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吐血整理

1、史学撰述体例的特征。

先秦史学在撰述体例方面，历经了一个持续不断的演进变化的过程，这与史学形成与发展所应具备的相关要素及相应条件密切相关。文字形成之后，结绳刻画和口述传承被神话传说的追述形式所替代。历法的逐步完善、史官的出现、政事的需要，渐次形成甲骨、金石、竹木等不同载体的政令档案汇编，进而形成早期的编年体史著。随着史官制度的完善和分工的细密、社会生活剧烈变动的需求等诸多因素，史学撰述体例逐渐丰富多样，并驾齐驱，编年体渐趋完备，国别记言体形成，纪传体通史规模初具。

2、史学记载内容的特征。

随着文字的形成、史官及史官制度的逐步完善、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史学撰述体例自身的发展、史学主体意识的形成、史学功能认识的提升，促使并且推动史学记载的内容不断发生相应变化。先秦史学记载的内容，呈现着记事内容从简到繁、单一到多重、简单到复杂、重神到重人、事件到观念、制度到思想、政事到社会人生的全貌的层递式的发展变动演进的特征。

3、史学主体意识的特征。

在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发展变化进程中，中国古代先人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在争取生存、发展和追逐利欲的纷争中，史学主体意识逐次呈现出从古到近、人数由少到多的自觉意识不断累积增强的发展变化趋势。

4、史学功能原则的特征。

随着史学的发展完善，史官制度的发展完备及其职分职责的细密化，历史经验教训的累积，史学意识的自觉化的增进，以及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形势变动的需要，人们对史学功能原则重要性的认识与时俱进，使之呈现出渐次加深及逐步形成共识的特征。如史学借鉴功能的形成，疏通知远认识功能的形成。

5、史家历史观念的特征。

伴随着史学多重因素的发展变化，历史社会生活环境的剧烈变动，历史典籍的渐次增加累积，史家认识的不断提高深化，史家的历史观念呈现出层出不穷、多家并存、互促互进、各领风骚的竞争不息的特征。先秦史家的历史观念的不断变化，依次或并行而形成天命史观、圣王史观、民本史观、复古史观、循环史观、变易史观等历史观念，不断推动影响着先秦历史的发展进程。

总之，先秦史学的特征是多方面的。它促进并且推动了先秦史学从萌芽到规模初具的发展进程，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形成奠定了坚实宽广的基础，并对其后中国史学的发展演进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八、先秦史学的基本特点

1、体例以国别、编年为主，其它史体尚在萌芽之中 2、官修、私修史书同时存在 

3、“直笔”、“曲笔”现象并存 4、经史难分、史文难辨 5、历史观念的丰富 6、对史学功能有了初步认识。 

   先秦史学对后世史学具有“发凡起例”的奠基之功，无论在编撰体例、史书笔法和历史观方面，都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由于社会客观因素的制约，先秦史学在体例、体裁、内容、范围、语言、文字等诸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所以，从总体上看，先秦史学尚处萌芽创始阶段。

秦汉时期的史学特征：

1.开创了纪传体编史的先例。

纪传体是秦汉史学的创造，司马迁是开创者。他在《史记》中采用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本纪放在全书之首，按年月次序编写帝王的历史，以记载帝王的言行政绩为主，同时叙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重大事件；表采用表格的形式排列人物或事件；载典章制度；世家主要是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这五个部分既有分别，又有联系，相辅相成，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五种体例中，又以本纪和列传为主，故称为纪传体。在《史记》的影响下，纪传体成为我国史学的最重要编写体例，其他正史都是采用这种方法编写的。

2.厚今薄古的史学观念。

秦汉人写时大多厚今薄古，与现实紧密联系。在著史中，略古详今。《史记》用一半以上的篇幅撰述当代史，班固的《汉书》，荀悦的《汉纪》以及官修的《东观汉记》都是以当代史为主，而且由当代人写当代史。充分说明秦汉史学家著述为现实服务的观念。

3.秦汉史学进入了新的时期。

秦汉史学出现了繁荣的现象，史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愈来愈高，它的重要性也愈益明显。因而编写历史书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出现了大部头的史学著作，如《史记》，《汉书》等巨著，而且这两部著作均为私人编写。与此同时，统治者愈来愈重视史书的编写工作，特别是组织人力集体编写，如《东观汉记》等就是统治者组织学者进行编写的。官修史书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另外，随着史学地位的提高，史书的列别比以前明显增多，在纪传体之外，还有编年体、杂史、起居注等形式。

魏晋南北朝史学特征：

1、史学的多样化发展以及学科批评的展开。

史学的多样化发展，集中体现在四点：第一，史书的数量宏富，不断创新，种类多样；第二，史书的作者来自社会不同阶层，而且既有汉族，又有少数名族，成分多样；第三，史书的领域一再拓展，专史门类多样；第四，史学评论的逐步深化，史评对象多样。从主要评论史事，到转而以评论史家、史书为主，再到开始探讨历史学发展的历程。

2、史学的学科及其官化倾向。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又一显著特征，是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地位而发展成一门的学科。史学的学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图书目录的分类，二是学校教育与学术机构的设置。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官化倾向更集中的体现，一是自曹魏起开始设置专职史官修史，二是北朝后期初步形成以宰臣监修国史的“史馆”制度。

3、史学上的门阀观念和民族意识之印记。

当时的史学，从形式到内容，都烙上了门阀观念的印记：一是谱牒、谱学的盛行和“谱局因此而置”。二是家史和别传的大量涌现。三是正史的本纪和列传成了门阀士族的谱牒家史。狭隘的民族意识是魏晋南北朝史书中的最普遍的表现。史学成了他们为本族和本族政权争夺“正统”地位的工具。同时，主张各民族间友好相处的思想和坚持国家统一的观念，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中也有所发展。

隋唐五代史学特征：

1、官方控制史学的程度加强。

这一时期的统治者，承北齐之制，设立史馆，扩大编制，吸收一部分有才学的人为史官，以宰相监修，直接控制史书的修撰。

2、更加重视史学的鉴戒作用。

这一时期以魏征为代表的史学家，强调史学的鉴戒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人事，否定天命；第二，重视民心向背与政权兴衰的关系；第三，注重君臣关系，强调君臣相辅。总之，这一时期编撰的史书，主要把亡国之君的行为当成本朝皇帝“取鉴”的基本内容，从反面向当时的统治者提供了一整套值得取鉴的治国方略，即注意调整君民关系、君臣关系，实行“以静求治”的施政方针。

3、史书种类与体裁的多样化。

史学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各类型、各种不同体裁的史书纷纷出现。旧有的编年、纪传体史书无论记载内容，还是形式都得到了更加的完善，典志体、地理书、方志、史注、史评等新的史体也大量出现。同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量的杂史、故事、笔记，有价值的类书以及众多的佛道经典，文集数量明显增加。

宋辽金元史学特征：

1、完备的修史制度。

宋代修史制度趋向完备，不仅超过了前代，而且比明清严密。辽金元设立了自己的修史机构，虽然没有宋朝完整，但也比较系统地保存了本民族的历史。元代翰林兼国史院，开明清翰林国史院的先河。

2、会通的史学思想。

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叙述从战国到五代的治乱兴衰；南宋郑樵继承司马迁通史之风撰《通志》，并明确提出了“会通”的思想；宋末元初的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是继杜佑《通典》后又一部典治体通史。“主通明变”成为当时的风气。

3、史学的义理化倾向。

一方面宋人学习《春秋》褒贬笔法，借以惩恶劝善。以义理断史事，以史事证经义是义理史学的另一个内容。朱熹认为汉高祖、唐太宗虽然有大功业，也不值得肯定，因为他们的本心是出于利，而不是义。到元代，理学被确立为官方思想，理学化的史学占据主导地位。

明清史学的特征：

1、历史著述的总结性趋势 。

唐甄的《潜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总结性著作。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与《宋论》是历史评述的总结性成果。章学诚是全面总结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杰出史学家。《校雠通义》是一部系统的历史文献学理论的总结性著作。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我国第一部最为完整的学术史专著。《大明会典》、《大清会典》、“六通”是典章制度史集大成之作，明《永乐大典》、清《古今图书集成》两部类书以及空前的大丛书《四库全书》，都是古代文献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则是目录学的总结性成果。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均为体大思精的历史地理学杰作。

2、求真务实的治史方法。

明清史家大都是具有求真务实的治史方法，追求史事之真实。王世贞治史求真务实的精神，开这一时代史学考证风气之先河。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是清据学的先驱。乾嘉学者严密的考证方法，实事求是的学分、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值得提倡。

3、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展。

大凡明清史家，往往是博通百家的学者，不仅精通经史子集，而且关注天文、地理、水利、医药、士农工商等应用学科，表现出宽广的文化视野。

明清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展，还表现在通俗史学的繁荣。纲鉴类史书、历史演义、历史小说、历史纪实、蒙学乡塾读本等普及类历史读物，盛极一时。明清史学不断走向社会深层，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表现形式，历史知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了普及。

4、具有启蒙色彩的史学思想。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出现了市民阶层。社会的变化，也曲折地反映到史学领域，兴起了反理学、“六经皆史”与经世致用三股史学思潮。

刘知几的史学理论：

１．刘知几在《史通》中明确指出，史家治史不仅仅是劝善惩恶，而必须将史学作为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重视史学的功用，强调史学与政治的联系，这种理论不仅在当时，就是在后世也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２．刘知几以前的史学家多鼓吹“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今不如昔”、“是古非今”等，刘知几对此大加批评，他认为成败与天命无关，今未必不如昔，只不过历史在发展。社会发展必然出现新特点，这是一种客观的、不以“天命”或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势”在起作用。这在当时是进步的历史观。

３．刘知几史学思想最大的贡献在于他考察中国封建史学发展过程时，从理论上论证了以下两个问题。首先，他提出了“史才三长论”，认为一位优秀的史学家应该具有史才、史学、史识。所谓史才，是指选择、组织史料的能力和书写记事的技巧；所谓史学，是指丰富的史学知识和史料知识；所谓史识，是指过人的见识，即分析历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态度。刘知几认为一位史学家要搞好历史，“三长”缺一不可，而其中史才、史学又离不开史识。其二，他主张直笔著史。刘知几从历史记载的真实出发，大声疾呼“直书”、“实录”，揭发和斥责对历史进行歪曲的现象。并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史学发展中提倡直书的传统，明确地将“直书”作为编纂史书的基本原则，在理论上加以论证。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

1、经世致用论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对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了深刻阐发。他认为，研究历史要有效发挥作用，必须坚持详近略远的原则，注重研究当代史；还应根据不同的社会特点，使研究符合时代需要，以持世救偏；要敢于开风气之先，千万不可为世风所囿。

2、六经皆史论

章学诚认为六经是古代切合时事、服务于时事的历史著作，“六经皆史”的“史”，既具有“历史资料”的含义，用以矫正宋学空谈义理的弊病，同时，又具有经世之史的内容，以反抗乾嘉考据学派闭口不谈义理的流弊。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为史料搜集、历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3、史义论

史义论是章学诚史学思想的中心，最终把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推向最高峰。史义（又作史意）是相当于史事（历史事实）、史文（历史文笔）而言，指的就是历史理论和观点。章学诚主张只有具备史义的著作，才称得上是“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否则只是史料汇编。

4、史德论

章学诚在总结唐代刘知几才、学、识三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史家更重要的素质是具备史德。史德的内容不只是据实直书、书法不隐，更重要的是尽可能如实反映客观历史，能以理性制约情感。

5、史书编纂论

（1）章学诚提出要创立新史体，以改造旧书籍。新史体由本纪（按年编排的大事纪要）、因事命篇的纪事本末、图表三部分组成，纲举目张、图文并茂。

（2）主张编写通史。

（3）将史籍按内容和功能分为撰述（著作之书）和记注（为著作提供材料的资料汇编）两类。

（4）扩大了史料收集的范围。

（5）文人不能修史。文人修史讲求文字技巧，往往影响史事的真实。

野史：野史是与正史相对应的史学门类，由私家撰述而成，既包括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典志等体裁的私俢史书，也包括笔记、诗话、纪闻、稗史等，形式不拘，内容包罗万象。

通俗史学：通俗史学是历史演义、历史小说、历史纪实、蒙学乡塾读本等普及类历史读物的总称，在扩学的社会影响、普及历史知识方面作用大。

笔记：笔记（又称杂记、笔录、丛谈等），是随笔记录当时见闻、阅读心得的一种书籍，大致可分为小说故事、历史琐闻、考据辨证三类。

中国史学史复习资料辑要

一、史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1）研究关于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阶段性的特点

（2）研究史官、史家与史学思想

（3）研究史学与社会的关系

（4）研究史学发展与相互学术文化领域的关系

（5）研究史学发展的规律性等。 

二、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创立 

梁启超是史学史学科的倡导者和奠基人。

1922年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有《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一章，概括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学从起源到清代二千年来的发展轨迹，是近现代最早系统论述中国史学史的专文。1926—1927年，撰成《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倡导研究史学史，有《史学史的做法》一节专讲怎样作史学史，探讨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等问题， 

三、原始的历史意识

在对待自然和人类自身关系上，产生两种思想：一种是相信人力可以征服自然；一种是对自然的迷信。两种思想经常搅混在一起，从整体上看又显示出崇拜自然神的倾向。

衡量英雄人物的主要标准，看其能否献身公共利益。

重视生产斗争知识。

正在形成中的历史观点：

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自然观崇拜自然神的总倾向

四、中国最早的历史典册——《书》和《诗》

（一）《尚书》

      意即上古的史书，最早只称《书》，后称“尚书”，后失传。汉文帝时伏生所传《尚书》用西汉当时文字写下，所以称《今文尚书》，共28篇。孔壁所得比伏生传《今文尚书》多16篇，全用蝌蚪文书写，称《古文尚书》。

     《尚书》是我国萌芽时期的重要成就，虽然还不是成熟的史著，但却奠定了中国古代史籍的雏形，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尤其在体例和编纂方法上。每篇有一个标题，题下记一个完整的人或事，孕育着我国编年体的开端。是纪事本末体的萌芽，以记言为主发展了金文记载中的自觉的历史意识和历史鉴戒观念。 

（二）《诗经》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先秦只称“诗”或“诗三百”。汉武帝后，被立于学官，奉为儒家经典，尊为《诗经》。收录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500多年间的诗歌305篇。亦“诗”亦“史”，是研究殷周社会最有价值的史料。有记叙西周农奴生产情况的农事诗，有反映两周阶级关系和劳动人民抗争精神的战斗诗，有人民控诉侵略战争、支持正义战争、忧国伤时的爱国诗，有反映爱情和婚姻的情爱诗，有揭露社会黑暗腐朽的政治讽刺诗。内容丰富，是研究上古史的珍贵资料。

五、《春秋》及孔子的史学贡献

（一）《春秋》

    是现存最早的编年史，相传孔子所作。记自公元前722——公元前481的史事。主要记朝聘、会盟、战争，以及一些自然现象，如水灾、旱灾、日食等。对自然现象的记载很宝贵，尤其自然灾异。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则没有，所以主要记政治。《春秋》记事简单，最少的一个字，最多的四十五个字。因为记事简单，所以有人认为此书每个字都有微言大义，对此有人怀疑这并非孔子所创，而是当时史官的书法。

（二）孔子作《春秋》对史学的贡献

1、孔子是私人修史的开创者：孔子《春秋》的创作，标志了私人著述的出现。

2、初步创立了编年体史书的雏形：《春秋》采用编年体，初步将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四个因素结合起来记叙历史。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3、属辞比事，提出了一套历史编撰方法：属辞，原指遣词造句，此指孔子修《春秋》时，采用一定的书法来表达自己的爱憎。他根据自己的政治观点，以用词的不同来表达不同的事态和意义。比事：按年月日顺序把史事排列起来，即“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

4、重人事而不宣扬鬼神：《春秋》尽管也记载了灾异，可是他没有人为地去为灾异披上神秘的色彩，更没有把它与人事关系牵连在一起。

六、《左传》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它和《公羊传》、《谷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通称“春秋三传”。 一般认为其是左丘明。记前722——前468年之事，30卷，约18万多字。主要记春秋时代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列国之间的战争。《左传》记事相当详细，对于历史事件的记载一般能做到首尾完整，范围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经济、学术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创造了“君子曰”的史评形式,对所载史实或人物或直接发表议论，或引用他人言论进行评论,开创了“史论”之先河。有可贵的民本思想。但作者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把历史的创造归功于王侯将相的创造，归之于天命。没有完全冲破天命和鬼神观念的束缚。

七、其他先秦史书

（一）《竹书纪年》

    战国时魏国的史书。西晋武帝太康元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墓，得竹简数十车，后经荀勖等人整理研究，得书16种75篇（其中完整的68篇），共10万余字。其中《纪年》13篇，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至周宣王后，则特记晋国历史，晋被三家瓜分后，又特记魏国历史，记至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由于司马迁写《史记》时没有看到该书，所以该书可以帮助我们订正《史记》的某些错误。体裁采用编年，记事简短如同《春秋》。北魏郦道元注《水经》引用该书，称作“《竹书纪年》”，后人又称《汲冢纪年》或《汲冢书》。作者可能是魏国史官。

（二）《穆天子传》

    汲郡魏墓发现的竹书之一。内容记周穆王西巡之事，有日月或寻，并详记所行里数。名虽曰传，其体裁实属编年，晋郭璞曾为本书作注。该书有助于了解古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周穆王西行所到之处，与各部落互赠礼物，这说明远在张骞之前，中原和中亚间早有个人和团体的交往接触。

（三）《世本》

原本15篇，记事从黄帝开始，讫于春秋。从今所见佚文看，实际已记到战国末年，并称赵王迁为“今王迁”。 有《帝系》、《王侯谱》《谥法》等。其中《帝系》记帝王传授的系统；《王侯谱》、《卿大夫谱》记诸侯、卿大夫世系；《氏姓》记录当时所有的姓氏；《居》讲建都情况；《作》记录一些事物的发明情况及其历史；《谥法》记谥号的含义。其中《世家》、《传》等对司马迁创立纪传体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是先秦时期尝试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先行者。商务印书馆《世本八种》为清代八家的辑本，可资参考。

（四）《国语》：

     现代史学界认为，该书成书在战国初年，其中有左丘明传诵的篇章。《国语》是一部以国分类，以语为主的有关春秋历史的史著。《国语》按国别编写，以记言为主；侧重于对事件发表议论。全书21篇，分为《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记录了上起周穆王征犬戎（前967）下迄智伯灭亡（前453）前后约500年各国君臣谋议得失的对话。

（五）《战国策》

战国时各国纵横家游说诸侯国君或互相辩论时所发表政治见解等言论的辑录。原称作《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后经西汉刘向整理，定名为《战国策》，33篇。记事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245年的历史。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各诸侯国之间进行兼并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对“士”阶层的人物，作了非常生动的描写。

（六）《战国纵横家书》

    一部记载战国时期说客辩士言论的史书。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部内容性质与《战国策》相同的帛书，共27章，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有11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另外16章为久已失传的古佚书。可以校正《战国策》和《史记》记载的错误，并补充其不足。

（七）《逸周书》

    原名《周书》,在性质上与《尚书》类似,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连序共71篇，今缺11篇，尚存六十篇。包括了西周至春秋间约600年左右的事迹。郭沫若认为其中的《世俘》、《史殷》、《商誓》等为西周初所作。我们认为除少数篇章外，多数是出于战国时代摹拟周代诰誓辞命之作。该书夸耀武功，崇尚武德，这正是战国时代的思想。

八、先秦史学的基本特点

1、体例以国别、编年为主，其它史体尚在萌芽之中 2、官修、私修史书同时存在 

3、“直笔”、“曲笔”现象并存 4、经史难分、史文难辨 5、历史观念的丰富 6、对史学功能有了初步认识。 

   先秦史学对后世史学具有“发凡起例”的奠基之功，无论在编撰体例、史书笔法和历史观方面，都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由于社会客观因素的制约，先秦史学在体例、体裁、内容、范围、语言、文字等诸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所以，从总体上看，先秦史学尚处萌芽创始阶段。

九、秦朝史学概述

1、秦设有专门机构与人员保存图书资料,且十分完备；如在御史大夫属下,设有御史中丞,掌管图籍秘书；2、秦朝已具有天下各类资料；3、秦史官设置,基本遵循古制，见于记载的有御史,内史,太史令等.4、秦由史官著录成国史《秦纪》并一直保留到汉初. 保存了一些较为原始的资料。5、秦还有文献汇编《奏事》20 篇。 综上所述,秦朝在文献图籍的保存和史籍撰录方面,均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十、两汉的史家与史学

1、两汉的史家

(1) 史论家:汉初为多, 陆贾、贾谊。史论包括借秦亡讲述兴亡之道,也是针对西汉建国以来的社会现实发表自己的见解

(2) 撰史家:司马迁,班固,荀悦等

(3) 在古籍整理和图书目录学方面有重要贡献者——刘向,刘歆父子

2、两汉史家的特点

(1) 史学思想正统化:由汉初兼采众家之长——汉中期的独尊儒术——东汉白虎观会议逐步完成了封建史学的正统化演变

(2)著史目的明确化:从先秦史学以道德教育为主到汉初史论借史明义的借鉴作用，最后将道德教育、借史明义与融为一体；

(3) 史书体例规范化: A纪传体；B纪传体的改造和正统化；C编年体的改进；D起居注渐趋制度化,经常化

(4) 官方修史制度化:封建政权对史学由消极干预到积极控制；国家设馆修前代史当代史成为定例

十一、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史学代表作《史记》。

司马迁的史学贡献

1、定奠了通史的规模 

博及天地、囊括古今——第一部中国通史，地域通、时间通、内容通。

2、创立了完备的纪传体 

本纪：采用编年形式，提纲挈领地写出一代大事，主要是记载历代帝王和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的人物的事迹 

表：以时间为序，用表格的形式展示历史大事，分世表、年表、月表 

书：以叙述社会制度和自然界现象为主体，对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发展和现状加以系统的记述，具有典章制度的性质 

世家：主要叙述世袭贵族王侯或某类重要人物的事迹 

列传：记载将相大臣各个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各种人物事迹（刺客、游侠、商人等）以及国内外各民族的事迹 

司马迁的治史方法

1、全面搜集文字资料 2、实地考察 3、亲身访问 4、慎重取舍 材料

对史料的取舍和考辨主要奉行两个原则 ：

（1）“考信于六艺” （2）“择其言尤雅者”

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一）“通变”思想 

1、空间上的“究天人之际” 即研究天与人的关系，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重要宗旨之一， 也是他对实属编纂的要求，其重点是“重人事”。

2、时间上的“通古今之变” 其外在形式是时间上的古今贯通，上下贯通.目的在于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的变化和相互联系中，找出一些因果关系作为当今的借鉴。 

3、体例上的“五体合一” 

4、内容上的融会贯通和思想上的综合创造

5、方法上的“原始察终”（对历史追溯其原始，察究其终结，把握历史演变的全部过程，来看它的原因、经过、发展和结果）、“见盛观衰”、“祥变略渐”、“承弊通变”

（二）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

《史记》综合古今典籍及其它资料，创造出一部通史；

综合古今之学术，辨别源流得失

综合已有的史体，创立新的史书题材

《史记》“维系春秋，述往事，思来著”

司马迁的历史观

1、发展变化的历史观，即“通古今之变”

2、重视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重视用社会经济生活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史记》中的《平准书》、《货殖列传》专记经济。

3、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认为决定人类命运的不是天和鬼神而是人类自身。

十二、班固《汉书》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东南）。东汉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在其父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编写了《汉书》。

《汉书》的价值

1、首创纪传体断代史 ：“书”改为“志”，取消《世家》 归入列传；全书12本纪、8表、10志、70列传；确定了正史的格局，以后断代史便不断出现  

 2、扩大了记载范围，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本纪是对《史记》所撰汉武帝以前本纪的扩充，武帝以后的纪都很详细；“表”部分也有其独到之处，《古今人表》记从传说时代(女娲、伏羲)到西汉以前(秦末楚汉战争)的人物都列入表中，分九等：上、中、下，每等再分上中下，因而带有对人物的评价；志把《史记》“书”的标题改变了，《天官书》改为《天文志》，《河渠书》改为《沟洫志》、《平准书》改为《食货志》。新增《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 

 3、文字精炼，叙述有条理：“赡而不秽，详而有体”

班固的历史观

1、班固对历史总的看法是天命论加循环论 

2、夸大帝王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创造都是帝王所制定的措施而致。 3、历史人物评价上有唯心色彩 

班固的史学思想

1、历史编撰力求完备 

2、“宣汉”思想突出，宣扬汉朝在历史上的地位。

3、浓厚的封建正统观，“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4、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史观，其背景为东汉时期谶纬学说的盛行。

十三、两汉的官方史学

对修史的重视

   史学官修制度在东汉开始形成。官方撰录国史和起居注在东汉开始正常化,但制度仍不完善,也没有常设机构和专职史官。封建国家对史学已经从消极干预发展到积极控制。

《东观汉记》 

   东汉官方修撰而成的我国第一部官修纪传体国史.明帝时诏令班固,刘珍等相继撰写。到献帝时修成。历时160余年。纪,表,志,传俱全,还创造了“载记”这一新体例。晋朝将之与《史记》《汉书》《东观汉纪》作为东汉王朝的当朝国史,合称”三史”。书中天人感应正统观念非常浓厚,维护美化统治者,间有失实之处。 

刘向刘歆的学术贡献

1、对汉宣帝以前的典籍进行整理,保存了古代丰富的史料；

2、首创校对学,大大恢复了古籍的真实面貌；

3、建立了系统完整的图书目录分类体系；

4、注意考察学术源流和著作产生的环境, 开我国古代学术文化史研究的先河,实际上可作为我国第一部学术史。

刘向父子校理图书的方法

1、广集众书，不专据一书

2、保存异说，对于记载不同或者怀疑后人所记而证据不足不作为定论的，不随便删掉

3、开创了写叙录的范例，使读者在阅读全书之前能够了解书的内容特点和流传情况等等。

    叙录又称书录，是内容提要或者书目题解，包括篇目、存佚、流传情况、作者生平、主要内容等等。把单篇叙录合起来就是《别录》。

纪传体、编年体的优缺点

纪传体优点:1、便于记载多方面的历史事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外史事可包罗万象。2、便于记载不能按年编排的历史，如经济以及其他方面不知时间的事件等。3、便于广泛地记载历史人物。

    纪传体缺点:1、不能集中叙述历史事件的全部情况。刘知几曰“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2、不易表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3、易于夸大某些历史人物的作用。

编年体优点:1、便于表现历史事迹的时间顺序。2、便于表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3、可以避免叙述重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4、具有“资鉴”和“讽教”的重要作用，在历史知识的传播和普及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是学习和研究古代历史最直接、最简便的史书。

   编年体缺点:1、不能连续叙述历史事件的全部情况，“一事隔越数年”。2、难以记载年日不明或不能编年的历史事迹，如经济、文化有的不好编年。3、易于编重政治事件，忽略经济文化方面的史迹。4、记事简略，史料不丰富，难以完整地反映社会情况。

   总之两汉时期是史学奠立基础的时期，从历史观、历史思想、史书体例等方面看，以后的史学大体不出此时的规范。

十四、魏晋南北朝史学多途发展的面貌及其原因

史学繁复的面貌：

1、史书增加2、史部

史学繁富的原因 ：

（一）史书本身的发展。一门学科的发展，有其自身发展的一个过程。两汉已为其奠定基础，此时已有规可循。

（二）私家修史的兴旺。三国以后割据，修史权力开放，整个社会形成了注重历史、研究历史的风气。各割据政权都提倡写历史。

（三）士族撰写家谱、族谱的兴盛。谱学在东晋后期由贾弼创立，其后人世传其学，绵延近二百年。

（四）纸的普遍使用。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以后，纸的使用日趋普遍。避免了竹帛的笨重和昂贵，为史学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

十五、魏晋南北朝历史著作

通史

（一）梁武帝《通史》：梁武帝令吴均等人集体编写，纪传体：记三皇至南齐，600卷（或说620卷）。吴均写了本纪、世家、列传。秦以前基本根据《史记》，西汉以后完全抄当时的史书，新东西不多，价值不高。后来此书先佚。但梁武帝提倡通史，其意可嘉。且“通史”之词始于此。 

（二）元晖《科录》：元晖为北魏贵族，他召集一些学者，记从上古到东汉末史事，270卷。体例非纪传、非编年，是“以类相从” 。

《三国志》

陈寿（233——297），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少受业于著名史家谯周，谯周撰《蜀本纪》、《益都耆旧传》；陈寿历仕蜀、晋两朝，晋时辑成《诸葛亮集》24卷

（一）《三国志》的内容：

 　　《三国志》计《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共65卷，有纪、传，无表、志。《三国志》记事，起于东汉灵帝光和末年（184）的黄巾，迄于西晋灭吴（280），所记不限于三国时期（220-265）。

（二）编撰特点：

（1）编撰体例上既体现了尊魏，又显示了三分天下的事实。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魏志》有本纪、有列传，吴、蜀只有列传。三国创立者的称谓上：对曹操，《魏书》称太祖，《蜀书》、《吴书》则称曹公；对刘备，《蜀书》称先主，《魏书》、《吴书》则以名相称；对孙权，全书一概称名。在纪年上：魏、蜀、吴三书各以本国年号纪年，并以魏国纪年贯串。

（2）、文字简练、有条理。

（三）陈寿的史学思想

（1）劝善益治。这正是陈寿修史的目的。

（2）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和天命思想。用谶纬、寓言童谣来渲染魏、蜀、吴三国君主的称帝 

（3）曲笔回护司马氏及曹魏政权。

（四）裴松之《三国志注》的作用

1、补阙：对某些重要史实和重要人物没有提到或太略者，裴松之尽量搜集资料予以补充。 

备异：同一史事或同一人物，各家记载有出入，甚至根本相反，而又不能定其是非者，裴松之则俱载之，以备参考。 

2、惩妄：凡各载不同，或某载错误，而裴松之经过认真比较研究后，能定其是非者，则一一指出。 

3、论辩：按当时之情理对某些错误的记载作出判断和评论。有自己的评论，也有引录其他史家的评论。

《后汉纪》 

作者袁宏，东晋人，不满意其前的多种关于后汉史书，用八年时间写成《后汉纪》30卷。该书为编年体，起于刘秀称帝，止于曹丕废汉献帝灭汉。荀悦的书称《前汉纪》。荀悦的《汉纪》只据《汉书》改编。袁宏的《后汉纪》则收集各方面材料，自己写成。此为流传至今最早的后汉史书，范晔《后汉书》成书于其后。《后汉纪》叙事真实，有条理，超过《后汉书》。但《后汉书》内容比袁宏的《后汉纪》丰富。优点是1、简明扼要，纠正了以往各家后汉史中时间概念不清、叙述错乱的缺点；2、鉴别史料慎重；3、注意史事评论；通过治史、叙述政治的治乱得失，来维护和宣扬“名教之本”，以达到惩恶劝善的作用。缺点：过于注重政治事件。

《后汉书》 

作者范晔，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人（河南淅川人），著名文学家和音乐家。35岁时不得志，“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著成《后汉书》。后因刘义康谋反受牵连处死，年仅48岁。今本《后汉书》是二人所写，纪、传是范晔著，志是西晋司马彪的著作。司马彪的《续汉书》有八志，唐以后其书失传，但其八志被梁人刘昭注《后汉书》时补入，北宋时合并到一起。众多纪传体后汉史失传唯范书流传。今本范晔《后汉书》记自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至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记载了东汉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全书共计120卷，纪10卷，列传80卷，志30卷。

（一）优点

（1）编纂体例上因袭《汉书》又有自己的创见。删去了一些不重要和不可靠的材料。增加了一些重要的类传。首创《列女传》。创立《文苑列传》、《逸民列传》、《党锢列传》、《宦者列传》、《独行列传》、《方术列传》等。 

（2）史料价值高，文笔生动。《续汉志》之可取的地方如《郡国志》、《百官志》都是较有价值的。

（3）突出的史论：用序、论、赞的形式发表评论。总计全书，有“序”25篇；有“论”110篇。

（二）主要缺点

司马彪的“志”缺少《食货》、《艺文》、《刑法》、《沟洫》等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的内容，有损史书的完整性。 

（三）范晔的史学思想

 1、把“忠义”作为衡量历史人物的重要条件。2、反对佛教、图谶和阴阳禁忌 

《宋书》

沈约，南朝人，在宋齐梁三朝做官，是梁武帝的开国之臣，著名的史学、文学、音韵学家。 《宋书》内容丰富，共百卷。有纪、传、志，志的价值较高，志从三国写起，以补充陈寿以后无志之缺。其《律历志》是历法史的重要文献。《乐志》详记乐器、乐章、词典、舞曲是音乐史的重要资料。但没有《食货志》，而且较繁杂，有失实之处。

《南齐书》

萧子显，梁朝人。仕梁任国子祭酒、吏部尚书、吴兴太守等职。得梁武帝恩准，撰写《齐书》60卷。《南齐书》记事起自宋顺帝昇明三年（479）萧道成专权，终于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共30余年史事。有纪、传、志，特别是记载了许多佛教的情况以及佛教与道教相争的情况，是研究宗教史的重要资料。 缺憾是无《食货志》。对萧氏先世多曲笔回护、颂扬溢美。（书中有不少宣扬天命和佛教因果报应的说教。 

《魏书》

魏收是北魏到北齐时人，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一生以修史为务，又工于文学，文学、史学都著名。所著《魏书》130卷，是二十四史中较好的一部。

优点:

1、内容丰富，所记从北魏统一以前开始，极为详细。独创《序纪》：反映鲜卑拓跋部早期历史。特别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其十志，十志中有《食货志》，这是流传到今的魏晋南北朝史书中仅有的。《食货志》载均田制和三长制；改《百官志》为《官氏志》：将北魏官制沿革与鲜卑贵族氏姓变迁合记在一起；独创《释老志》：系统记载了佛道二教的流传情况；《灵征志》：为此前各史《五行志》的变异，保存北魏建国后各地地震记录。地形志所述北方地理情况颇详。

2、记载基本真实，有条理。魏收担任修史工作二十余年，学术修养很深，对修史求真有正确认识。文笔也好。

缺点：

1、只记北魏到东魏的历史，没记西魏。与其政治立场有关，站在东魏立场。2、缺《艺文志》。 3、有一部分记事杂乱，用功不深。4、该书多有曲笔讳饰。但《魏书》被称为“秽史”，是对《魏书》的污蔑。

地方史

（一）《华阳国志》

东晋常璩所作，主要记四川、陕西等地的历史。内容:1、历史地理、地理沿革、郡县设置的变化，山川、物产、风俗，特别是按地区把30多个少数民族情况讲得很详细。2、政治史。从上古到东晋此地区的政治历史，特别注意割据政权，3、人物传记。从西汉到东晋初年共记390多人，其中妇女50多人。 

　  今人或称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或称为其时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史 。

（二）《洛阳伽蓝记》

    作者杨衒之，北魏北平人。以洛阳伽蓝（梵语佛寺）兴废沿革为线索，记载了洛阳城内外55所寺庙的情况，内容涉及到洛阳城市规模、外商来京贸易及各国风土人情，道里远近等情况。可算作一部中国古代城市地理史。

十五、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与特点

谱学著述的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一门专门研究家谱、世系的学问，即谱学。这与这时期门阀士族兴盛有关。先秦时期的《世本》一书，主要记载帝王、诸侯、卿大夫的世系，反映的是周代以来奴隶社会的宗法制度；秦至西汉时期，家谱、世系类著作衰落。东汉魏晋以后，家谱类著作大量出现：《隋志》中有“百家谱”、州谱、各大族谱。谱学亦于此时出现。

传记的发展

这一时期传记成书。据现在统计共有154种。四类:

（一）别传，即个人的传记，别传的意思是于纪传体史书外别为之传。

（二）家传，如《诸虞传》、《裘氏家传》

（三）同一地方的人物传记，如《会稽先贤传》、《襄阳耆旧传》

（四）同一类型的人物传记，如《高士传》、《名士传》、《良吏传》。

    人物传记的发展与当时政治情况有关，东汉始形成门阀士族，察举制为世家门阀所把持。

史考的出现

以前的史家写史时，对史料的审察过程就是考证过程，但没有专成一书。也有的人在一些著作中有专门几篇考据历史事实的文章。如东汉王充《论衡·书鉴·儒鉴》，东汉末年的《风俗通义》是考证礼俗的，蔡邕的《独断》是考证典章制度的，也还不是正式的史考。三国时蜀国樵周《古史考》，是第一部正式的历史考证著作。 西晋司马彪又根据《竹书纪年》纠正《古史考》之误。东晋史家孙盛写了《异同评》，评论过去历史记载的异同 

史注的发展

西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三国吴韦昭《国语解》。

刘宋时裴骃《史记集解》，文字注解，主要包括人名、地名、专有名词、典故。

裴松之《三国志注》 补充史实的注解，即，这是史注发展的很重要标志。

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是仿《三国志注》而作，搜采文献400余种。兼有考史、评史的作用。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则是以注代著的突出著作，是《水经》的20倍。对中国现在各省的主要河流有详尽的记载，是考察古代水道演变的重要资料。同时该书还以山川自然条件的联系，扼要地叙述各地的史迹沿革、风土民情及民间歌谣、谚语、方言和传说。

史学评论的开展

主要问题：1、繁简问题。2、实虚的问题。实是实录、直书之意，虚是虚妄。一般的史家都标榜直书实录，但事实上许多记载不符合事实。 3、正统问题。编年时间用哪个帝王的年号，哪个就是正统，以哪个皇帝为本纪，哪个皇帝就是正统。 

代表作：南朝梁刘勰著《文心雕龙·史传》篇，评论了过去所有的历史著作，这是一部简明的史学史著作。

刘勰的史学批评思想：

    阐述了史学的惩恶扬善之社会功用。肯定了史学“居今识古”的本质，认为史籍是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桥梁。

    极力主张史家撰述必须依据“直书”、“实录”的编撰准则。提倡史家撰史必须持公正、严谨的治史态度，据实记载史实. 史家治史的态度并不仅仅囿于“直书”、“实录”，它还关涉到史家的责任感、品德修养及学识才华等诸多因素。

    注意到了史书的体裁、体例问题。史书的写作体例应当效仿古代的经典，以此为准评述了前代史书体例的优劣.

    重视史学的审美，从文评的角度挥讨史学问题。称赞司马迁的“博雅弘辩”、班固的“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以及陈寿《三国志》的“文质辨治”等，都体现其明显的史学审美理想。

专职史官的出现

曹魏首设专官著史：中书省设“著作郎”、“佐著作郎”各一人。西晋著作郎改隶秘书省，号大著作郎，增至八人。秘书郎的职掌为编撰史书。

    十六国也有专职史官。南朝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北魏沿用南朝的制度，再专设起居令史。北齐设史馆，由宰相统领，宰相称“监修国史”。北周沿北齐制度，但著作郎改为著作上士，著作佐郎称为著作下士。专职史官一直沿用。

专职史官的利与弊：

    利：史官制度使历代史书的编纂有了保证，后朝修前朝史成为定制。同时史官还写本朝史，使当代史料得以大量保存。

    弊：（一）专职史官设立，易受皇帝宰相的控制，往往有顾虑，美饰与前朝有关的人物，歪曲事实。（二）史官品级不高，但在社会上有重要的学术地位，许多人争做史官，以博得好名声，但他们对史学不热心，不到社会上作调查，只是例行公事，在官府搜集材料，编成史书，使得史书内容不丰富，质量不高。（三）史官人选未必得当，有的没有修史才能也任史官，有称职的史官在宰相大臣的牵制下也难以发挥才能。或者由于史官意见不一，使有史学才能的人难以发挥。

十六、隋朝修史的成就及失误

修史机构与史官的设置： 

    隋在秘书省下设著作曹和太史曹。著作曹是主要的修史机构。

隋朝修史的成就：

魏澹等重修《魏书》，王劭作《隋书》、《齐志》，牛弘修《周史》，李德林《齐史》、杜台卿《齐纪》、许善心《梁史》、姚察《梁书》等，这些史书为以后唐修诸史提供了基础。

隋朝修史的失误：

（1）隋禁私人修史。扼杀了私家修史的积极性。

（2）官府修史不力，无切实宏大的修史计划和明确的分工合作。

（3）修史者多非其才。

封建政权对史学控制的加强

隋统一后设史馆，禁止私人修史。唐太宗移史馆于禁中，亲自抓修史工作。从唐以后，历朝皇帝都加强控制史学，宋朝重申禁止私人修史。既使私人修史也要得到朝廷允许。对史学控制的加强，影响了史学的发展。

五代至两宋继承前代的史馆制度。辽朝改史馆为国史院，史官称修撰、编修。金、元都承辽制，元朝由翰林学士掌国史院。故元朝又称史馆为“翰林国史院”。

十七、唐五代北宋的“正史”编撰

《梁书》和《陈书》

《梁书》和《陈书》名义上为官修，实为姚察、姚思廉父子所撰，今本并题姚思廉撰。

《梁书》56卷，纪6卷，传50卷，记事起自梁武帝天监元年（502），迄于梁敬帝太平二年（557），记有萧梁56年的历史。

   《陈书》36卷，纪6卷，传30卷，起陈武帝永定元年（557），终陈后主祯明三年（5），共记陈朝33年的历史。

    两书每传大致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先叙历官次序；第二段叙重要史实；第三段死后必载颂扬之词，此种千篇一律的形式，实无可取。其结果是有美必书，有恶必讳，必致是非不明,其史论也多有荒唐者。

《北齐书》

《北齐书》名义上为官修，实为李德林、李百药父子所撰，今本题李百药撰。北齐书》共计50卷，本纪8卷，列传42卷。记事起于高欢，止于幼主（高恒）承光元年（577），实际记载了东魏（534－550）、北齐（550－577）两朝的历史。

    流传中，《北齐书》不为人所重，残佚过半，是五代史中残缺最重的一部，原书仅存十七篇，今本其他部分为后人取《北史》和《高氏小史》等补，故书中有书法不一、称谓不同、有论无论等混乱现象。

《周书》

    《周书》共50卷，帝纪8卷，列传42卷。记事起于宇文泰（505），迄于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实际记载了西魏、北周两朝历史。

    令狐德棻撰写，主要依据牛弘《周史》而修撰。刘知几批评道：“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闻，唯凭本书，重加润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杂说史》）该书仅有纪传而无志表。作者仿《尚书》文体写成，语虽典雅，却难免失实。该书至宋代多残缺，多取《北史》、《高氏小史》补充。《周书》最突出的特点是歌颂当权者的先人。

《隋书》

    《隋书》成于众史家之手，在唐初所修五史中，它最集中体现了唐初官修正史的史学特点。《隋书》共85卷，纪5卷，列传50卷，志30卷。记事起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止于恭帝义宁元年（618），载有隋朝38年的历史。

    贞观十五年（1），唐太宗诏令于志宁、李淳风等修撰“五代史志”，高宗显庆元年（656）完成，又称“《隋书》十志”。“综记梁、陈、齐、周、隋五朝典章制度，价值高，门类齐全，共30卷，是继《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以来最重要的史志著作。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十志所述的典章制度，并不限于梁、陈、北齐、北周、隋，如魏及南朝宋、齐都涉及到了。因此可以弥补“五代史”无志之缺憾。 

《隋书》史论特点鲜明，史论为魏征所作，以纪、传末“史臣曰”或类传序论的形式出现，既是史论，也是政论，是论史与论政的结合，其着眼点在以隋为鉴。

《晋书》

贞观十八年（4），唐太宗命重修《晋书》。成于众人之手，令狐德棻贡献最多， 因唐太宗为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和陆机、王羲之二传撰有四篇史论，故题为“御撰”。

   《晋书》共130卷，其中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另立载记30卷，记载了北方所建16国史事。记事起自晋武帝太始元年（256），止于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包括西晋、东晋两个时期共156年的历史，书中也追述了武帝祖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司马昭等自汉以来的事迹。由于《晋书》成于众手，前后重复，彼此失去照应等问题较多。《晋书》为了迎合一些人的猎奇心理，不加甄别地将一些遗闻逸事、神怪传说收入书中。削弱了史书的可信性和严肃性。追求词藻华丽，多采诡异之文。

《南史》和《北史》

李延寿承父志写成。《南史》记事起自宋永初元年（420），止于陈祯明三年（5），记载了南朝宋、齐、梁、陈四朝170年的历史。有本纪10卷，列传70卷，共80卷。《北史》记事始于魏登国元年（386），终于隋义宁二年（618），记载了北朝魏、西魏、东魏、齐、周、隋六朝233年的历史。有本纪12卷，列传88卷，共100卷。

南、北《史》的编纂特点：

（1）重新组合：针对南北朝年代较短，一人往往历仕数朝，事迹分散在数史之中的现象，李氏采用不分朝代，凡祖孙父子有传者统统集合于一传之中的方法，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

（2）删削重复和繁冗：如删去每代禅让过程及九锡文、三让表、禅位诏册等。但删去了一些有用史料。

（3）补充史料：增加史料较多的有《南齐书》、《梁书》、《北齐书》、《北周书》。《北史》增补了《魏书》所没有记载的西魏史实。

（4）秉笔直书，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旧唐书》

后晋天福六年（941）高祖石敬瑭诏命户部侍郎张昭远、起居郎贾纬、秘书少监赵熙、吏部郎中郑受益、左司员外郎李为光等修唐史。宰相赵莹监修，书名《唐书》，200卷。至宋代，为与欧阳修、宋祁等修《新唐书》相区别，称《旧唐书》。《旧唐书》多抄实录、国史原文而成，监修和纂修都学问较好，史料价值高，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于唐代主要参考了《旧唐书》。

《旧五代史》）

    北宋官修，宰相薛居正监修，总称《五代史》150卷。80年后，欧阳修《新五代史》出，改称《旧五代史》。因朝廷明令新史列于学官，元以后旧史逐渐散失。直到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旧五代史》。《旧五代史》150卷，只50多年历史，内容丰富。

《新唐书》

北宋官修，宰相曾公亮监修，主修欧阳修和宋祁。本纪和志、表的序文出自欧阳修之手，列传为宋祁所写。欧阳修自负地认为该书“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是该书的优点，后人认为这正是其缺点，因为所增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所省的都是有价值的事。《新唐书》不如《旧唐书》详细具体，当然《新唐书》也有补充。《旧唐书》文字不如《新唐书》好，吴缜有《新唐书纠谬》，辑该书错误400多条。

《五代史记》（《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私撰的一部正史，死后公之于世。此书特点是以褒贬为主，主要是评论，事实不尽详细。《新五代史》史料价值远不如《旧五代史》，但由于其名气大，所以也流传很广。吴缜作《五代史记纂误》即是刊正该书的错误和不当。《新唐书》、《新五代史》得以广泛流传原因，一方面是不研究历史的人只要求一般的历史知识，并诵读文字好的；另一方面是皇帝的积极提倡。

十八、史学理论的发展——刘知几和《史通》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苏铜山县）人。

《史通》的内容

     今天所传各本的分卷及篇目共计20卷49篇，内篇10卷36篇，另有3篇仅存篇目，原文佚失，内容为概括地讨论史书体例和编纂方法等；外篇10卷13篇，论述史官沿革、史籍编撰与流传及古人写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等。

特点：

1、评论有据。2、兼指得失，对任何史家史书都不感情用事。3、批评尖锐。4、主张明确。

刘知几的史学贡献

1、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史学发展状况，使史学评论走上了发展道路。

2、揭露了古史记载的虚伪，批判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观念。对古人和经典进行了批判，体现了一种不盲目崇拜古代、不迷信圣人和经典的批判精神。

3、提出整套修史方法，规范史书修撰环节。对史料：主张“采摭群言” ，对“阙之不足为少，书之唯   益其累” 的材料，必须坚决舍弃；论史事：主张荀悦、干宝提倡的“五志”，再广以“三科”，反对“四烦”； 论人物：选择恶可戒世、善可劝后者，反对“愚智毕载，妍媸靡择”。

4、论述了各类史体的长短得失，提出了史体特别是纪传体的发展方向。

 （1）论古今史体，归为“六家”。认为古代史学是发展变化的，史书体裁是不断演进的，他把古代史籍分为记言体、记事体、编年体、国别体、通代纪传体、断代纪传体六家，并一一考镜其源流发展、宗旨意趣和利弊得失。

（2）对编年、纪传二体短长进行剖析。编年体按年记事，但人物或有或无，或详或略。纪传体内容丰富充实，但纪传体多重复，时间概念不清。“二体”各具短长，尤其对纪传体的体例和结构作了理论总结。

5、爬梳了史官制度的发展，揭露了史馆修史的弊病

（1）史官制度的发展：在《史官建置》篇，刘知几对唐初以前的史官发展脉络加以条梳。

（2）唐代设馆修史的五大弊病：人浮于事，各不相下；史料保存制度不健全；难以直书；监修者众，史官无所适从；监修不当，铨配无法。

6、提出“史才”标准，奠定后代史学人才标准

史官素质：彰善贬恶，不避强御；编次勒成，郁为不朽；高才博学。

史学人才标准：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才”：组织史料和表达的能力；“学”，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识”：是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的能力。

关于史学批评范畴 

一是文与质即文采与内容的关系二是文与史即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文与史的根本功用一致，文与史的源头相同。直与曲：刘知几反对曲笔，但又深受“名教”影响，笃信“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提出“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简与烦：反对魏晋以来世风文风淫丽，史著繁富，叙事最避忌繁芜之失。

创与循：刘知几认为：“时移”而“世异”，史学的发展必须“随时因俗”而变革，“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名与实：强调要运用“求名责实”、“考名责实”的方法评论史著，批评了一些史著“为例不纯”、“名实无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十九、杜佑和《通典》

杜佑（735－812），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出身世家大族，历仕玄、肃、代、德、顺、宪六朝，官至宰相。贞元十七年（801），二百卷《通典》完成。

《通典》的内容和编纂特点

《通典》共有凡有八门，二百卷。即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实为九门，兵刑合一故称八门。

（1）将食货列于首位，继承管仲的经济为重的思想。在食货中又首列田制，重视农业。

（2）不列天文、历法、五行、艺文等志，增加了选举、兵、边防等门类。打破了旧史中重礼乐、天文、五行的模式。对后世的典制体著作的编撰影响深远。

（3）各部分的编排先后次序有其特定的用意，体现其对政治的观点。

（4）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通典》自注有解释音义、掌故的，有考证史料，阐明写作意图的。

《通典》的价值和贡献

 1、创立典制体。唐以前，史书体裁只限于纪传和编年二体。杜佑取《政典》与史志之长，综合了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创立了典制体通史，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后来的“三通”、“ 九通”、“十通”及各种会要都是在它影响下编纂的。

 2、主会通。（1）全面掌握资料。从经史子集所有著作中广泛收集，还把唐的档案公文都作为资料，把经史子集以外零散的文章也收集起来，资料丰富。（2）将历代正史中的书志融会贯通，探本穷源，从古到今原原本本地叙述历史典制的起源、发展，充分揭示各项制度的利弊得失。做到了“会通古今”，很好地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撰述思想。

 3、立分门。分九门，按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编排。

4、重论议。一方面，把过去人物对典制的议论收在书中，将记事与记言结合起来，多加按语。另一方面，以序、论、说、评、按等形式发表己见，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见解和主张。

5、倡经世。特点有三：一是勇敢的批判精神。二是重实际讲实效。三是把握社会症结，反映时代要求具有自觉而明确的经世致用意识。

6、目次内容安排上，体现了杜佑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7、进化的历史观。

《通典》的局限性

（1）在200卷的《通典》中，《礼典》竟达100卷之多，反映了杜佑对封建礼制的高度重视，然而造成了全书的臃肿而不协调。

（2）在《兵典》中，不去记述兵制的沿革，而专记用兵之道，甚至连火鸟、火兽之类近于荒谬的传说，也不厌其烦地一一备载。

二十、其他典志体史书

《通志》

（一）作者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号夹漈，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

（二）《通志》内容

　　帝纪18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略52卷、世家3卷、宗室8卷、列传130卷、载记8卷。起于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下限本纪、世家、列传、载记、年谱止于隋，《二十略》至唐。

（三）《通志·二十略》的价值

1、类别多，内容丰富。2、新创八略。即：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3、都是郑樵的研究成果，所以价值很高。

（四）郑樵的史学思想

1、“会通”思想：纵通和横通。2、反对作者议论褒贬，认为史家写史应如实记载历史事实，不宜妄加评论。3、重实学，反对空谈义理，不务实学的风气。

《文献通考》

（一）作者

    马端临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宋亡隐居不仕，著《文献通考》。

（二）《文献通考》的体例和内容

    典制体通史，内容自上古至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全书共348卷，分24门，记上古到南宋宁宗嘉定十七年的典章制度史，所记比《通典》多470年。

（三）特点和价值

《文献通考》内容分“文”、“献”、“注”三类：“叙事为文，论事为献”，文是自己解释史料事实；献是议论。内容丰富可靠  10发展了“会通”的思想。

二十一、宋代编年体史书发展

《资治通鉴》

1、司马光生平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宰相，死后封温国公。

2、《资治通鉴》的著作情况及编纂方法

 编修过程：《资治通鉴》编修历时19年，协修人员包括刘恕、刘攽、范祖禹，司马光子康检阅文字。修书程序：丛目—长编—定稿。丛目：按年月日的顺序编出历史事件的目录并注明资料的来源。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定稿：考异同，删繁冗，修改润色。

3、《资治通鉴》的内容及特点

    记事从三家分晋(前463年)至五代最末(559年)共1362年，分394卷，约300万字。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

优点：（1）叙事确实，所记之事皆经悉心考证。比过去所有的史书都可信。（2）条理清楚。（3）文笔高明。《资治通鉴》既可作历史读，亦可作为文学作品读，叙事生动。

缺点:（1）有一些错误遗漏的地方。（2）纪年拘于定法，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3）文化史太少。

4、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1）突出史学的经世致用的作用。（2）“臣光曰”的突出史论。（3）主张据事直书，反对正统观念：①只有“使九州为一统”的王朝才是正统王朝。②时期的并存政权，不可“独尊奖一国”，而指责其余为“僣伪”；这个正闰观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因素。（4）反对神鬼怪异之说。

《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记载北宋九朝168年史事，起于太祖建隆（960），迄于钦宗靖康二年（1127）。作者自称不敢言续《通鉴》，故名之曰《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南宋李焘（1115-1184），眉州（今属四川）人。

   《长编》仿《通鉴》长编体例。所用材料有北宋日历、实录、正史、会要、敕令、御集以及百家小说、私史、行状、志铭等，十分丰富。李焘还制作专门的橱柜根据时间和事件将收集到的史料分门别类保存。

编纂特点：强调“宁失于繁，无失于略”。详近略远。用考异的方法来编写史书：注文中对各种资料的出处、取舍、异同、真伪及一时无法考辨的材料，都尽可能予以说明。保存有价值的史料。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作者李心传（11－1243），进研（今四川乐山）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专叙高宗一朝36年的历史，仿《通鉴》体例，编年系月，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相接续。体例：史文与注文结合。引用材料包括日历、会要、实录、国史、奏状、诏旨、贺表、札子、墓志、家传、年谱、文集，及杂史、笔记。

《资治通鉴纲目》

朱熹所作，共59卷。因《通鉴》太详细，而《目录》太简略而写，同时也为了阐明其正统理论。体例为纲目体。据时间先后写出史事提纲，用大字书之，称为纲；对史事的具体记述，用小字分注，称为目。

二十二、纪事本末体及其他

纪事本末体，是以事件为中心，标立题目，按时间顺序叙述事件始末的史书体。是中国古代三书体裁之一。起源于先秦，正式确立于南宋袁枢所撰《通鉴纪事本末》，尔后承作不断，与编年体、纪传体一样能自成系统，具有由远而近地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的突出作用。

《通鉴纪事本末》

　　袁枢（1131－1205），建安（今福建建瓯）人。著作有《通鉴纪事本末》42卷。将《通鉴》全书内容区分门类，综括1362年史迹，分隶339目，别有附录66事，总计大小305件重要事情，始自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每事一篇，自为起迄，故名“本末”。 创纪事本末新体裁：作者不著一字而成新书，别开生成地创造了纪事本末体裁。

宋代史学的基本特征

一、史学空前发展

1、史书数量大增

2、史书体例发展：

纪传体独尊地位被打破，旧体裁新发展，编年体重新崛起，《资治通鉴》出现，此后有人直称编年体为通鉴体。典制体充分发展，宋初王溥撰《唐会要》、《五代会要》；秘书省“会要所”撰十种《国朝会要》（2000余卷）；南宋徐天麟撰《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徐为做古代会要第一人；郑樵《通志·二十略》，将典制体向纵深发展；方志盛行，宋代方志内容不限于地理，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等。开创新史体，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中国史史上以历史事件为纲的新史体，纪事本末体；朱熹《通鉴纲目》创纲目体；朱熹《伊洛渊源录》，“记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门弟子言行。”创学案体。金石学著作，欧阳修是中国金石学的开创者，著有《集古录》。

二、宋代的修史机构

1、修史机构

起居院：宋太宗设，撰写皇帝的起居注。时政记房：宋初设，所记为大臣论事、“帝王言动”。日历所：日历编修起于唐顺宗时，至迟在北宋中期设日历所，以宰执时政记、左右史起居注编修日历。实录院：专掌修实录。国史院：宋哲宗时正式设置，此后遇修国史则开国史馆。还有编写会要的会要所，编纂诏令的编修敕令所，掌修皇帝家谱的玉牒所。

2、实录和国史的纂修

宋代纂成14帝实录。宋多称“国史”为“正史”，起太祖，止宁宗。

两宋“正史”（“国史”）的特点：

宋代“国史”、实录的纂修大致同时完成，且“纂修”国史不一定以实录为依据。两宋“正史”（“国史”）卷帙浩繁、传闻充。

  三、理学对史学产生影响

1、对历史认识的影响。

    理学家认为自然界和社会的变化运动都是天理流行，是阴阳消长的气化运行。理学家讨论天人问题，以“理”作为对宇宙自然和历史社会的最高概括，把人类社会历史作为宇宙总过程的组成部分。

宋代史学“通识”发展。邵雍著《皇极经世书》，将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历史作为宇宙发展总过程的组成部分。郑樵《通志·三皇纪》（太昊、炎帝、黄帝）等从史籍及传说材料摘取材料，写进史书，反映对初民产生、初民社会的认识；

宋代史家以天理运行情况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依据：中国历史分先王、后王或三代以前、以后两阶段。

2、对史观的影响：

理学家认为对历史起作用的是天理，“理”即封建纲常名分。

3、对史书编纂的影响

（1）史法：重褒贬，重正统之辨。（2）史书编纂体裁：纲目体、学案体、本末体。

四、私修史书繁兴  

（1）专职史官：曹魏首设专官著史，专职史官出现。（2）诏撰：始于东汉明帝命班固等撰光武本纪（《东观汉记》）。启撰：萧子显向皇帝启撰《齐史》（《南齐书》）。3）北齐始开大臣统领制。（4）隋禁私撰史著。 （5）唐初完成史书由私撰向官修的过渡：官修史书的标志是国家建立修史机构、宰相监修、为前朝和本朝编修正史制度的确立。（6）宋时官修、私修并行。修史机构完善、官修成果丰硕：修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国史、实录、会要等；开文禁，允许私修。

二十三、明清史学

明代理学正统论

强调正名分与辩正统。 明代理学正统论的奠基者方孝孺，明史学接自南宋以来的南方理学化史学，史学理论的首要问题为争正统论。反对以“一时”之强弱、事功成败论史，主张以永恒的、至高的“大中至正之道”、“天道”来评判历史。三代、汉、唐、宋其主皆有恤民之心是正统变统?取之不以正, 如晋、南朝宋、齐、梁，守之不以仁义如秦与隋，夷狄、女后都是变统。

《永乐大典》

明成祖命解缙等编纂，共22937卷（含目录、凡例60卷），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天文、地理、医卜、戏剧、评话、工技、农艺等各类著作。元以前佚文，多赖之保存。《永乐大典》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 也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

《元史》

《元史》210卷，本纪47卷，志58卷，列传97卷，起铁木真称成吉思汗（1206），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天文、历法、地理、河渠四志材料珍贵。洪武年间编成。

《大明会典》

孝宗弘治十年（1497）始修，李东阳、焦芳、杨廷和为总裁。十五年书成。后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神宗万历三朝皆续修。《大明会典》228卷，记载明代典章制度，以六部为纲，分述诸司职掌与事例、冠服、仪礼等，并附插图。较《明史》各志为详。

李贽《藏书》、《续藏书》:

李贽(1527-1602),福建晋江人.30岁以前在家乡读书,应考,外出谋生；30岁后,为官从政，54岁致仕归隐,潜心史学。神宗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为罪,逮捕李贽,贽自尽。 

   《藏书》68卷，略仿纪传体史著，载录战国至元亡历史人物约800名，材料多源于“正史”。评价人物不以“儒者相沿之是非”为标准，“一切断以己意”（《藏书·梅国桢传》。

     《续藏书》27卷，只有列传，无世纪，专记明代人物，记明兴至万历年间400多人。对当代人、事无所忌讳。《续藏书》将人物分成两大类:功臣和名臣.其下又分门别类。

谈迁与《国榷》:

谈迁三十余年撰成108卷,500多万字编年体史著《国榷》。《国榷》是记载明代历史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所依据的是历朝实录,邸报和私人著述.谈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明实录》的曲笔讳饰进行了揭露和批评。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巨著。

焦竑《国朝献征录》

    焦竑的《国朝献征录》120卷，为人物传记汇编。焦竑网罗洪武至嘉靖年间明宗室、勋戚、内阁以下文武百官以及隐逸之士、宦官的碑传材料，兼及少数民族及周边国家的记述，所记人物，依68门分类，征引皆注明出处。

明清之际史学

一、“实学”和“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1、批评当时社会上的空疏学风。2、提倡学以“经世应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日知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二、历史编纂学进一步发展

1、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和《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学者称黎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所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奠定了学案体史书。

《明儒学案》62卷，记载有明一代学术思想发展概况，为最早、早完备的一部学术思想史著作。按学术传授系统，将200余名学者分成不同学派，立19个学案，大致分三时期：初期叙程朱之学和陆学，中期重点叙王学；末期立“东林”、“蕺山”两学案；另有“诸儒学案”，叙不属任何学派的方孝孺等43人。

《宋元学案》100卷，黄宗羲晚年成书17卷，后由其子百家、全祖望等人续成。分宋、元为86学案，记宋元400余年、2000余名学者的学术宗旨和学术活动。体例仿《明儒学案》。

    《明夷待访录》的思想倾向：反映黄宗羲政治,经济思想的代表作.反对君主,主张要以"法治"来代替"人治".主张工商皆本平均土地思想反对八股制艺主张强化宰相权力扩大学校作用。

2、王夫之《读通鉴论》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读通鉴论》和《宋论》为其史论代表作。

《读通鉴论》30卷，根据《通鉴》所载史事,用评论历史的形式来发表自己政治主张和历史哲学的史论专著.作此书之目的是从史书中寻找"经世之大略".每卷以朝代为别，每代以帝王之号为目，每目下分若干条，共85目，约900条，另在卷末附《叙论》4篇，叙其写作意图和主导观点。此书为系统评论古代历史的专著。

《宋论》15卷，详论有宋一代历史得失，体例如《读通鉴论》，以帝王之号为目，每目下分若干条。

王夫之的史论方法：史论为借史发挥，探索历史，广博论证，综合比较；理论以史实为根据，以供借鉴取资，借此可提高自身素养，可用以治理客观世界；但所论仅为供人参考之历史分析法，并非始终不变。

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附《日知录》）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初名绛，学者称亭林先生。清初，从事抗清活动十余年，代表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

《天下郡国利病书》记全国各地的疆域、形胜、关塞、兵防、农田、水利、特产、赋役等。

    《肇域志》记全国各地的建置、沿革、形势、城郭、山川、道路、街市、坊宅、兵防、风俗、寺观、水利、贡赋、陵墓、郊庙等，有的府、州后有食货或职官二类。

特色与价值：第一、许多内容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利病书》重点辑录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尤其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地理。《肇域志》也主要关注经世内容。第二、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相结合。文献资料的丰富，实地调查的细致。第三、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 

《日知录》：32卷,内容宏富,贯通古今,集读书笔记一千余条。编次不分门目,以类相从,“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每论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考证。《日知录》的宗旨在经世致用。他著作《日知录》就是为了探讨吏治、赋役、典礼等古制的来龙去脉，以达到“规切时弊”的目的。

顾炎武对清据学的影响：

    清据学，以顾炎武为鼻祖。顾氏提倡切实读书，博学于文，以从事于经世致用之学。其治学之方法，极为客观，普遍网罗证据，严格批评证据，由证据而得结论，不自结论而寻找证据。效法之人前后相望，于是被称之为考据学。迄于乾嘉，遂至极盛。

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1631-1692），字瑞五，一字复初，号景范，江苏无锡人。《读史方舆纪要》130卷。附有《方舆图说》5卷，为15省与九边、黄河、海运、漕运，以及朝鲜、安南、海夷、沙漠等地图和沿革建制简表。采用朱熹“纲目体”，自撰纲要，自为之注，正文顶格，注文低于正文。

《明史》

332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明史》为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

《明史》纂修前后累计95年。

编纂特点：

（1）纪传四体：本纪：为建文帝、景帝立纪；志：“职官志”于京城诸衙后特立“宦官”，专叙宦官衙门，立“土司”，记明代土司制度；“刑法”：“综明代刑法大略，而以厂卫终之”；《艺文志》仅载当代艺文；表：独创《七卿年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及都察院都御史为“七卿”；列传：阉党、流贼、土司

（2）首创正史设图之例：《历志》增图以明之；

（3）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忠义传》多至七卷，并专设《流贼传》，记忠义、孝义、列女等传达2000多人。

评价：参考材料丰富：实录、邸报、《明会典》及大量私人著作；编纂方法：存疑互见；多载史料原文。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浙江鄞县人。康熙十八年（1679），总裁徐元文欲荐之入史局，力辞不就。后秉父师之教，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至徐元文家，史馆纂修官史稿送到，皆由万斯同审定。后继之总裁，亦以礼相敬。成《明史稿》，卒于北京。

续“三通”和“清三通”

    清官修《续通典》150卷、《续通志》0卷、《续文献通考》250卷（“续三通”）、《皇朝通典》100卷、《皇朝通志》126卷、《皇朝文献通考》300卷（“清三通”），此六书与“三通”并称为“九通”。仿“三通”体例，惟《清朝通志》纪、传、年谱省而不作，二十略之目，与郑樵本书同，内容据清代社会实际有所增删。

清会典

记载各机构行政规章、事例的政书。凡修五次，分别为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年间所修。嘉庆、光绪朝所修并有“图”。“图”指礼部的仪式、祭器、卤簿，户部的舆图、钦天监的天体图等，称“会典图”。

大清一统志

    清朝三修一统志：康熙《大清一统志》，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成于乾隆八年（1743），历时57年，共计356卷；乾隆一统志》，始于乾隆二十九年（17），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历时20年，全书424卷（《四库全书总目》记为500卷）；《嘉庆重修一统志》，始于嘉庆十六年（1811），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历时31年，全书500卷。三次修撰“一统志”，带动了各地方志的编修。

乾嘉史学的成就

1、对旧史的编订与整理

2、旧史的辑佚、校勘与辨伪

3、乾嘉“三大考史家”

（1）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100卷。考订“史”、“汉”至《新五代史》的17部正史（实为19部，加《旧唐书》、《旧五代史》）。文字校勘：为全书的重点。用各种版本，并参群书校阅；并非全面校，而是发现问题重点校。考证典章制度：重点是地理和官制。评论史书：不同前人观点，对十七史的体例、内容以及作者，都作评论。治学方法：重视目录、正史和《通鉴》。不足：谩骂前人，部分条文不够精审。治史的局限：未考辽、宋、元、明等史；掌握资料不足。

（2）钱大昕《廿二史考异》

考史重点：舆地、官制、氏族；他还长于天文、历算，通于年代之学。不足：重考据，少议论；博古而不通今：未考议《明史》。编纂体例：先列各史纪、志、表传标题；标题之下，列有考证诸条：先录原文，接续列出证据，指其异同疑误，间或写有按语，判明是非。

考史方法：（1）取证：汇集材料（2）比较：以断定史籍记载的真伪与是非（3）专题考索

（3）赵翼《廿二史札记》

    编写方法为以本史证本史；内容为史法与史事并重，更着重于“治乱兴衰之故”；评论史书：对历代正史进行认真评论。评论历史人物或史事：揭露，抨击权贵；不足：记事谬误错乱之处极多：所论偏颇。 

章学诚和《文史通义》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强调经世致用，反对考据。著作主要是《文史通义》、《校雠通义》。

一、章学诚的史学批评思想：

1、论治学。

（1）“札记之功，必不可少”（2）“为学之要，先戒名心”（3）“善取不如善弃”（4）“著前人之说，示不相袭”

2、论“六经皆史”

3、论纂辑、考证与著作。

纂辑是比次之书，是功力而不是学问，但也是学问所不可缺少的。考证是考索之功也很必要，但也不算学问。著作是独断之学，成为著作须有三个组成部分：义、事、文。独断之学若无比次之功即不知其所取材，考证若没有比次之书亦无以为据。

4、论“记注”和“撰述”。

章学诚将史籍区分为“记注”和“撰述”两大门宗。章氏用“方智 ”、“圆神”来说明两类史籍的性质和基本要求，揭示出“记注”的特点在于保存资料，故其贵博取广搜，赅备无遗；“撰述”的特点在于史义，即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故贵抉择去取。“方”，是指体例的严整有序，使之能够储存、容纳尽可能完备的历史知识；“圆”，是指体例上的灵活变化，使之能够充分反映史家的历史认识。

5、论“史法”与“史意”

    “史法”探讨历史撰述之形式和内容，“史意”探讨历史撰述中的思想，突出史学著作的个性和史学主体意识。章强调“史意”，特别重视史家的“心裁别识”，“独断于一心”。史法与史意是有联系的，史法是史意的表现形式，史意又依赖史法来反映，史意是史法的进步与升华。

6、论“史德”与“文德”

  章氏首创史德之词。章提出了“文德”作为史学批评的方原则，即“临文必敬”、“论古必恕”。

7、论“通史家风”

章偏重写通史。认为通史之作有六便、二长、三弊。

六便:“免重复”，断代中使前一朝的末年与后一朝的开始相重复；“均类例”，断代史的体例不相继承；“便铨配”，易于说明沿革，写通史可以打破朝代，便于把同一类人物列入一类以见其治革，典章制度更如此；“评是非”，后朝写前朝史易有偏见，因二代往往有很密切的关系；“去抵悟；“详邻事”，关系好的邻国则美之，不好的则污之。

二长:“具剪裁”，断代史有的朝代短，为使其成一部书，便堆积材料，通史则需对史料加剪裁；“立家法”，即成一家之言。章氏所言通史之弊，并非指通史本身的弊病，而是指若写不好则会生此三弊:“无短长”，即无取舍而像以前断代史的文字一样；“仍原题”，断代史的标题不同，如艺文志与经籍志，世家与载记；“忘标目”，类传中的人物不注明时代。

二、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与实践

1、提出“志为史体”。

2、提出“方志立三书”。仿纪传正史作志，仿律令典例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作文征。”“三书”之外，另立“丛谈”或“余编”。

3、“乘二便，尽三长，去五难，除八忌，而立四体，以归四要”的修志指导思想。

“二便”：地熟时近，容易调查了解；

“三长”：具备识见个公心，就可以定出条例而绝私情；

“五难”：清晰度地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

此三者是就修志的客观和主观的条件而言的。

“八忌”：忌条理混乱，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胜，忌擅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是对修志时容易犯下的几种毛病而说的。

“四体”：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即四种志书体裁

“四简”：要简，要严，要核，要雅。讲的修志要求或标准，这一点最为重要。

在总结修志工作的基础上，他还提出了十点建议：提出修志“十议”。

4、建议在各州县立志科，为专管方志的机构，为修方志储备材料，以待具史材者修为方志。章的此主张没有被清采纳。

（三）章学诚的评价

1、政治思想方面，虽讲经世致用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没有批判的言论，也没有改造社会，改革政治的理想。

2、在社会观上维护封建礼教和名教。当时许多学者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章学诚却极力维护，还在著作中推崇三代，有许多迂腐陈旧的观点。

3、在学术上虽提出六经皆史，但并不批判经而是尊经，当时戴震反对以经束缚人的思想。斥责朱熹以迷惑人民。

二十四、清后期史学

近代史学的萌生 

1、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注入了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意识。

2、传统的历史变化观注入近代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潮，成为了近代改良活动的历史理论依据。

3、传统史学中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注入了近代进化论思想。

龚自珍  尊史”思想，“经子皆史”，史与国家、民族的兴亡关系密切，史职的重要。

历史发展“三世”说，治世、乱世、衰世。

变革思想，认为乱世必变，提出“更法”、“改图”主张。

要求复兴经世之学。

魏源《元史新编》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行。目的：广采资料，尤其是西方人的著作，补充元史。特点：增纪、增传；增志、削志；改变“一人一传”的形式，采分期分类“传人与传事相兼”的方法。反映了“史以经世”的思想目的。

《圣武记》14卷当代史，纪事本末体。记清前期军事外交活动。 撰作目的是为探求“拨乱之道”，制定“匡时之策”。

    《海国图志》100卷书分自撰与资料汇辑两大部分：自撰部分主要为开篇两卷《筹海篇》，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并提出反侵略的办法；卷三、卷四为各国沿革图。其他诸卷为资料汇辑。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此书为当时国人所编最完备的世界知识汇编。

徐继畲《瀛环志略》

    10卷：全书叙近80个国家和地区，介绍各国地理位置、国家或地区历史沿革、物产、人民、宗教、政治制度；各卷卷首有较粗略地图；叙东南亚各国较详。

梁廷枬《海国四说》

《耶稣教难入中国说》，无卷数，说耶稣教产生、流传以及传入中国情况；《合省国说》3卷，说米利坚合众国；《兰仑偶说》4卷，说英国历史、地理与现状；《粤道贡国说》6卷，按年汇编清初至道光年间由海道至广东贸易或入贡之暹罗、荷、西、英、意、葡等与清廷往来文书、清帝谕旨、大臣奏章等。此书既较详介绍了西方主要国家的地理、政治、宗教、文化、经济、风俗等，又是一部清初至道光时期的中外关系编年史。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日本国志》40卷共12篇“志”：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刑法、学术、礼俗、特产、工艺；卷首列中、日历年比较表；典制体；各卷内以编年记述史事，夹以考证；各类志前和大多志后有评论；全书以明治维新时期为重点；成就：对日本明治维新“改从西法，革故取新”作出及时总结，为中国维新提供效法榜样；结合日本新政，进而介绍西方国家的先进制度，迫切希望中国赶上世界潮流；结合史实发表议论，直接提出救亡图强主张。

二十五、新史学与史学诸流派——二十世纪前半期史学

严复译《天演论   光绪二十一年（15），严复选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与伦理学》的一部分，名为《天演论》。内容：认为万物均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进化演进；“物竞天择、生存竞争”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康有为的三世史观

    康有为改造儒家经典中朴素的变易学说，同西方知识相结合，创造了“公羊三世历史观”和“托古改制”学说。康有为“三世说”有二义：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相当于君主、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二千年前孔子已据“进化之理”作过改制，现在仿效圣人实行变化亦为正当，“六经”为孔子假托尧舜等古圣贤哲的言行而作。反对突变和。

《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

     光绪二十七年（1901），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次年，发表《新史学》，明确提出“史界”。 梁启超对几千年中国旧史学进行猛烈批判；初步提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观点。

《中国史叙论》分8节：（1）史之界说；（2）中国史之范围；（3）中国史之命名；（4）地理；（5）人种；（6）纪年；（7）史以前之时代；（8）时代之划分。

    《新史学》分6章：（1）中国之旧史学；（2）新史学之界说；（3）论正统；（4）历史与人种；（5）论书法；（6）论纪年。

旧史的“四弊”和“二病”

四弊：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新史学”的性质和内容：

划清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与新史认为历史的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即由低级到高级进化的界限。划请旧史把史书变成孤立的人物传的做法，与“新史学”要求写出人类总体历史发展的界限。提出史家应善于通过比较研究和纵贯联系考察，从人类总的活动背景去求得人群进化的。

历史进化史观

     梁启超运用历史进化论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学术思想。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上世史：自黄帝至秦朝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中世史：自秦统一至清乾隆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近世史：自乾隆末年至其所处时代，“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

将中国三千年学术思想划分为七个时期：胚胎时代（春秋以前）；全盛时代（春秋战国）；儒学统一时代（西汉）；玄学时代（魏晋南北朝）；佛学时代（隋唐）；理学时代（宋元明）；近世学术时代（明末至晚清）。

地理环境论：“寒带之人常悍烈，温带之人常文弱”，因而“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

英雄史观

    梁启超“世界之历史，即英雄之传记”。 先时人物与应时人物：“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 英雄与时势的关系：“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 “无名英雄”的作用：“农夫、职工、役人、商贾、兵卒、小学教师、老翁、寡妇、孤独”等“无名英雄，是造英雄之英雄”。 真文明时代无英雄：英雄是“人群未开化之时代”的产物，“文明愈开，则英雄将绝迹于天壤”，“人民不依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

梁启超的史学成就

   《清代学术概论》言简意赅，侧重于“论”；以清前半期的“考证学”和后半期“今文学”为两大主流，来概述清代学术的演变与成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内容充实，侧重于“史”；论述三百年清学的渊源流变及政治影响，对清人整理旧学的成就分门别类综述、评介。《中国历史研究法》共六章：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第三章，史之改造；第四章，说史料；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第六章，史迹之论次。《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绪论、总论和五节分论：总论包括史的目的、史家的四长、五种专史的概论（人、事、文物、地方、断代），专史重点论人的专史、文物的专史。

对梁启超史学贡献的评价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采用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之一，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从世界观到方，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都标志着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 “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即通常所说‘资产阶级史学’，以梁启发表《新史学》为代表。严厉批判旧史学，比较系统地提出‘新史学’理论，在历史观方面有较深入的探讨，并运用新观点编写出一批历史著作，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划时代性的标志。

《中国古代史》

     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简称《中国历史教科书》），作者夏曾佑。约30万字，内容起自“传疑时代”，即太古三代的神话传说时代，下至隋朝。著书目的：为寻救国的经验和教训，以使国家免于覆亡。

《中国古代史》的首创性

突破传统封建史学编撰方法，采用章节体：借鉴当时刚传入的外国史书分章叙述的方法，糅以中国纪事本末体，以年代为经，以重大事件为纬的叙述原则；依进化论观点和考古学成就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将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期”，进而再细分为七个时期：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第一、文献与文物参证

第二、中外史籍互相补证    第三、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典籍：

陈垣的历史考据学

史源学”：考寻史料来源的史学方法。

陈垣主要研究宗教史。他主要研究宗教的教义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代表作《教入华史略》、《元西域人华化考》。从陈垣起，中国宗教史研究才正式成为专史。对年代学的研究有《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在校勘学上有《校勘学释例》，把中国过去的校勘方法作了总结，归纳出校勘的四种方法：对校、本校、他校、理校。避讳学有《史讳举例》。

顾颉刚的“古史辨” 顾颉刚，江苏苏州人。创《禹贡》杂志，成立“禹贡学会”，开创了当代历史地理学。顾颉刚的辨古史活动受到了胡适“历史演进法”的影响。

顾颉刚的“古史层累地造成的”观点

     1、在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2、“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3、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推翻非信史的四条标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古史辨》第一册经书辨伪；第一册上编讨论古史，中编讨论孔子和儒家，下编是对《古史辨》第一册的评论；第三册主要研究《易》、《诗经》；第四册主要讨论诸子；第五册讨论汉代今古；

第六册讨论先秦诸子与老子；第七册是对《古史辨》活动的总结。 一、二、三、五册为顾颉刚编，四、六册为罗根译编，第七册为童书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