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_女性对传统男权意识的抗争__省略_以来女性小说中的_疯癫_女性书写_廖冬梅

2003-01-20

[作者简介]廖冬梅(1970—),女,湖南娄底人,嘉应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

第21卷　第2期　2003年4月

　　　　　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JOURNAL OF JIAYING UNIVERSITY (Phi lo sophy &Social Sciences)　　　　　V ol.21　N o.2

　　　　　　A pr.2003

“疯癫”女性对传统男权意识的抗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小说中的“疯癫”女性书写

○廖冬梅

(嘉应学院中文系,广东梅州514015)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写作女性不再认同传统男性中心文化创造的“女性神话”,她们不约而同地在她们的小说文本中召唤出不甘于男权压抑,并对封建男权、父权表现出强烈反抗精神的“疯癫”女性。写作女性在具体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对“疯癫”女性的书写,正构成对传统文化书写中“天使”女性的深刻讽刺和无情解构。

[关键词]“疯癫”女性;女性主体性书写;解构

[中图分类号]I 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X (2003)02-0075-04

　　“癫狂”式的恶魔或女巫,本是作为传统男权文学观中的两极形象中的一极,和父权经典文学书写对天使般永恒女性的神话式赞美和崇拜结合在一起,共同表达男性对女性的主观想象、欲望期待或歧视厌恶。

在天使与恶魔二元对立的传统男权书写长期影响下,不仅“癫狂”女性成为道德标准和文学理想谴责的对象,而且要求女性自身对此模式认同。而在女性主义看来,那些没有血肉、激情匮乏、为体现他人的意志而具彻底利他精神、失去创新、冒险和反抗能力的所谓“天使”,正是一种旧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书写为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制定的使其永远从属的一系列观念、

偏见、趣味和价值——“圣物保管器”[1](P21)

的具

体体现,是女性被动沉默的最好证明,是男性欲望对象化的文学载体。而对父权社会道德规范和象征秩序进行谴责和反抗的充满幻想和欲望,歇斯底里以致癫狂的女性,则正隐含了她们对父权正统规范和秩序矢志不渝的旁逸斜出和死而不灭的精神抵拒,也隐喻了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和恐惧。因此,父权象征秩序总是企图将一切企图逃离规范体系的女性赐与“癫狂”的命名,并终

生囚禁她们的躯体和灵魂。罗切斯特的桑菲尔德庄园的阁楼密室里,就囚禁着疯女人伯莎・梅森;封建资本家周朴园的家里也囚禁着幻想超越封建妇德,追求个性的繁漪;徐小斌的《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的那个女孩景幻,心智超群却因违反传统思维模式、超越常规而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最后被社会视为疯子而为人群所摒弃;陈染的《私人生活》中那个在内心里执拗地追求亲情和友情,看不惯世俗的庸常,对公共生活怀着难以消解的厌恶,而敢于对社会说“不”的女性倪拗拗,最后也被秩序中的人群送进了精神病院。

不管是否自觉地受到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众多女性小说文本,就通过大量的、生成于男权社会现实中的、充满欲望和苦闷、充满背叛和抗争精神的“癫狂”女性书写,而有效地解构了美丽无比却软弱无力的天使“神话”。

铁凝作的《玫瑰门》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具有非凡意志力的“癫狂女性”司猗纹。司猗纹本是一个出身名门、怀抱着纯洁的爱情理想和高远的政治理想的活泼少女,但历史时势的突变,给她的

“疯癫女性”司猗纹,委实是在爱情与婚姻的苦海中浮沉,是在由包括父亲、丈夫、公公在内的男权“神圣同盟”经营的无烟工业的火坑中煎熬后,不忍自我毁灭而走向变态反抗,又在因袭的历史文化重负和现实挤兑中走向自身陷落的典型。铁凝笔下的这样一个“癫狂女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她既无法坚韧无求地固守着永恒的爱与美,她也不惜和不惮跌入罪恶的深渊和泥淖,用恶浊的乱伦,去报复带给她屈辱的庄老太爷这一封建父权的象征。她也决非恪守妇道的贤妻良母,她狡黠、阴毒、自私、丑陋。同时,她的狡黠、阴毒、自私和丑陋,都不过是男权的产物和证明,是男人“对妇女的‘统治、、选择和拒绝’”[2]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悲剧生成。

竹林在《女巫》中,则塑造了一个也是被父权文化造成、而又对父权规范千方百计进行反抗的女巫形象。女巫是在以须柳生为代表的男权社会中生成的。她先是一个真实的女性银宝,然后成了须二嫂,再由须二嫂变成女巫的。她由银宝而须二嫂而女巫的过程,正是男权对她行使有形或无形的肉体和心灵暴力的见证过程。她受尽辛酸和屈辱,但反抗之心不死。当她被贴上“疯子”的标签,族人以对付疯子的姿态,凶神恶煞般地对她欲除之而后快时,她先是一阵足以使族人头皮发麻的狂笑,然后毫不避讳地张口大喝:

好啊,你们都知道了!你们给我听好——我跟须柳生一家三代有血仇!现

在我够不上他。他有权又有势,老子退

了儿子上。这世界永远是他们的天下,

……我一个女人,没有办法,可我看透

了,人的世界不公道,神的世界也不公

道,所以我要用巫的世界、魔的世界来

惩罚他!

这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对男权象征秩序代代相传、压抑女人的不公平本质有了清醒认识后,与之进行的直接抗辩和交锋,是受压抑已久的女性百折不挠的抗争之声。在男权至上的现实社会里,女人一生饱受男性兽性和暴力的侵害、压迫和虐待,从来只有忍辱负重,默无声息的被动承受之份,而无任何话语权力可言。如果女性稍有违拗,稍有越轨,稍有抗争,并将反抗之声发而为言的话,那就只有成为女巫。于冥冥之中祈求上苍凭借神魔之超现实力量进行心灵或精神的抵抗。女巫须二嫂一腔怨愤在身,于是不得已神出鬼没,幽灵一般地企图寻找可以“现身”的机会,但是男权世界又何尝能容得下一个女人真正的反抗行为?于是,女人只能把惩治人间“恶魔”的希望寄托在“天”,在“神”,只能祈祷天神以不可抗拒的威力来主持公道:

老天有眼,神道有灵,求求你再下一场暴雨,再放一阵劈雷,再发一次洪

水,把那些吃人的两脚兽通通劈死,通

通淹死。

这虽然只是一种对郁积心中的不平的愤激和无奈的发泄,是一种幻想的乌托邦反抗,只是一种在现实物质层面上无法撼动男权世界的精神和心理上的叛逆力量。但这种女性的狂暴的不死的抗争意向,这种千方百计寻找出路的破坏力量,也足以留给父权世界惊人的震撼与恐惧,使他们终于看到,拒绝认同男权价值秩序的女性,是怎样不甘默默无闻地生又默默无闻地死,看到她们是怎样一直在寻找一切可能的叛逆和之途。

因此,女巫形象,正隐喻着女性创造力和性的曲折表现,隐喻着女性对男权秩序旁逸斜出的抗争和死而不灭的抵抗,隐喻着女性作为现实中被无端压抑和扭曲的弱者潜藏于内心中的强者愿望的实现,在现实世界中走投无路的女性,寻求神魔世界的抵拒。因此,“疯癫、巫女,使女性拒绝了‘家庭天使’的理想角色模式期待,拒绝了父权文化给她规定和安排的生活。拒绝就意味着‘对被动接受文化从属地位的角色模式的有效转换。’”[3](P182)女巫要在白日梦式的“狂言无忌”中实现“正常”女性所不能实现的愿望,要从父权社会制造的不公正、束缚、压抑、惩罚的残酷事实中奋起反击,要竭力从被漠视、被否定、被支配、受榨取的尴尬生存状态中抽身而出,由此来看,“女巫,恶魔缠身的疯女人或歇斯底里患者,正是写作女性从历史中召唤回来的以受害者和破坏者的双重身份出现,并指向对父权文化抨击和蓄意的女性。她们“在女性主义小说文本中正是作为一种升华的声音表达的女性的象征。”[4](P166-167)除了上述典型的癫狂或女巫型女性形象书写外,写作女性还在一种令人眩目的“杀夫”、“惩夫”式场景中书写出由绝望而走向疯狂反抗的类“疯癫”女性。

在李昂犹如一枚重型一样炸响在当代文坛,并引起强烈轰动的《杀夫》文本中,作为对男性沙文主义的极端仇视和反叛,李昂让她笔下的林市向残暴蹂躏她又阻拒她在经济上寻求自立的丈夫举起了刀。

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小说文本中,也出现了系列类似的“杀夫”场景。池莉《云破处》中的曾善美,在遭遇男权社会的深度伤害之后,却得不到作为杀父凶手的丈夫的半点自责、忏悔和体谅,反而被讥讽为疯子,当她内心无限的困顿和痛苦达到女人所能忍受的极限时,她终于勇敢地从“疯女人”的角色禁闭中走出,不得已同室操戈,以仿男权暴力的杀人方式,消灭了金祥这个杀人如麻的农民领袖的后代。林白在《致命的飞翔》中,让北诺在对男性的极度绝望中,杀死了以她当性工具的秃头男人。赵玫的《朗园》中,处于劣种血统和种族的女性萧萍萍,终不能忍受长期的性的屈辱和践踏,将父神萧小阳杀死,完成了对父权统治的复仇。

池莉的另一文本《小姐你早》中,戚润物、李开玲、艾月,都是被男性伤透了心的女人,戚润物在看清丈夫王自力男权主义的丑恶面目后,终于放下高级知识分子的君子风度,从温文尔雅、大度宽容的精神高地主动撤离,放下了传统女德的思想包袱,毅然融入世俗凡尘,并得以与同样遭受男权主义欺压和损害的李开玲和艾月联手,在同性相恤的情谊中,组成反男权主义的坚固堡垒,击中自私又虚伪,喜新厌旧的满脑子封建大男子主义的男性王自力的要害,最终使得他人财两空,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些被逼至极度愤怒、极度绝望,疯狂反抗的女性,她们极端的反抗男人的方式,正是仿男权的暴力支配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糖衣炮弹”,从这些男女两性尖锐对峙的“杀夫”或“惩夫”场景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夫权社会创造出女性形象,造就了女性的一种反作用力;而这种女性形象、女性反作用力又成了夫权社会的掘墓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妇女执掌着的命运。”[5](P149)我们不能说女性的这种被逼至疯狂的极端反抗行为,有多么高明,甚至还不无卑劣残忍,但我们同时更应该看到,女性的变态疯狂,正是源于男权的压抑而导致的抑郁苦闷。是女性自主的必然和合理要求和这种要求在男权观念依旧盛行的社会中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后的必然性表达和结局;是女性不甘于“在沉默中灭亡”而走向的“沉默中的爆发”;是女性从内在的自我和本我出发,和着血泪与辛酸而制造的一种“主体隐现”式的喧嚣和骚动。女性的“疯癫”否定了女性认同男权观念、容忍男权压制的被动无求、低调苍凉的“客体化”和“异化”生存状态。“杀夫”女性的疯狂,是忍无可忍的极端反抗。戚润物、李开玲的“糖衣炮弹”只不过是男权主义自身制造的副产品。癫狂型女性正是意识到自己被压抑的沉重、苦闷的悠长而不愿继续做温柔敦厚、逆来顺受的“绣在屏风上的死鸟”,她们要破坏,要张扬,要舒展,要宣泄。要跨越与内心寻求相悖反的现实生存,杀夫或报复,他们是以困兽犹斗的姿态,在做女人应有的抗争。她们的变态或疯狂,“在象征意义上,可说代表了对于女性遭受物化的反抗和控诉,将女性分崩离析,饱受切割的自我主体,投射到男性的肉体上。”[6](P55)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写作女性不约而同地召唤出疯狂苦闷,充满欲望的反抗女性,与其说是她们刻意寻求的一种哗众取宠的故事讲述,或者说是她们对传统文化塑造的女性形象的一种简单的逆向反转,不如说她们“既是在鉴定,又是在修正那个父权制强加给她们的自我界定。又是在凭借她们自己对她的鉴定而改变着她的意义。”福柯在《癫狂与文明》中,谈到癫狂是文明的产物和证明。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女性的癫狂也正是男权文明的产物和证明。不仅指涉个人的精神心理转变,而且指涉女性性别群体的共同命运。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女性小说文本对癫狂女性的形象塑造,直接指向对父系象征秩序的尖锐抨击和无情。因而也就具有了反传统文化书写的策略性内涵和意义。

“疯癫”女性书写,不仅解构了传统男权文本中对天使型女性的书写,同时也解构了女性自己以往仿男性创作时书写的女性形象。她们笔下的司猗纹、女巫、戚润物等女性,不可能是任何一种话语虚构中的女性。她们不是冰心基于反封建思想尚未来得及涉及具体性别权力关系,因而不免落入男权话语期待的只具抽象人性的“用爱温柔了一切”(冰心语)的“女神”式母亲或姐姐;她们决不是苏雪林笔下形同“甚至啄破了自己的胸膛扯出心肝喂雏鸟”的母鸟那样的母亲;她们不能如冰心笔下的母亲那样“以如火如荼的爱力,使这疲缓的人世一步一步移向光明”。她们不再有天使般的至善至美的情怀,她们也不再以理制情,不再以善化恶,不再以美化丑。她们间或就是暴力的直接体现者。她们视传统的封建妇德如敝屣,她们在“令人窒息的铁屋子”里(鲁迅语),在恶俗不堪的生存环境里,无以贤良也不能贤良,她们没有李纨那样对自己的婚姻淡漠处之,或者像吴月娘那样大度超脱,她们没有牛月清那般有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容,或者西夏那样善解人意,她们不再原谅一切也伤害了一切,她们不再以德报怨,不再无穷思爱,她们不能和成全,而要打碎和撕裂男性心中“贤妻美妾俏丫环”式的封建主义迷梦和旧梦。

写作女性笔下的“疯癫”女性,甚至也不像某些男性作家笔下的、毫无来由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将一切灾难和忧患带给男性或人类的祸水妖孽。“在传统男性文本中,‘恶魔'式的女人不止一次地出现,她们无一例外地作为令人恐惧、厌恶的‘洪水猛兽’,她们仿佛天生是祸水是妖魔是的化身,她们是荡妇爱乱伦爱嫉妒,是男性加以严密防范和道德谴责的对象,而男性在其中有意无意扮演的角色却隐匿不提”[2](P125)。从远古的以男性为创作主体的民间传说到历史记载,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还有《原野》一直到当代某些先锋作家的文本都是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男性作家苏童的《离婚指南》、《已婚男人杨泊》、王朔的《过把瘾就死》等文本中,叙事语境中的女人,贪得无厌、阴毒险恶、不可思议、几近疯狂,她们的全部存在,似乎就是为连续不断地把灾难和痛苦带给现实生活中的男人,于是在男性的一己想像中,“女人——祸水”的古老诅咒和恐惧再次凸现出来,女人显然成了现实苦难与男人焦虑的总缘起,成了男性悲剧命运的元凶与祸首。[7]他们笔下的“癫狂”女性塑造,缺乏心理性格的铺垫以及叙述的转换,也没有人物性格的自我发展,对女性疯癫的生成过程则更是三缄其口。

如果说,鲁迅借狂人形象揭示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不过是一部“吃人”的历史,那么,写作的女性,则进一步从她们笔下的“癫狂”女性身上,揭示出几千年的男权文明史,不过是一部压抑女人并“癫狂”女人的历史。世世代代有多少女人,在男权社会中上演着可怕而辛酸的悲剧,成为显在或潜在的疯子。因此女性笔下的“疯癫”型女性形象,正是写作女性对男性意识形态及文化阴影中女性真实生命和生存状态的近距离观照。

[参考文献]

[1]辛西亚・奥齐克.妇女与创造力[A].(英)玛丽・伊格尔顿

(胡敏等译).女权主义文学理论[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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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2.

[3]凯瑟琳・R・斯廷普森.女性亚文化和文本,文化和政治中

的妇女:一个世纪的机会[M].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86.

[4]凯瑟琳・R・斯庭普森.伍尔夫的房间,我们的工程:建构

女性主义批评[A].拉尔夫・科恩(程锡麟等译).文学理论的未来[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5]赫伯特・马尔库塞(李小兵译).审美之维[M].北京:三联

书店,1992.

[6]张惠娟.直道相思了无益[A].郑明俐.当代女性文学

论[C].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3.

[7]戴锦华.重写女性:八、九十年代的性别写作与文化空间

[J].妇女研究论丛,1998,(2).

责任编辑:陈火祥

On the“Crazy Women”in Female Novels

LIAO Dong-mei

(Chinese Dep artment,J iaying Un ivers ity,M eizhou514015,C hina)

Abs tract:Fr om the m iddle of1980s,more and more wom en w riters n o longer approve the false mythology about w omen,as if b y prior agr eem ent.Th ey have summ on ed a large nu mber of“crazy w om en”,an d the“crazy w omen”embodies the s pirit of r evolting a-gain st oppr ess ion and feudal authority from“s exu al politics”or patriarchy.Th e portray of“crazy w om en”in the con crete“gender re-lation”in female n ovels s how s deep and inex orable satire an d decons tr uction to the“an gel”ch aracters wr itten b y tradition al cu lture.

Key words:“crazy wom en”;sub jective w riting of fem ale novelists;de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