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自珍别称:易简、巩祚。字号:字璱人号定盦。所处时代:清代。民族族群:汉人。出生地:浙江仁和(今杭州)。出生时间:1792年8月22日(壬子年)。去世时间:1841年9月26日(辛丑年)。主要作品:《辛巳除夕与彭同年同宿道观中,彭出平生诗,》《己亥杂诗》《咏史》《已亥杂诗》《鹊踏枝》等。主要成就:诗词、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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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杂诗》、《鹊踏枝》、《咏史》、《西郊落花歌》、《梦中作四截句其二》、《杂诗》、《杂诗》、《夜坐其二》、《杂诗》、《已亥杂诗》、《杂诗》、《已亥杂诗》、《辛巳除夕与彭同年同宿道观中,彭出平生诗,》、《咏史》、《己亥杂诗》、《杂诗》、《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別黃蓉石比部玉階》、《已亥杂诗》、《己亥杂诗》。
二、人物生平
书香门第龚自珍生于1792年8月22日(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世代官宦的家庭。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父龚丽正,字至极,号学路。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母亲段驯,著名文学家段玉裁之女。 年少有成龚自珍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大学》。12岁从其姥爷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15岁,诗集编年;1810年(嘉庆十五年),倚声填词,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 仕途不顺1813年4月,龚自珍再应顺天乡试,又名落孙山,7月,妻子因误诊卒于徽州府署。 1814年,龚自珍著四篇《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进行抨击。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他欣然加墨批点,认为他的论述正中当今政治要害,是别具一格的见解。后回徽州后参与父亲主持的《徽州府志》重修工作。 1815年,续娶安庆知府何裕均侄孙女何吉云。祖父病逝后与家人回杭州守孝。两年后返京,租住北京法源寺南。 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龚自珍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 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龚自珍应会试落选,28岁的龚自珍会试落选,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龚自珍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 从1821年(道光元年)起,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先后十几年。其间,他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 1829年(道光九年),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平定准格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 1839年(道光十九年)春,由于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 1839年6月4日(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离京。9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 执教兴学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但1841年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
三、思想体系
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龚自珍的第一个阶段 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大学。12岁从其姥爷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嘉庆十五年(1810年),19岁,倚声填词,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龚自珍的第二个阶段 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龚自珍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显示了他绝异的才能。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二十三年(1818年)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次年(1819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开始入仕,任内阁中书。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作品多伤时、骂坐之语。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同年,他开始戒诗。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龚自珍的第三个阶段 29岁至去世。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年),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继续担任低微的官职。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许多著名诗篇和散文名篇也写于这一时期。改革建议,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龚自珍墨迹政治学术思想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 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林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有时想以“搜罗文献”自慰,“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一生中因为政治改革而不得不退隐.
四、主要成就
政治《己亥杂诗》中的批判、呼唤、期望、集中反映了诗人高度关怀民族、国家命运的爱国激情。例如《己亥杂诗》中第一二三首,“不论铁盐不愁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妞那不生栽禾。”写出了作者对清朝不重视筹划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盐铁生产、税收和水利等问题,一味依赖东南的漕运,对江南人民加重剥削,致使农业生产凋敝,人民困苦不堪,危害国家经济的现实进行了大胆揭露和批评。再如《己亥杂诗》中第八七首,“故人怀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表达诗人对禁烟斗争的关注,对国家命运的关注。 文学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在他的诗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爪怒”、“灵气怒”等等,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写落花,使引起伤感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 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 龚词大部分还是消闲之作,抒写缠绵之情,成就远逊于诗。晚年他发现自己词的缺点:“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悔杀流传遗下女,自障纨扇过旗亭。”(《己亥杂诗》)。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股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使龚诗别开生面,开创了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不同于唐宋诗,实开近代诗的新风貌。龚诗在当时欣赏的人不多,它的影响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与思想政治内容结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 作为古文大家,龚自珍更为有名。其散文也与其诗歌的主要精神相一致,或“以经术作政论”,或直接批判揭露现实,或借题发挥,或通过论文、论事、记物、记名胜形势对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作批判讽刺,思想内容丰富而深刻。而表现方法也十分多样,或直率,或奇诡,散行中有骈偶,简括中有铺陈,语言瑰丽古奥。 龚文的表现方法一般很简单,而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有的直率,有的奇诡。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有的散行中有骈偶,有的瑰丽,有的古奥,甚至偏僻、生硬、晦涩。龚文区别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独特的发展,开创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风气。龚自珍的词也很著名。谭献认为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实际上,他的词没有摆脱传统词的影响,偏重于词的言情本性。 梁启超曰:“晚清思想之,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全集》,若受电然。”(《清代学术概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