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德观念的起源

2011-05-31 22:34:39|  分类： 文化与治理|字号 订阅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期。中华文明中几乎所有的文化特征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这个时期的一个组显著的特征就是宗教的消亡。远古时期的宗教传统到春秋战国就消失的一干二净。人类社会中诸多的文明要素，例如人性，价值观，道德，法律等等原本以宗教的外衣出现的。宗教在中国消失后，这些文明要素随之失去了宗教观念基础的支撑，在中国以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个过程也让这些要素的性质发生了改变。道德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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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一词，源自老子《道德经》。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在老子道与德是两个概念，“道”指自然运行与人世共通的真理；‘德’是指人世的德性、品行、王道。“道德”二字连用始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从名称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道德观念来自春秋时期的哲学思想，和远古的传统以及宗教没有关系。这是和西方文化不同之处，在古代“道德”(Moral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Mores”，意为风俗和习惯，并没有宇宙规律发生联系。到了古典时期，希腊人开始认为道德来源于神，柏拉图是这个时期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到康德，这样的思想发展已经达到顶峰成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

       这是东西方的第一个差异。中国“道德”自横空出世之初，就在观念世界里占据着和宇宙自然法则同样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西方的道德从一种寻常的习俗开始，经过漫长的思想历程才意识到其背后的支配法则和支配宇宙的法则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第二个差异是道德的内容。就其具体内容来看，西方文化里的道德保持了源自远古时代观念的传统的一贯性，除了传统的诚实，正直，勇敢，乐于助人等行为准则方面，在对于道德本身的思辨过程加深和扩

大道德本身含义。在古典希腊，人们开始把道德与知识、思想情感联系起来。苏格拉底提出智慧即德行。亚里士多德则更注重美德与人类思想情感的结合。此后，对于道德和人类思想情感密切相关的幸福的理解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看见道德作为一个形上学的问题不是突兀产生的，而是一个人类思维和理性推演的结果。

        我们知道氏族社会留下的社会生活习俗特别是政治生活的习俗经过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宗教的变革，到了春秋时期已经消失殆尽。所以源自远古时代生活习俗的自然法和自然道德在中国文化里面也基本消失。因此法律，道德在中国都是和传统割裂开的。关于法律的割裂我曾撰文论述过。在道德领域，一些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美德，诸如正直，诚实等等在中国文化里面并没有得到张扬。中国人的道德观念领域，出于政治的原因基本上被儒家学说占据。可以说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与个人的意识形态的基础。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周天子治下那段时期，其标志的就是礼仪之邦。因此儒学的基本思想的主旨是礼，认为“礼”是构建世俗世界政治秩序的基础。儒家认为，完美的礼仪是远古时代圣人治下理想社会的标志。儒家学说表现出极强的世俗性和目的性，就是要为礼仪寻找其道德根基，并以此确定了中国人的道德规范。可以说儒家道德观念是以孔子心目中的礼为出发点和终点，也是以礼仪为表现形态而呈现出来的。因此很多中国人声称中国是礼仪之邦就是这种特质的反映。

        孔子谈礼的历史背景是，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降而为“自诸候出”，再降则“政在大夫”，三降则“陪臣执国命”，“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社会的等级秩序不复存在。孔子认为“复礼”是解决社会秩序的崩溃和混乱的方法。孔子竭力强调以礼治国的重要性，认为礼是“国之基”，“人之干”，“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左传》昭公五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其实对于孔子这样一个世俗的思想家来说，除了礼之外，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可以作为现实世界政治秩序的基础。

        但是谈论“礼”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春秋战国之前的夏商周时期，“礼”是宗教的产物。那么在宗教消亡之后再谈“礼”就必须为“礼”找到一个合理性的根据。

        孔子用“仁”做为礼的基石，认为礼是发源于人性的中的“仁”。所以仁是儒家思想体系中一个核心观念。仁的观念在孔子之前已经产生。春秋时，仁与忠、义、信、敏、孝、爱等并列，被看成是人的重要德性之一。在孔子这里，仁被从其它德性中超拔出来，并被赋予新的内涵，即仁是礼的内在根据，仁心外化而成礼，依礼而行而成仁。

        虽然说“礼”的基础是“仁”，但是抽象的“仁”的观念只能为抽象的“礼”构建一个虚拟的基础。真正为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构建基础，实际上是建立在血缘的等级关系上的“孝”。儒家的整套学说是建立在这种血缘等级关系的基础上。血缘等级关系在氏族社会里面是支配人的道德行为法则的出发点，以血缘关系为出发点的儒家思想，在本质上说是氏族社会的道德形上学。

        人们在血缘等级上的差异是家庭伦理的出发点，这种伦理是祖先崇拜的基础，同时形成的社会习俗也进入到文化的层面。当中国的政治制度在西周开始逐渐朝着我们现在熟知的宗法制度方向发展，家庭伦理随即被延伸到社会，从周公开始，到孔孟，儒家把家庭伦理延伸社会道德领域和政治伦理领域，发展成为一套中国特有的道德体系。血缘关系的等级序列，和君臣官僚的等级序列等同，构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礼仪是这种基础的的外在形式，寻找“礼”存在的天然合理性是中国道德体系的目的所在。

        每个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不同的血缘关系下是不同的。在一种没有宇宙创造者的世界观下面，祖先就是自身生命的创造者赋予者，因此儒家认为祖先、长辈对于后代、晚辈具有了某些绝对的权利，晚辈对长辈必须无条件服从。这是中国人观念世界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称得上具有绝对性的事情，是中国政治和道德的基础，是中国宗法制度的核心，一切家族权力和社会权力的根源。绝对的天子的权力——皇权最终的根结也在这里。

        长幼尊卑是中国家庭伦理的基础。即按照一个人辈分大小决定他在家族里地位高低。家庭内部的长幼尊卑被儒家强化为道德范畴“孝悌”，并且把这个基于血缘的等级演绎成师道尊严，进而延伸续到政治领域，形成“天地君亲师”一体的等级差序。把家庭中的“孝道”推广到社会政治领域，把晚辈对于长辈的无条件服从变成把自己的政治权利的无条件度让给君王。这一切都是在混淆了“天”的各种含义之后才行得通的。源于血缘的长幼尊卑作为儒家道德观之核心的封建“孝道”，构成宗法制度的基石。《礼记·乐记》：“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这种观念通过《三字经》成为一般人的意识：“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

        我们知道的是“孝”是中华文化传统中最重要的道德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最重要的观念，没有之一。在儒学的体系中，“孝”是用来构建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即所谓的“圣人以孝治天下”。

儒家强调“孝”是为了给社会秩序的根基、也就是政治伦理的“忠”奠定基础。“忠”在中国是政治伦理的基础，尽管它看上去像个道德领域的范畴。社会道德，家庭伦理，政治伦理这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在中国不是很早就被混淆了，就是当初就没有能力区分清楚。按说孝是属于家庭伦理的，忠是政治伦理，儒家所有的概念，诸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否有各自所适用的领域范围，好像也不予以关心。

        几千年来，对于孝这个中华民族的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的来源，人们普遍认同儒家的观点，即把孝视为发自人的天性，甚至作为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志。因此《十三经》中的《孝经》把孝当作天经地义的最高准则。后来北宋的张载作《西铭》，在《孝经》的基础上，融忠孝为一体，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把伦理学、政治学、心性论、本体论组成一个完整的孝的体系。

        如果我们仔细看看这个观念的发展，可以印证我前面几章关于中国思想学术的特征的归纳。对于中国观念世界的构造也能有个大致的了解。

        “孝”观念最早起源于殷商时期,起源于祖先崇拜。这种原始宗教形式至今在中国保持着完整的形态，在民间广泛流行。而且附加了很多文化上的涵义，诸如尊宗報本、文化教育、祈福、預兆等功能。孝最开始是宗教意义上的，从“孝,礼之始也”《左传·文公二年》，“众之本教曰孝”《礼记·祭义》，可以看出孝原本是指祖先崇拜所包含的仪式和观念，是对于逝去的祖先的灵魂进行沟通的一种形式。总体而言,“孝”观念起源于宗教，是“事鬼神”的，而不是“事人”的。

        对于孝观念的改造是周公。周公出于政治统治的目的，要对殷商的宗教观念进行改革，原因在于殷商的宗教对周人不利。他需要另外一套意识形态来为自己的统治建立到合理性。周公觉察到祖先崇拜里面的“孝”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观念。周公将父子兄弟之间血脉相通的至诚情感来重新诠释“孝”的意义，把“孝”称为“天赐民彝”,把违反“孝”的行为当成是“元恶大憝”。《孝经·圣治》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周公的意识形态蓝图：“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周公宗法制度的思想基础的雏形，孝在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没有孝的基础，就没有宗法制度的的大厦。“孝”开始了从“事鬼神”到“事人”的转化。

        这个转化的过程大致总是这样的：

        首先从一种宗教观念变成一种善行，“孝,善事父母者。”（《说文》）

        成为最高级别的伦理价值和道德价值“百善孝为先”，“夫孝,德之本也。又,天之经也,民之行也。”（《孝经》）

        用它建立一道道德善恶的分界线“孝”与“不孝”；建立一种非黑即白的道德逻辑。

        再进一步，父母和可以以此作为对子女约束的依据。父母可以利用孝道让子女的天然权利和自由意志无以存留，达到完全的人身依附。这就已经跨入家庭政治的领域了。

        至此，“孝”在观念拓展上已经具备了作为“忠”这个社会政治统治观念所需的立足点的要求。

        思想观念的推演展开完全是瞄准着既定目标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特点。

        相比于柏拉图苦苦寻找而不得的那个绝对的善，我们真的是幸运极了。中国人从来没有怀疑过建立在孝观念上的道德基础是否是绝对的、坚实的。人类究竟能否在一种感情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普遍的道德体系？这个世界上多数民族的道德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唯独我们例外。如果可以的话，怎能在“百善孝为先”的“孝”的观念下推导出来的“郭巨埋儿”这样、反自然的道德榜样？

        再看看这个过程里面的思维活动。“孝”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吗？它从宗教剥离出来，沿着情感，伦理，道德进入政治领域，没人对此感到奇怪。周朝宗教的思想遗产让我们只能以浑浊的目光看待外界，以至于我们压根就认为这些领域本来就是一回事。“鸦有反哺之孝，羊知跪乳之恩”、“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之类的论证方式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很有力量，没人觉得不妥。其实只要我们稍微思考一下自然现象就会知道，不论在动物界还是人类，新生的一代比垂垂老者更拥有优先生存的权利。那脍炙人口的“沉船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所描述就是这样一回事。

        “孝”的观念建立了，怎样推演出“忠”？原始人认为打雷是下雨的原因，因此巫师在祈雨的时候会击鼓模仿打雷。类似的，我们把“君君臣臣”和“父父子子”在字面上对仗工整了，发音上合仄压韵了，就真的认为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就可以用一样的法则来支配了。

        这样从“孝”概念出发，针对预定的目标，经过一串巫术式的类比推演，就建立了中国政治秩序的基础“忠”。祖先崇拜，“孝”，“忠”就构成了中国文化里面政治秩序的基础，是价值序列的基础。同时“孝”，“忠”进入道德层面成为道德范畴，然后再进入文化层面，成为文化生活的元素。

        在类似“孝”的概念“忠”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治秩序同样是存在等级的。在官阶等级上努力向上，占据更高的位置，和“寿”一样也是中国人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获得“禄”和“贵”的前提。个人在官场上的成功，其荣耀不单是个人的也是家族的。除了可以为自己带来禄和贵的好处，还能过光宗耀祖，衣锦还乡来体现个人生命中最大的价值，这是是荫及子孙惠泽万代的功绩，不但有了保佑子孙后代兴旺发达的能力，相应的使得自己的香火鼎盛。正因为祖先的丰功伟绩也是子孙后代生存资源，美化甚至神话祖先就成为崇古思潮的天然动力。

        等级的存在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不但和中国人的人生目的和幸福价值观念密不可分，同时也是道德的基础。你也无法想象缺少“忠孝”观念以后，中国文化还剩下什么。当年康熙下旨禁止教在中国传教，其理由就是一个“不忠不孝”的人就不再算是人了。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一个没有忠孝对象的社会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理解也无法想象的。即便进入现代社会，中国的统治者还刻意的执着地热衷制造等级，在原本没有等级的社会中人为地制造出等级，再来享受这种等级给各个级别的统治者带来的幸福。我们可以举出户籍制度这个实例来说明上述的论点。

        前面分析了，中国人的幸福观念是建立在纯粹世俗生活层面上的，没有任何精神上的东西，也没有什么道德上的东西。从观念的结构上看，中国人的道德同样是建立在天伦辈份之上的。它既是道德的基础也是幸福的基础，因此道德无法凌驾于幸福之上。每当中国人需要在面对道德和幸福之间作出抉择的时候总是困难重重。历史上和身边的无数贪官污吏汉奸卖总是在道德和荣华富贵的选择中，挑错了方向。对于幸福的追求无可指责，在幸福和道德观的关系是如此的情况下，即便是选择道德，其最终目的要的还是同样的幸福。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文人们持续不断地努力想要把道德至于幸福之上，也就是努力地把“忠”置于“孝”之上，但是无论理论还是实践这样的努力都是不成功的。

        中国的宗教和道德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关系。在中国道德不是发源于宗教，不是来源于神的启示和戒律。而是来源于儒家思想，具有先天的世俗功利性色彩，这是中国道德极为特殊的一个地方。

        尽管儒家和宗教无半点瓜葛，但是“天”的观念还是在思想体系里面扮演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也许是受到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方法的影响，“天”在中国人的思想体系中几乎成为思想观念的来源和成果的归属。因为在周公以后，天就是中国人关于宇宙万物和人类自身探讨的时候唯一可以依靠的终极归宿，能够找到的唯一的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范畴，是一切经验知识的归宿和一切对于世界的解释的起源。探求、解释天这个范畴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把我们的经验和观察连同臆想猜想对于天的各种解释就生成了诸如阴阳，五行之类的次级范畴，成为我们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工具。正因为如此，诸如天道，天理这些的这些打着“天”字旗号的东西被认为来自最高的人类意识范畴，非常容易地就成为支配中国人行为的正统意识形态。

        中国的思想史就是一个不断地往天上增添属性的历史。后面将要看见，天性，天道，天理，将逐渐浮出水面，进入到中国人的思想中，关于天的猜想也成为中国思想史的主要内容。在这些关于天的思想里面有些被按照现代学术观点，归纳成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认识论等等，成为我们的学术遗产。

        儒家的道德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强加给“天”的。如孔子说过“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西汉的董仲舒也认为，“今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也。”；他还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宋人周敦颐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宋明理学把儒家的忠、孝、节、义等道德范畴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实际上就是让儒家思想体系披上一件类似宗教的外衣，把儒学变成儒教。由于把支配人类社会和支配宇宙万物的规律混为一体，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依靠道德而不是法律在维系和约束社会生活的。在思想方法上道德成为一种绝对的东西，道德与非道德如同几何公理一般是非对即错非黑即白绝对真理或为纯粹谬误。在中国人的思维里，在所有的道德范畴，诸如好与不好，忠与不忠，孝与不孝等等之间都是对立的关系，没有中间地带，也没有调和的余地。

        实际上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两种道德，儒家倡导的以忠孝仁义为主要内容的道德和来自传统习俗的道德。后者是人类社会生活形成的被公认为值得倡导的风俗和习惯。属于这一类的道德，或者区别一下称其为美德的品行有：扶危济困，乐善好施，正直，勇敢，诚实，善良等。说这些是美德，是因为一个人身上体现的这些品行，有利于整个人类的共同体中每一个人。在这一点上和儒家道德有所区别，儒家道德并非是有利于社会全体，儒家道德在本质上是要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保障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我们称这些品行为美德是因为它稀少，我们不能苛求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都具备这些品行，它只在少数人身上呈现，因此才显得珍贵，才值得倡导。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并不因为不具备这些美德而愧疚，也不显得在道德上有所欠缺。作为平凡的社会大众一员，不会因为平凡而具有罪恶感，或者受到谴责。

        但是儒家的道德伦理不是这样，正是因为儒学倡导的道德内容被提升到形上学层次，在思想方法上道德成为一种绝对的东西。道德的含义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不再是一组社会认为好的行为规范，而是变成了一种人人都必须具备的德行，人人都必须应尽到的义务。在中国人的思维里，不作为就是对于道德的否定，对于孝不作为就是不孝，应该忠的时候不作为就是不忠，同样的不作为就意味着不仁不义。在儒家的道德范畴里，忠与不忠，孝与不孝等等之间都是对立的关系，没有中间地带，也没有调和的余地。道德与非道德如同几何公理一般，非黑即白绝对真理或为纯粹谬误。这样的观念让儒家的道德成为一种武器，道德杀人成为可能。

        一种思想体系所描述的道德，要成为一个国家的道德基础需要走过漫长的道路。

        儒家思想能够成为中国文明中的道德伦理基础，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儒家思想首先被作为了政治伦理的基础，进而演变为社会生活道德伦理基础的。一种思想只有披上宗教的外衣才能成为社会大众遵守的教条。在这个过程中儒家变成了儒教，儒家思想成为伦理道德教条。儒教顺利的填补了中国人在宗教信仰领域的空白。

        考察儒学怎样演变成国家宗教的，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文明的核心——思想发展的轨迹和作为知识精英的儒生的特征。（略过）

        汉人的精神世界是被儒教这样的宗教塑造的。儒教无论是崇拜的对象还是形式，还是形成的过程都注定它是工具性质的，本身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儒教本身认定的具有终极价值的东西就只有当下的社会秩序，个人幸福在儒教里是找不到的。儒教倡导的人生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只适用于一小部分人即“士”作为政治抱负。士的政治理想也只有借助某一个君主才能实现。对于处于祖先崇拜阶段的人来说，真正的个人幸福还是在“荣华富贵”所包含的那些内容里面。他们为主人服务的方式是入“仕”。有所谓“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的说法。士以学识才干换取俸禄，而他们的政治学说便是其入仕的敲门砖。这一点民间也有共识，所谓的“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文功武功货与帝王换来的不外乎就是荣华富贵。历史上众多的贪官污吏卖也只是在把自己的一身文武艺换取荣华富贵的时候找错了对象。当儒教成为国家宗教，主导了社会大众的话语权之后，由于社会大众认可的荣华富贵实际幸福和儒教的道德工具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这造就了中国人发自骨子里的双重虚伪性。这种虚伪表现在第一，我们信奉儒家学说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来自皇权的荣华富贵的奖赏，不信奉儒教的话可能会得到同样来自皇权惩罚。就像马戏团的动物，表演的目的是为了得到食物，至于表演的节目是何意义它们未必知道。特别是当人们发现奖罚的仲裁者裁判不是至高无上的造物主，而是周围和你我一样的同类，甚至某个道德败坏臭名昭著依靠弑君弑父得到江山的君王，这样的道德法则的约束力大打折扣。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人的性格里面从来都没表现出虔诚的一面。对于政治秩序的态度不是基于理性的认同而是出于对于的屈服。那种在宗教里面对造物主时候感受到神的启示而产生的发自内心的道德感召，以及随之而来的使命感更是距离儒家信徒很遥远。康德说的仰望星空和自己的内心是一个很深邃的思考，对于一个儒教徒的思想境界和理性空间来说，根本无法理解。第二，儒教所要求的修身养性本身就是违反人性的。儒家对于人性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人性的复杂和多样以及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出不同面貌远非儒家的人性善所能简单概括的。因此基于人性善断言基础上的道德体系，即便不谈其根基是否牢固，其具体的道德约束也未免能适应所有人。对于人的欲望的约束，特别是政治野心的约束是儒教的道德体系的特点，很多情况下，个人的欲望、个人的自由意志以及个利是很难界定的。修身养性需要人们隐藏伪装和修饰发自人性的欲望，长期受到儒教道德约束的中国人在性格上留下了特殊的印记。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世界舞台上进行对比，就能看出中国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内向封闭的性格，个人的喜好，观点，意见，诉求，立场等不太愿意表露，甚至根本就是没有。毫无疑问，这是儒教的道德和礼教的长期教化下对于人性压抑的结果，因为生活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面，伸张个人意志不但无用，还会徒劳地给自己增添麻烦。不动声色是中国人人生的最高境界，在达到这个境界的过程中，个人的自我意识，个人的自由意志，个人的政治经济权利会遭到严重的压抑甚至泯灭。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欲望则未必真正得到压制，历史上很多个人野心家一旦得势，表现出的张扬和跋扈和原来相比判若两人。

        被儒教塑造的 中国人的言行有一种双重性，言行和内心深处真正欲望之间存在着差异，尤其是在政治领域。中国的社会存在一种潜规则，语言和代表真正意图的行动是按照两个准则的支配。

        这种双重虚伪性在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在两千年的历史上，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那种嘴上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式的在中国层出不穷。历朝历代的官场现形录都是人性对于儒家礼教的嘲讽。虚伪，喜欢说谎和习惯性的接受谎言成为这个民族一大特征。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看见这个国家里面几乎每一、每一个人都在为着不同的目的说着空话假话。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里面道德的特征。儒家道德在中国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自我作秀的道具和攻击别人的棍子。在价值链条上，道德演变成工具性质的，不是终极价值观的一部分。所以当下在听到某人喊出以德治国的口号后，得到的是全国人民的一片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