，贸易顺差增速将由2007年的48％，大幅下降至20％。

　　内忧外患之下，经济运行是向上，还是向下？“每家银行都在做压力测试，大家最关心的是宏观经济增速减缓会给银行带来多少不良贷款。”一位国有银行的风险控制部门负责人对记者透露。

   “压力测试”是一种检测银行资金状况的手段，目的是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尤其在“例外情况”下，比如市场崩溃情况下，银行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对银行本身可能产生的潜在威胁。通过“压力测试”可以量化计算出银行自身潜在的收益或损失，以此测定银行存在的风险程度。

   去年7月，这样的测试也曾进行过，但当时主要集中调查房地产行业的潜在风险，而这次银监会的要求更加全面，要求对经济周期下滑产生的风险进行集中调查，具体的结果则将在3月末汇总提交到银监会。

   据悉，银监会对五大国有银行的“压力测试”进行了具体分工：工行负责GDP压力测试；农行测试流动性风险；建行测试房地产贷款；中行是汇率风险；交行则是利率风险。

可以肯定的是，相对2007年11.4％的高速增长状态，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会相对放缓。　　

　　物价指数升至11年来最高　　(制图：温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