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儒家和道家来区别和联系治世和治身

　　儒家重视人的生命，称“死生有命”（《论语·颜渊》），“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认为人应当感恩自然的造化而使自己拥有生命，并得以展开人生，演绎人生。

　　儒家重“生”，更重“德”，把人格价值、道德价值置于生命价值之上。孔子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强调人应当有的意志和人格。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原则，维护人格尊严。这就是说，在生命价值与道德价值发生冲突的严酷时刻，宁可“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以成就道德价值。与重“德”价值取向相一致，儒家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的价值对比中，也认为精神高于物质，高度赞扬精神不朽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不朽”说强调，成就道德典范，建立盖世功业，阐发精深言论，都必将长远地影响于后世，也即其所蕴含的精神意义是永不消失的，这也就是说三立者的精神远远超越于死亡而臻于不朽。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爱”，这也被视为人的生命的独特而崇高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儒家一方面肯定人具有内在的善性，一方面也主张强化外在的“纲常之礼”，强调两者的结合为人生之道：遵循纲常之礼以开显人的本然德性，进而达臻人的完善境界，成为圣人。张载说：“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语录》中）这也就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哲学。

　　儒家以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为本位，肯定人的生命意义和人性价值，强调在现实世界中提升道德品格，达臻理想境界，这种思想特质可以概括为人本主义。儒家人本主义传统以其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道家的自然主义传统

　　道家反对天命论、天意论和目的论，也排斥人的意志、欲求和情感，排除任何加诸于一切现象的刻意有为，力主用自然性质、自然原因、自然原理来观照、解释人生、社会和宇宙，力求人的一切作为都要合乎自然的本来面貌和变化规律

　　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而构成万物具体形态的原始物质则是“气”。万物都是禀赋了“道”而成“德”（自然本性），又禀赋了“气”而成“形”（形态，形体）。老子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所谓“道法自然”，就是道以自然为法，作为宇宙的根本原则、最高原则的道，所遵循的就是自然无为。

　　在道家看来，万物无一例外地都同样根源于“道”的流转与“气”的聚散，由此它们也就没有本质的差异，没有价值的优劣。《庄子·秋水》云：“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认为一个人站在“道”的高度观照万物，认识到万物并无贵贱高下之别，就能平等地看待一切，包容一切。这里讲的“以道观之”，也就是以“自然”的角度来审视一切。

　　道家以“自然”观照人，肯定生命的价值，反对人为地延续或损害自己的生命，宣扬自然主义生命观。道家认为，一个人若能超脱于生死的执著，其心灵也就可以超脱形体的局限，直觉体认自我的自然本性，而与“道”契合为一，进入“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庄子·天地》）的境界，在心灵上获得极大的自由，成为精神上不受任何环境影响的“圣人”，或神妙至真的“神人”。《庄子》又有《养生主》篇，宣扬养生之道，以求保命全生，不受损害。这种养生理论称为“全生”说，以后经黄老道家的养生论，进而影响道教，形成了长生论和神仙论。

　　道家还主张“天人合一”说。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地万物和我们同生于“道”，天地万物的气和我们的气相通，人的生命要与天地万物的生命合一，相应，协调，并与天地同长终。《庄子·在宥》论天人关系说：“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提倡无为，崇拜自然；贬斥有为，鄙视人为。道家所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观点，构成了自然主义传统的重要内容。佛家的解脱主义传统

内容提要: 儒家治世，关切社会的治理。道家治身，关怀生命自然状态的保持。 

疏理与运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资源

中华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世人有这样的评说：儒家治世、道家治身、儒家关切社会的治理，道家关怀生命自然状态的保持，儒家关心天下兴亡、倡导不计个人得失，道家不刻意为人为、追求自然完美，

儒家治世，关切社会的治理

公元前六、五世纪，在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形成儒家学说。儒家思想以人为本，侧重于从‘人’的角度来观照人生、社会和自然，重视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爱，肯定人的生命意义和人性价值。儒家重‘生’、更重‘德’，把人格价值、道德价值，置于生命价值之上。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在《滕文公》中的这句名言，最典型的表达：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原则，维护人格尊严。这就是说，在生命价值与道德价值发生冲突的关键时刻，宁可“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以成就道德价值。儒家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的价值对比中，认为精神高于物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说：“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都将长远影响后人，这‘三不朽’所蕴含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也就是说‘三立’者的精神，远远超越死亡而臻于不朽。              

儒家以现实生活社会关系中的人为本位，强调人的生命意义和人性价值，在现实世界中提升道德品格，这种思想特质，可以概括为人本主义。儒家人本主义传统以其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 

道家治身，关怀生命自然状态的保持 

公元前六、五世纪，在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形成道家学说。道家以自然为本位，侧重从自然出发来观照人生、社会和宇宙，强调自然是人生的根本，主张顺应自然、回归自然。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万物都是禀赋了‘道’而成‘德’（自然本性），又禀赋了‘气’而成‘形’（形态·形体）。（《老子·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有名的‘道法自然’，用白说就是，‘道’以自然为法，作为宇宙的根本原则、最高原则的‘道’，所遵循的就是自然无为。庄子的《养生主》篇，宣扬养生之道，以求保命全生，这种养生理论称为‘全生’说。以后经黄老道家的养生论，进而影响道教，形成了‘长生论’和‘神仙论’。道家还主张‘天人合一’说，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道家所论‘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构成了自然主义传统的重要内容。         

  儒家的‘人’本位和道家的‘自然’本位，这两种核心思想，奠定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基础，同时，决定了中华古代文化的走向。

一、治国主张的比较

　　（一）从“无为”看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

　　老子的政治主张，是由他的天道自然的宇宙观决定的。在老子的哲学中，“无”不是一个用来说明“什么都没有”的概念。这也就是说“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无”本身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无，名天地之始”（《道德经?第一章》），“无有入无间”。“无”这种力量不仅创生万物，而且在任何事物中都起作用。“无”既然是一种伟大的力量，那么“无为”也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伟大的作为，因此“为无为”最终才能达到“无不治”的效果。从而实现“无为而治”。在《道德经》里，老子对自己的“无为”的政治主张，作了充分的论述。他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第三章》）在老子看来，这样的“圣人”，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治理政事，净化人民的思想，让人民顺应自然规律从事生产活动，满足生活需要，消除不正当的物欲，使机智巧诈之人不敢胡作非为，天下自然就太平了。 

　　（二）从“德”字看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治国思想

　　孔子提倡“德治”，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在孔子生活的西周时期，注重“礼乐文明”。其中“德”是核心。“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表现了实行德治的管理者，对于大众的吸引力。“德治”是孔子政治法律思想中一个富有特色的理论，其思想内容十分丰富，然而其出发点在于爱民、利民的民本思想。孔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指出，治理国家，如果仅仅用政令来诱导，以刑法来约束，那就只能达到一个底线，就是老百姓暂时规规矩矩地生活，免去很多的刑罚。但是这样会留下后遗症，不足以树立他们的廉耻之心；只有用道德来诱导，用礼制来统一人们的言行，老百姓才会不仅有羞耻之心，而且能一直遵守正道，使得人心归服。因而孔子提倡“重德轻刑”，提倡“仁政”，主张以德治国。

四、老子、孔子治国之道差异性产生的原因

　　老子的治国思想要求君主只需遵循自然规则，充分发挥民众的能动性去成就事业；然而孔子的治国之道则要求君主不断的努力进行自我完善，使其道德水准达到一种能够影响民众，感化民众，“修已以安人”，在民众中培养道德自觉，从而达到社会的发展与和谐。两者的治国之道大相径庭，究其根本，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其一，两者的“道”的含义不同。老子喜言天道，孔子则“罕言天道”。老子提出的“道”讲得是自然之道，他从种种的自然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入手，要求整个社会应该按照自然的规律去面对，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以为天、地、人当效法道的自然性，反对统治者破坏社会的自然和谐与发展的妄为。孔子论述之“道”乃人伦之道。孔子认为用道德来教化和规范人们的言行，无论是对个人来说，还是对国家来说，都是必要的。就个人而言，搞好道德修养，遵守道德规范是立身处世的基础；就国家而言，施行道德教化，使社会每个成员都遵守道德规范，国家就好治了。其二，生活态度不同。老子看到的和想到的更多的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阴暗面，他认为，自然界的和谐是没有外界刻意作用其上的，是自然的，是事物的本性驱使而然。而以自然为平台的人类社会也应当是有着自然的完美。老子的“人道”是把人从社会角色中脱离出来，教人顺应天道，清修无为。孔子则注重传统的礼乐制度，对人类进步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主张人生应努力拼搏，有所作为，即使是政治昏暗，无以施展，也要“独善其身”，积极入世。其三，政治理想不同。老子对于政治是一种失望的态度，认为社会的动荡与百姓的贫苦是由于统治者的肆意乱为造成的，于是他构建出了一个“小国寡民”的封闭式社会，教民清修，无为，达到无欲无求的自然社会状态。孔子则是怀古式的憧憬未来。他认为，社会的混乱是由于礼乐制度的弱化引起的，所以只要效法古之圣君治国之道，加强礼乐制度，举贤仁能，对百姓实行道德感化，就能实现他的“大同社会”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