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咏怀》诗产生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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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存阅刊》2017年第15期

        摘要：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以《咏怀》八十二首著名。本文将重点分析阮籍《咏怀》诗创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时代背景，笔者打算从两个方面着手，即统治者所提倡的虚伪的礼教复活和名士推动下的清议发展，两者在博弈中火花迸溅，《咏怀》诗应运而生。

        关键词：阮籍，咏怀诗，产生背景

        随着三国争雄前期的人物相继去世，至正始年间，三国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蜀汉在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和姜维曾组织多次伐魏皆未果，直接导致国力损耗严重。刘禅继位后，更是盲目宠信宦官黄皓，反对外伐，排挤打压朝臣，导致朝政败坏，内外分歧严重。孙吴内部各皇子为争夺皇位更是明争暗斗，孙权为稳定政局，选择幼子继位，太傅诸葛恪为辅佐大臣。其后诸葛恪在北伐失利被诛杀，权臣孙峻与其弟专政，导致吴国国政江河日下。此时，蜀、吴势力已去，三分局面胜负已分，魏国的外部威胁基本消除，成为一枝独秀，国家主要矛盾已然从外部矛盾转变为内部矛盾。

        魏国的内部矛盾表面上表现为篡代问题，即曹魏篡夺了东汉政权，西晋司马氏集团篡夺了曹魏政权，但这些都是历史常有的朝代更迭，不是新的问题。新问题是两种力量的对抗，即复活礼教和清议发展两股势力的博弈。

        一、政治方面：“礼教”复活

        正始年间，由于大局接近统一，统治阶层更具有权势，也就更要加强其统治。因此，司马昭提倡“以孝治天下”，这与曹操要求的“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要求对照起来，就明显不大相同，自然被打垮了的礼教要死灰复燃。

        司马昭提倡的“礼教复活”，其本质如鲁迅所说：“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1]这是一针见血之论，“以孝治天下”这一思想的基础是虚伪的，无助于治国固宜。这也可以从两晋的统治者在贯彻“以孝治天下”的方针和行动中看出端倪。

        太始年间，武帝有诏：“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弃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2]甚至皇帝还亲自讲《孝经》，诸如其类，不胜枚举。究其原因，在于魏晋的君王背叛了各自的主子，做了主子以后，就需要臣民对自己的忠诚，羞于言忠而倡孝，本意在求孝与忠的一致，即“求忠臣必于孝子”。

        二、思想方面：清议发展

        清议的传统在东汉已有了，尽管发生过残酷的党锢之祸，士人备受摧残，但清议的风气依然被承袭了下来。曹丕“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3]州郡贤人即承认的社会人士，他们有资格推荐贤士，为朝廷输送人才，在一定程度上肃清了察举制所带来下层阶级人才滞留的弊端，“举贤授能”的民主政治，在建安时代的基础上在这时也初步的被争取到。

        另外，东汉的思想和社会的动荡造就了儒学的衰微，知识分子不再是礼教俘虏下的贤良方正，也不再只是重视那些五经博士所保存的先师遗训，而是凭自己清醒的智慧对具体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重视自己的个性。士人之间的相互追崇与交往成为一种风气，名士在社会的地位日益高涨，他们甚至一呼百应。

        同时，魏晋交际之时，司马氏集团虚伪的思想与残酷黑暗的统治，使得这些名士隐者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却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对立。阮籍识破司马氏集团提倡的“复活礼教”的虚伪事实，高呼“礼岂为我设耶”、“独不见夫虱子之处于裈中，逃乎深缝，匿乎败絮，自以为吉宅也……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4]在阮籍看来，司马氏提倡的礼教是虚伪的假礼教，真正意义乃是为了一批“饥则啮人”的人们维持其“无穷食”的，是统治者们维持其无穷剥削的。他认为建安之际的黄巾的大变动就是“炎邱火流，焦邑灭都。”而统治者到时候就是裈中之虱了。《大人先生传》就是阮籍对于假礼教复活的真实揭露，是对统治者加紧统治的时代的尖锐讽刺，这也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合法的民主方式”。[5]

        三、两种力量的博弈

        礼教复活与清议发展是两种相对的意识形态，统治者想用缘饰过的虚伪礼教来维护统治，而随着清议的发展，经历了个性的士人们却要与虚伪的统治者进行抗衡，两者处于此消彼长的博弈状态。

        忌惮于名士的社会声誉对自身统治的影响，司马昭决心要取消这种民主方式，打算让这些名士为自己所用，充当集团的御用文人。嵇康不肯出山，被统治者刑于东市，向秀随后迫于压力，接受司马集团的授官，据《晋书》记载当时“名士少有全者”。

        名士的被，也是当时封建社会中民主成分的被摧残，正始时期因此成为文坛的低沉时期。文人一方面满足于建安以来从礼教中出来的成果，过着放荡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感于统治者的压力日见沉重，所谓真正的即将成为明日黄花，除了敢于振声高呼“礼岂为我设哉”的阮籍，整个时代几乎是沉默的。所以，阮籍《咏怀》诗的中心内容正是这个低沉时代苦闷、压抑的反映，也是对这个打着所谓的“恢复礼教”旗号的统治者所推行的虚假礼教的不满。

        参考文献：

        [1]鲁迅.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A].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

        [2]房玄龄，等.晋书[M].中华书局，1996.

        [3]杜佑.通典[M].中华书局，1988.

        [4]张溥.阮步兵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林庚.中国文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