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鼎孳人物

龚鼎孳生平：龚鼎孳是明末清初文学家，明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1616年1月5日）出生。安徽合肥人。崇祯七年（1634年）中进士，出任湖北蕲春县令，崇祯十二年任兵部给事中。赴京途中，结识南京名妓顾横波，携其进京，后纳为妾。初居宣北坊海波寺街“古藤书屋”，后迁至宣武门外大街，寓号“香严斋”。龚鼎孳祖父和父亲都颇有文名。而他少年早慧，十二三岁时即能做八股文，亦擅长诗赋古文。明崇祯七年进士，任湖北蕲水县令。后因张献忠有功，升兵科给事中。字号：字孝升号芝麓。所处时代：清代。民族族群：汉人。出生地：安徽合肥。出生时间：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1月5日）。去世时间：康熙十二年（1673年10月12日）。主要作品：《上巳将过金陵》《上巳将过金陵（三首选二）》。主要成就：“江左三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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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龚鼎孳的诗词 点此查看龚鼎孳的详细内容

《上巳将过金陵》、《上巳将过金陵（三首选二）》。

二、轶事典故

少年聪颖在安徽合肥，关于龚家的故事很多，不仅坊间口口相传，而且还收集在有关故事集里。 在龚大塘采访时，听到老辈人讲的两个龚大司马对“对子”的故事很有味道，一个是夸他从小就是神童，一个是损他徒有虚名。 据传龚大司马小时候非常聪明，读书过目不忘。有一年，其父送他去赶考，当时考生很多，要按顺序排队入场。由于他年幼人小，父亲只好将他架在颈脖上。轮到他时，主考大人见是一个小孩骑在大人脖子上，问明情况，随口出了一联：“小学生将父作马。”他不假思索地答道：“老大人望子成龙。”因为考生很多，他好奇地东张西望，主考大人又从《孟子》“古之为市者”句中出了“以左右望”一句为上联叫他对，他以《中庸》中第二十二章末尾一句“与天地参”来对答，非常贴切。这则故事至今仍为人乐道。 另一则故事说龚大司马有一年衣锦还乡，前呼后拥好不威风。快要进入合肥城门口时，马路中间有一个岁的小孩在用石头叠桥玩耍，旁若无人。差役上前一脚踢翻几块石头，喝叫小孩快快让路。这个小孩站起来质问差役：“为什么要踢我的石头？”差役大声喝道：“龚大司马到此，你小孩胆敢拦路，真是该打！看你是小孩，就免一顿打，快快滚开！”小孩不服气地说：“要我让路不难，你去请龚大人下轿来见我，我出个对联，他若能对出，我就给他让路，不然请他另走别处。”龚大司马要小孩当面出上联，小孩不假思索随口念出：“踢去垒桥三块石。”龚大司马搜肠刮肚，思索半天，一时竟对答不出，只好吩咐差役改道回府。 龚大司马回到府里后闷闷不乐，茶饭不思，他姐姐来看他，问他有什么不乐意的事情，为何心中不快？他把路遇小孩拦道出对联的事说了。他姐姐问明小孩出的上联后，就对他说下联可对：“剪开出路二重山。” 龚大司马一听姐姐对的下联真妙，喜不自胜。第二天又坐着轿子到了那里。小孩正在等他，问他是否对着下联了。龚大司马说昨天自己心里烦乱，一时没有想出，这上联有什么难对的，说着就念出下联。小孩一听哈哈一笑，说这不是你对的，而是一个女子对的。龚大司马问何以见得，小孩说只有女人常用剪子，“剪”字应当换个“劈”字，“劈开出路二重山”才贴切。两座山连在一起，用剪子能剪开吗？我只知道劈山开路，没有听说过用剪子剪开山的。龚大司马听了小孩的话，羞得满面通红，再也无话可说了。 孳龚湾巷在安徽省合肥市，龚大塘的出口处就是永红路，过去叫“龚湾巷”。龚家在合肥是大户人家，关于他们的故事自然也很多，最著名的就是“龚万巷”的故事。合肥市文化馆编著的《合肥民间文学》讲述了“龚万巷”的由来。 当年这里曾居住着两户相邻的人家。一家姓龚，家主为朝廷重臣，人称“龚大司马”；另一家姓万，家主为地方权贵，人称“万大老爷”。这两户人家虽相邻多年，但并不来往。好歹是左邻右舍，各走各的门，各用各的灶，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相安无事。 孰料这年，龚、万两家同时大兴土木，翻建房屋，均欲将各自山墙向外延伸，以扩大房基，结果引发了争吵。你不允我不依，一时间吵得天昏地暗，直吵到县衙老爷那里。龚、万两家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家，县衙老爷乃七品芝麻小官，岂敢轻易判决，以致官司迟迟没有结果。 龚家气愤难忍，派管家人持书星夜赶往京城，禀报龚大司马，希求龚大司马出面干预，以振族威，出掉这口怨气。远在京城的龚大司马接到家书后，起初确也很气恼，好在其妇人乃一知书明理之人，闻情后淡淡一笑而劝道：“相邻相争，只为一墙，何值如此。汝乃朝廷要臣，官居高位，对此区区小事，当大度才是，让人几尺何妨？” 龚大人闻妻言之有理，顿时息怒，随即付书一封，交管家人带回。龚家人接到龚大人来书，拆开一看，见书仅诗一首。词曰：“千里来信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还在，不见当年秦始皇。”龚家人见言，皆息怒默语，悄悄将与万家相邻的山墙拆除退后三尺。 龚家一反当初的举动，使万家很受震动，愧疚之余，也仿效龚家做法，主动将与龚家相邻的山墙退建三尺。这样一来，使得龚、万两家宅居间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人们便把这条巷道称为“龚万巷”，叫来叫去叫白了，就成了后来的“龚湾巷”了，即如今的“永红路”。

三、生平

龚鼎孳是明末清初文学家，明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1616年1月5日）出生。安徽合肥人。崇祯七年（1634年）中进士，出任湖北蕲春县令，崇祯十二年任兵部给事中。赴京途中，结识南京名妓顾横波，携其进京，后纳为妾。初居宣北坊海波寺街“古藤书屋”，后迁至宣武门外大街，寓号“香严斋”。 龚鼎孳祖父和父亲都颇有文名。而他少年早慧，十二三岁时即能做八股文，亦擅长诗赋古文。明崇祯七年进士，任湖北蕲水县令。后因张献忠有功，升兵科给事中。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龚鼎孳投井自杀，被人救起后辅李自成，任直指使，巡视北城。受吏科给事中，迁太常寺少卿。清顺治元年（14年），睿亲王多尔衮进京，龚鼎孳迎降，授吏科给事中，迁太常寺少卿，刑部右侍郎、左都史使等。顺治三年，曾受，但因皇帝赏识仍任原职。顺治十一年，因法司章奏过激，涉及满汉关系，被降职调用，下至南苑蕃育署管菜园。后又被贬去广州。康熙元年（1662年）官复侍郎。后历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会试下正考官等职。康熙十二年九月十二日（1673年10月12日）病卒。 龚鼎孳因失节丧操，不仅为明人所不齿，也为清人所蔑视。在明福王在南京建立政权时，曾制定过查办“从贼者”的制度，龚鼎孳就被列入了治罪名单，而清朝人也讥笑他“惟明朝罪人，流贼御史”，而多尔衮更是认为龚鼎孳“此等人只宜缩颈静坐，何得侈口论人”，“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讽刺他“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可谓无耻”。因此，龚鼎孳在仕途上便颇为艰难，往往是屡起屡仆，上下浮沉。康熙三年，才因其才名为世所重，方迁刑部尚书。龚鼎孳为人狂放不羁，反复无常。经常有不合时俗的举止，而受到当时人的讥笑。清人孙昌龄曾贬斥他说：“惟饮酒醉歌，俳优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顾眉生，恋恋难割，多为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哄笑长安。” 妻子顾眉号横波，原为南京秦淮名妓，不仅貌美，而且工诗词，画兰花，诗风清丽幽婉，画亦著名，有《柳花阁集》。当时以才艺双绝，与文人名士交游甚广而名动一时。后来龚鼎孳娶之为妾，深得宠爱，时称横波夫人。 《心史丛刊·横波夫人考》中有一则轶事说，龚鼎孳之所以投降李自成，接受直指使的职位，就是因为他“生平以横波为性命，其不死委之小妾”。可见龚鼎孳对顾的宠爱。他曾为顾眉生作诗多首，称她为“善持君”，被当时的文人戏称为“善持夫人”。 龚鼎孳沉溺声色，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在当时也很为人所非议，被孙昌龄责之为：“已置其父母妻子于度外，及闻讣而歌饮留连，依然如故，亏行灭伦。”在清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进一步加强封建，而竭力强调儒家伦理纲常的背景下，他的行为自然得不到统治者的赏识，而因“素行不孚众望”多次遭到清廷的降级贬职。 龚的元配夫人童氏却操行贤节远胜过了龚鼎孳。她曾两次被明朝封为孺人，在明朝灭亡后，龚鼎孳降清，她不仅独自在合肥居住，不随龚进京，而且拒绝接赏清王朝的封赏，同龚的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另一方面，他又因能保护文人学士，为民请命而享盛名，而且惜才爱士，对困厄贫寒名士常倾力相助。有“穷交则倾囊橐以恤之，知己则出气力以授之”的名声。又由于他富有才气，洽闻博学，诗文并工，因此，在文人中声望很高，时人把他与江南的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

四、诗词特点

龚鼎孳在清初颇具盛名，与钱谦益、吴伟业在诗坛上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三大家出处相同，均为《贰臣传》中人物，但在对三人诗歌的评价上，时人及后人均有低龚之意。综观龚诗，其中酬答、和韵之作较多确是实情。在《定山堂集》四十三卷中，三分之一多是此类作品，都标有“送”、“赠”、“和韵”、“次韵”等字样，但不能因此断定，此类作品俱是内容空虚的无病呻吟之作。作者以为，其实正是在这些作品中，龚芝麓自然地流露了出了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感，抒发的是毫无事先人为经营的真心实感。龚鼎孳诗中很大一部分是表现对仕清的自责与悔恨，也就是失路之悲。“失路”一词在龚诗中运用最多，其出现频率之高都是他同时代的文人集中所少见的。再如著名的《初返居巢感怀》：“失路人悲故国秋，飘零不敢吊巢由。书因入洛传黄耳，乌为伤心改白头。明月可怜销画角，花枝莫遣近高楼。台城一片歌钟起，散入南云万点愁。”在龚鼎孳大量的送别、怀人、赠答诗中，“失路”这一意象被广泛使用，凡表现内心忏悔、自责、沧桑、羞愧的种种复杂感情，他俱以此意象概之。如作于康熙四年的《老友阎古古重逢都下感赋》：“城南萧寺忆连床，佛火村鸡五更霜。顾我浮踪惟涕泪，当时沙道久苍凉。壮夫失路非无策，老伴逢春各有乡。安得更呼韩赵辈，短裘浊酒话行藏。”阎古古即阎尔梅，乃是龚之旧友，明亡后，阎因抗清被逮捕，两人多年未见。既而重逢，加以龚即将为阎了结此案，故惭喜交并，欲其他友人如韩圣秋、赵友沂等共来叙重逢之乐，此诗将龚面对老友时的喜悦、羞愧、表现得细微入神。面对老友、故人，龚鼎孳不掩饰对自己“失路”的内疚、自责与惭愧。在龚鼎孳的诗集中，除了失路之痛这个主题外，故国之思也是另外一个重要主题。在《如农将返真州以诗见贻和答》一诗中，就表达了龚对故国的强烈思念：“曾排阊阖大名垂，蝇附逢干狱草悲。烽火忽成歧路客，冰霜翻羡贯城时。花迷故国愁难到，日落河梁怨自知。隋苑柳残人又去，旅鸿无策解相思。”姜埰，字如农，明未因言事被遣戍，龚鼎孳曾三次上书相救。明亡龚入仕新朝，姜则坚守气节不仕，是当时著名的遗民。此时二人重逢，已是江山易帜，友仇皆散。“花迷故国”之愁、“日落河梁”之怨，形象而确切刻画出龚的复杂心态，即有对故国深切的爱恋，又有对自己李陵身份的惭怨。“故国”作为与新朝对立的意象和传统文化的载体，对其的追思与怀念即表现了贰臣对失路之行为的深切的忏悔，也表现了贰臣诗人与遗民共同的文化品格，这也是他们虽然政治立场大相径庭，但私交却甚笃的重要原因。龚鼎孳的故国之思可说是无处不在，无论是在热闹的歌舞场中、酒宴席前，还是在思朋怀友、伤春悲秋，都能引起作者浓重的故国之思。故国如同缕缕萦绕于心中的细丝，触一端而动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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