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围城中的讽刺

严颖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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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围城》中的讽刺

在《围城》中，英文真是大放异彩。英文属外来词，外来词是指被借用到汉语中的外国的或其他民族、地区的词汇。一般来说，行文中，现代汉语能表达清楚的，就不需再借用外来词语了，胡乱地使用会有反效果。然而，钱钟书先生在小说中运用了英文，却是达到了讽刺人物的效果。

如：张吉民接待方鸿渐时所说的一段话：

 “Hello！Doctor方，好久不见！”“Sure！have a look see！”“Sure！值不少钱呢，Pleny of dough。并且这些东西不比书画。买书画买了假的，一文不值，只等于Waste paer。磁器假的，至少还可以盛菜盛饭。我有时请外国Friends吃饭，那就用那个康熙窑‘油底蓝五彩’大盘做Salad dish，他们都觉得古色古香，菜的味道也有点Old-time。”在这里，作者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张先生那种崇洋媚外的丑态，讽刺了他善于卖弄自己，炫耀自己的走狗身份。张吉民话中那些无谓的英文字，恰切地表现出他附庸风雅赶时髦又俗不可耐，浅薄虚荣，炫耀卖弄，甘当洋奴的丑态，同时把这一丑态挖苦得活灵活现。

钱钟书在前面曾用绝妙的比喻提醒过读者留意这段话，这一比喻就是：“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

这段描写作者大量运用了英文，生动形象描画出张先生那种“外国的月亮特别圆”的丑态，善于卖弄自己，炫耀自己的洋奴才身份，讽刺了留洋知识分子的不学无术，崇洋媚外的虚伪嘴脸，生动有趣地表现了他的可憎形象极具讽刺性。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作者在文章中经常使用多样的表现手法去讽刺社会，同时也批判社会的整个风气。在这里面，写作的背景起到比较重要的影响作用。《围城》动笔于1944年，当年作者正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在战争期间，本来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持中立，中既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此外全让给日本人。这一举动使作者对英美两国产生不满，并在文章中以滑稽的语言讽刺英美两国的。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下，令作者对崇洋媚外的思想更是深恶痛绝。尤其是对于留洋知识分子用自己所学的一点点知识卖弄，更是极其反感。所以在文章中，不时也能看到作者对“张先生”这一类人的讽刺，批判。

除了在行文中运用英文进行讽刺以外，作者也在文章的细节对当时的“西洋文化“进行讽刺。其中，对主人公方鸿渐留洋归来后的一段描写就十分精彩：方鸿渐留洋归来，“衣锦还乡”，颇为惊动了家乡那个小城，先是报上登出新闻，继则应邀回母校作关于“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学术报告”。方鸿渐是这样说的：“海通几百年，只有两件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鸦片引发了许多文学作品，古代诗人向酒里找灵感，近代欧美诗人都从鸦片里得灵感。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方博士不学无术、满口荒唐的形象跃然纸上，使人感到滑稽可笑，也尖刻而犀利地讽刺了帝国主义宣扬的所谓的“西洋文明”，无非是些鸦片、梅毒之类罢了。这段文字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对当时的西洋文化实际上确实是存在不满的，文字间对主人公方鸿渐的性格特点描述得并不多，未有过多的评价，矛头指向的是当时的文化坏境和社会政治坏境

我曾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看到一篇对《围城》的读后感。“钱钟书先生在书中对外国文化进行批判。”、“对西方文化不包容，不欢迎，不接受。”这类的字句则出现在这篇读后感之中。就我而言，这位读者也许理解得还不完整吧！

每一篇文章的背后，时代的背景对文章的内容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今天，以我的角度去欣赏这个作品，我会觉得在行文中加入英文，那只是一种中西文化的融合，只是一种语言上的交流，并无大碍。但是，当我细细品读，体会当时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不难明白作者的用意。作者并没有想去批判西方文化的意图，他只是希望以这个作品去讽刺整个社会的风气，那崇洋媚外的败坏之气。

因为文章中大量采用中外文化、文学典故。从中国秦时的《诗经》兵法到清代的同光体诗，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阿拉伯《天方夜谈》到美国的轶事、法国的名句。例如方鸿渐买假文凭时引柏拉图《理想国》、孔子孟子之事为自己辩护，认为买文凭哄骗父母也是“孝子贤婿应有承欢养志”； 例如方鸿渐经不起父亲和丈人的两面夹攻，懂得文凭的重要，文章评到：“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象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作者都在文章中不断加入西方文化，甚至连文章中最令后人赞赏的，最能展现作者睿智的妙语，也是钱钟书借用英国古话：“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足以证明钱钟书先生本意并不是针对西洋文学。

时至今日，也经常会有学者探讨“崇洋媚外”这个问题。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对崇洋媚外下一个真正的定义——什么才是崇洋媚外？难道说，我们研究托尔斯泰是崇洋吗？难道说，我们欣赏《哈姆雷特》是媚外吗？其实，每一件事物都能够从多种角度去看，自然，就会产生多样的看法。我们也不应该对这个词语下定义，以及过多地思考这个词语在生活中的应用。

就像钱先生的作品，当中所讽刺，所批判的，仅仅是当时的社会罢了，仅仅是对40年代的中国进行一个状态的描写。每一件作品都会具有时间性，也许我们不应该执着于将作品中的每一句话应用到现实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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