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民族精神

金 英

【摘 要】[摘 要]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中国党是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的中流砥柱。党关于帮助蒙古民族实现自身的一系列，不仅对蒙古民族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中国党确定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期刊名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44)006

【总页数】3

【关键词】[关键词] 抗日战争； 中华民族； 民族精神

201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同时也是国家立法确立后的第2个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的持久抗战，消灭并牵制了日本侵略军的大量兵力，不但为苏、美、英等反法西斯国家赢得了宝贵的战争准备时间，而且为保证同盟国实施“先欧后亚”大战略起到了重要作用，亿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形成团结御侮的精神力量，最终鼓舞着中国人民重新找族的自尊与自信，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奠定了作为联合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是激励着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自立自强和威武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在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艰苦岁月里薪火相传、精诚所至的强大精神动力。1931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策划发生在中国东北大地上的“九·一八”事变，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列强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世界东方形成第一个战争策源地。自立自强和威武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外敌入侵的历史，并以自身的丰富性和话语强度确立了思想语境和逻辑前提。这种基于民族和人类忧患因而在实践上具有强大驱动力和向心力的抗争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更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反法西斯的人格气节作为群体意志的升华，更可以说是爱国主义与世界和平理想的一种反观。

当采取不抵抗时，“九·一八”事变后的第4天，发出了“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的号召。抗日反蒋的怒潮在全国工人、学生和城市人民中迅速掀起。9月26日，上海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参加人数在20万以上。9月28日，北平各界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参加的有250多个团体，约20多万人。大会通电全中国，要求“改定外交方针，认定日本为目前中国最大敌人”，实行“对日宣战”，在中国“厉行对日经济绝交”、“组织抗日义勇军”、“国内各方停止内争，一致对外”。11月25日，前往南京敦促出兵抗日的学生达两万多人。12月5日，北京大学示威团在南京街头举行示威，被军警包围，学生被打伤30余人，被逮捕185人。到12月7日，上海各校学生1 500人举行示威，声援北大学生，压迫学生爱国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责任感和敏锐性，高呼“抗战到底，维系国脉于不坠”[1]555。民族资产阶级发出了“万般有罪，爱国无罪！”的呼声。全国各城市的爱国工商业者也宣告对日实行经济绝交，致使当年日本对华输出减少了63.8%。民间的自发武装“大刀会”和“红会”奋起抗战。1932年9月，内蒙古特委发表《为纪念“九·一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告蒙汉劳动群众书》，号召蒙汉各族人民组织起来，武装抵抗日本侵略者[2]16。这一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内蒙古各族人民在绥远成立“反帝大同盟”、“农民抗日10人团”等。很多旗均派代表参加“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察哈尔地区还成立了“蒙汉抗日同盟会”。

二、英勇无畏和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精神

中国党始终把号召、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战视为崇高使命。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又在上海点起战火。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分数路由租界向闸北进攻，驻上海的十九陆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副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的直接领导下，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在上海军民的英勇斗争下坚持了一个多月，杀伤10 000多人，打得日军三易主帅而不能有所推进。蕴藻浜一处阵地上60名士兵，在危急的时刻，全体用火油濡湿衣服，负巨型，猛扑日军阵地，使敌军阵线崩溃，60人全部殉国。1934年11月24日,党员吉鸿昌在北平陆军监狱英勇就义。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的第一声响，中国全民族奋起抵抗，迅速形成了指挥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互相呼应，成为亚洲打败日本的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主战场之一。在中国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 威武不屈。从1931年到七·七事变前夕，日伪军在东北被歼灭的就有14万多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竭力挑拨各民族的团结，以实现其“分而治之”的侵略阴谋。“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政变政治态度的过程。”[3]335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太原等地的工人、学生纷纷成立了抗敌后援会，不少全国性的文化、学术、新闻和宗教界团体也派代表赴前线慰问。上海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各界的抗日组织更是风起云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七·七事变后不久，内蒙古除伊克昭盟、河套等地区和阿拉善、额济纳两旗之外，都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之下。日本侵略军在归绥策划成立伪“蒙古联盟”自治，以所谓满、蒙、回3个傀儡为旗号，煽动民族，企图肢解东北、北部、西北边疆，进而吞并全中国。1937年8月, 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动员蒙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的基本主张。这次会议在历史转变关头，着重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规定了党的战略任务和基本，对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建设新中国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团结一致和和衷共济的民族主义精神

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民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武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要求全国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党派和全国同胞组成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接着，中国党在北京及华北地区领导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蓬勃开展，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绥远各界人合组织了民族自卫委员会绥远分会，展开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蒋联共抗日。中国党从民族利益出发，主张在有利于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决这一事件，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1935年12月17日至12月25日，中国党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在于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决议强调指出：党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人民的力量以反对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时，应该坚决不动摇地同反日统一战线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倾向作斗争。接着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策略，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为了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中国党作出了极大努力：从1937年2月中旬到9月下旬，党和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5次正式谈判，结果都没有达成正式协议。为了早日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周恩来为起草《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于7月15日在庐山交给蒋介石，约定由通讯社发表。9月中下旬，国共两党举行了第6次正式谈判，22日，通讯社发表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2天，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宣告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指出：“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

四、自主和自力更生的进步精神

在中国党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下，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抗战烽烟遍地，势如燎原。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六届六中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强调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自主的原则，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的战略方针。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总部深入华北敌后，转战于太行山上，指挥根据地军民，同日寇浴血奋战。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坚持了皖南的斗争。1939年，第三支队与敌伪作战200余次，粉碎敌人5次扫荡。

1941年前后，由于日寇残酷“扫荡”和封锁，敌后区出现了严重困难局面，有些地区的军民不得不以树叶草根充饥。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42年12月，和提出了“组织起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区和敌后抗日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陕甘南边区军民首先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热潮。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在荒无人烟“南泥湾”的屯田尤其著名，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光辉旗帜。最终中国人民在中国党的领导下，创造了一系列适合平原、山地不同特点的作战方案，如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围困战、破击战等巧妙打击敌人。最终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扭转了百年来中国同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局面。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4]499。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共同御侮的人民战争。中华民族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个大国的尊严，唯有不忘历史，才能赢得未来。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向往，而且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敢于和善于斗争的高尚品格。铭记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从中获取智慧和启迪，从而更好地铭记民族光荣，增强民族自信，凝聚民族力量。开创未来，是为了同仇敌忾进而开辟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激励作用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合作和共赢的发展道路，以稳健自信的强国姿态迎向民族复兴伟大时代的到来。

[ 参 考 文 献 ]

[1] 彭明.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 [M]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

[2] 王维礼. 中日战争15年及其他 [M] . 文献出版社， 2000.

[3] 中国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M] // 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1.

[4] 论持久战 [M] // 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 阿茹汉】

【文献来源】https://www.zhangqiaokeyan.com/academic-journal-cn_journal-inner-mongolia-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social-sciences-edition_thesis/02012272678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